班天可:罗马法上的法律错误溯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8 次 更新时间:2013-09-04 08: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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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天可  

  

  可见,如果行为人因对法律的无知而错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几乎不可能受到保护。近代民法中,期限的错误通常不被看作是“错误”的问题,而是对起算点的解释的问题。如我国《继承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条文中使用的是“视为”,也就是说,即便受遗赠人能够证明没有表示是基于错误,也不可能获得救济。只不过在罗马法中,期间的起算点问题被当作“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的问题被统一处理。

  (六)小结

  上文的五类法律错误中,物的权属错误和非债清偿的案件不适用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而涉及法律强行性效果的错误,如刑责、时效取得、期间等则适用。适用最为严格的是期间,除了军人,几乎不存在例外。其次是刑责,军人、妇女、25岁以下的人和无经验的人可以成为例外。时效取得的案件中,“法律错误不带来利益”作为时效取得的限制手段只针对占有人,没有普遍意义。

  综上,罗马法上虽然存在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但适用范围有限。虽然不能断言上述区分一定不适用于意思表示的错误,但至少Haupt所说的以法律和事实的区分为核心的、适用于全法域的错误论是不存在的。

  

  四、“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前世今生

  

  就是这样一个依错误的主体(怎样的人)和客体(怎样的法律)而不断变动的、富有弹性的法律错误制度,在后世的继受过程中被加工成僵硬的法谚:“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为何会形成这样的局面?这不得不从注释学派说起。

  (一)注释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

  公开主张“知法推定”的是注释法学派的学者。上文曾介绍过,Azo误用了彭波尼的意见,得出“一切有关外部的错误都是真的错误(error probabilis)”的结论。Azo的理由是,内部的错误—如不知道自己享有某种权利—是无法证明的,因此不是真的错误,而对外部状况的错误则可以证明,因此是真的错误。但Azo的观点受到Accursius的修正,他引用保罗的“所有人都知道的时候,怎么会只有他不知道呢”的段落对“真的错误”又加以限制:如果错误基于重过失,外部的错误也不算真的错误。此后,Tregendes的“重过失等同于故意”的思想更加强了Ac-cursius的观点,因为根据Tregendes的思考,倘若所有人都知道法律,行为人怎么可能证明只有自己不知道呢。这样,Cuiacius将一切错误分为严重无知和正当无知,法律的错误和重过失的错误属于前者,因为两者都是对“所有人都应知道的知识”的无知。[40]

  自然法学派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基于不同的构成。Pufendorf认为,法律规定的行为中的错误应有别于自由决定的行为中的错误。理由是,立法者关心法律的普及,如果法律以适当的形式公布了就理应知道法律,不知道则说明欠缺必要的注意。因此,法律错误一般都是可以克服和避免的。当然,如果法律没有正常公布或远远超过公布对象的理解能力,那么要求人们知道法律就是不正当的了。[41]这样,自然法学派引入了立法者对秩序的期待,并以法律的公布为“人皆知法”的前提,这标志着“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在理论上的完工。但是在这一时期内,关于法律错误的学说争议始终停留在观念论的层面,完全无视具体的案型。[42]当德国的潘德克顿学者对罗马法的案例深入考察时,问题就暴露出来。

  (二)德国近代民法对“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反思

  早在18世纪,Augustin Leyser( 1683-1752)就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关于非债清偿的案件分歧比较严重,而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正是分歧的原因,该区分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毫无用处,此时应以帕比尼安的意见—“是导致逸失利益的错误,还是导致现实损失的错误”—作为标准。[43] Leyser的质疑开启了对法律错误的反思。学者开始意识到,“人皆知法”不仅在事实上不可能,在维持法律秩序上也未必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左翼学者Menger甚至讽刺说,“现如今,文明国家的法律塞满了图书馆,没有哪个人能通晓—哪怕是粗通—整个法律体系,要求所有的国民都知道法律是一切法律拟制之中最可笑不过的……该拟制所能达到的效果,无疑就是使下层阶级群众在受到法律迫害时更无助。”[44]

  对知法推定的反思在19世纪末期达到了顶峰,此时恰逢《德国民法典》的编纂。《德国民法典一草》第146条明确规定:“本法所谓错误,既指有关事实的错误,也指法律错误;本法所谓可免责的错误,指非基于过失的错误;本法所谓应识或应知,指基于过失的不识或不知。”其中,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一视同仁。此后的《二草》的审议过程中,《一草》第146条作为“多余的”(uberfluβig)条文被删除了。[45]

  (三)法律错误概念的现代意义

  “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教条在《德国民法典》立法时被克服,但若就此下结论说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毫无区分的必要,却也为时尚早。戏剧性的是,就在《德国民法典》施行的前一年,Rehbein提出,根据新的法典,法律错误(Rechtsirrthum)和事实错误应服从统一的标准(第119条),但法律效果的错误(Rechtsfolgeirrtum)则不适用第119条,理由是“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不涉及内容,而且(表意人·笔者注)在法律效果上没有意思形成的自由”。[46]随后,就在1902年,帝国法院在一则关于破产程序的案件中与Rehbein的观点遥相呼应。案件是这样的:A公司向X(原告)购买了一批蔺草,X还未履行完A就破产了,A的破产管理人Y(被告)依据德国旧《破产法》第17条写信给X要求继续履行,结果导致X的价金债权从普通破产债权(Konkursforderung)变成可全额请求的财团债权(Masseforderung],反而增加了破产财团的债务。帝国法院的立场是,法律效果的错误虽然不是动机错误,却也不是内容错误,所以不适用第119条,驳回了Y的错误抗辩。[47]自此,就法律效果错误的问题又形成了新的对立。这样,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并未如立法者所设想的那样销声匿迹,而是在小规模的范围内遗存了下来。笔者称之为法律错误的现代意义。

