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1956年10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

——“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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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大约在夜晚(即主席团刚刚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和通过平等关系宣言),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

  

  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会议记录表明,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而对赫鲁晓夫随后发言的记录是:“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是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147]这说明30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了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31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由明尼赫(M ünnich Ferenc)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如果纳吉同意可以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与铁托(J.Tito)会谈,向中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通报信息等。主席团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148]以后苏联对事情的处理大体就是按照赫鲁晓夫的以上安排进行的。

  

  显然,档案文献的记载证明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尽管目前还无法看到在危机期间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事件的全面分析及其变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发现,实际上,中国官方的观点从10月27日第一次刊登匈牙利事件的消息时,就称之为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的游行及其制造的“武装暴乱”,所不同的只是对匈政府行为的评论。在11月2日之前的报道对纳吉政府比较客观,言辞中还有表示支持的意思,从11月3日开始变调,不断批评和指责纳吉政府的做法。[149]由于受到过去宣传的影响,人们大多以为苏联出兵是因为纳吉政府背叛性地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求援。实际上,纳吉因阻止苏军向匈牙利逼近未果而宣布中立是在11月1日晚上,而此时苏联早已决定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了。[150]至少在11月4日卡达尔新政府在苏联坦克护卫下进入布达佩斯之前,苏联对纳吉的态度主要是认为他软弱,无法控制局面,所以最初还考虑让他参加由莫斯科组织的新政府,而中国的估计则要严重得多。[151]

  

  说到毛泽东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30日电报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史料显示,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据匈牙利外交官拉德瓦尼(Radványi J ános )和骆亦粟回忆,郝德青大使与卡达尔的私人关系很好,后来他曾告诉卡达尔,他早就看出纳吉的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甚至认为米高扬与纳吉政府的交往以及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都是错误的,并确信只有军事干预才能解救这种状况。11月1日晚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