  所谓法律错误的现代意义,就是指任何人不得以错误为理由妨碍法律秩序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非债清偿的案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错误,因为即便允许行为人撤销清偿的行为,也不妨碍法律秩序的实现。例如,借款人不知道限制利息的法律而错误地返还了超额的利息,倘若以法律错误为由不允许借款人请求不当得利返还,反而与法律所欲达到的秩序相背驰。这也是《奥地利民法典》在第2条规定“自本法公布起,任何人不得以不知道法律为由而免责”之后特意在第1431条规定“即便是基于法律错误,非债清偿亦可请求返还”的原因。

  与此相反,法律效果错误的类型则符合现代意义的法律错误,因为法律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上附加的法律效果是法律秩序的体现,因而带有某种“正确性”,不能由当事人随意去除。[48]例如,贷款人不知道法律规定超过一定利率的利息无效,他能否以错误为由撤销借款合同?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必须斟酌法律错误的特殊性,尤其是被误解的法律(如利息限制法)的强行性程度,如果贸然地允许表意人撤销借款合同,可能会间接地违背惩罚高利贷、救济借款人的立法宗旨。然而,德国民法在第119条的立法时忽略了法律效果错误的部分,将法律错误的概念完全逐出了意思表示错误的评价体系。之后,遇到法律效果错误的问题时,不得不采用一分为二—即将法律效果错误一部分塞进内容错误,一部分塞进动机错误—的解释手段来敷衍。Schermaier评价说,这样做除了转移视线没有解决任何问题。[49]最坦率的解决方式是直面立法的疏漏,承认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仅在小规模范围内—即法律效果错误的问题上—仍有意义。

  (四)对我国判决的评释—代小结

  在梳理了“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来龙去脉之后,反观引言中的我国判决,不难看出这是典型的非债清偿型的案件。案件中,张某对王某并不负有侵权行为之债,却缔结了旨在给付的补偿协议。这种案件在罗马法上不是《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有关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适用范围;即便在“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形成之后,非债清偿型的案件也是最先被反思的;现代民法中,法律和错误的区别仅在法律效果错误的类型中有意义,而本案则不属之。因此,以“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的传统区分”为由判决补偿协议不可撤销,并求诸罗马法的做法,从法史学的角度看十分不妥。

  此外,本案的争点除了法律错误,还包括补偿协议的定性,两者密切相关。从案情看,张某签订补偿协议的动因,一是为了报答,二是出于误解。如果着重于前者,将补偿协议定性为赠与合同,本不会牵扯法律错误的问题。然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补偿协议即使是书面签订的,赠与人对未履行的部分也有任意撤销权,可以拒绝履行。为了规避该条的适用,法官对“赠与”作了限缩解释,否定了本案补偿协议的无偿性。[50]这样,赠与的问题不得不在错误的框架下解决。这样的文脉之下,法官援用了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传统区分,否定了张某的请求。从整体上看,本案的法官为了解决《合同法》第186条的立法残留问题,给出了一个和本案的案型全然不相符的正当化理由。

  

  五、结语

  

  罗马法中,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主要适用于对刑责、时效取得和期间的错误,而不适用于物的权属错误和非债清偿的案件。即便在区分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领域,法律错误也并非一概不救济,至于救济标准,各家众说纷纭。但是在法典编纂时,针对个案的结论被抽离于案件之外,成为抽象的命题,堆砌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中。在这些失真的法学家意见之中,后来的注释学派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保罗的意见作为理论基点,最终发展出适用于全法域的法谚: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不过,该法谚早在19世纪末就丧失了支配地位。如今,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在刑法中还在继续,关于时效和期间的法律错误的功能已为个别的规则所取代,意思表示领域的法律错误仅在法律效果错误的类型尚有意义。总之,“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谚语上不能代表罗马法,下不能代表近代民法,作为中世纪的产物它本不应该大张旗鼓地出现在21世纪的法律中,更何况是在一个和“法律的无知有害”最不匹配的案件中。

  

  注释:

  [1]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编:《北京民事审判疑难案件案例与问题解析》(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25 -429页。凡研究意思表示的法律错误,无论是赞成还是批判,都绕不开这个判决,如张露:《试论民事法律认识错误》,载《人口?社会?法制研究》2010年卷。

  [2]胡建勇:《意思表示“错误”之范围分析》,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6月27日C03版。

  [3]参见隋彭生:《合同法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李永军:《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11、512页。

  [4]参见胡吕银:《民事错误制度若干问题探讨》,载《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5]参见胡吕银:《民事错误制度若干问题探讨》,载《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不过,胡吕银副教授似乎没有注意到,“一分为二”的处理方式在德国法中只针对“法律效果错误” (Rechtsfeirrtum)这种特殊类型,而不能用以概括德国民法对整个“法律错误”(Rechtsirrtum)的态度。

  [6]罗马法学者周枏明确表示,罗马法中,法律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因为每个人都有知晓法律的义务,不知法律乃不知者的过失。”(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37页)。胡建勇法官的评释中有关罗马法的论述,明显引用了周枏的著述。这些论断究竟出自罗马法原典的何处,或者是否真的出自原典,由于周枏的著述中未标记出处,一切不得而知。

  [7]劳东燕副教授在《“不知法不免责”准则的历史考察》一文中对罗马法上的法律错误有所介绍,并认为“虽然罗马人有着相同的格言,但它从来没有运用于当时的刑法,而是仅仅适用于民事领域,并且只针对共同体中合理地被期待知道民法的那些人;对因地位或状况而对法律没有认识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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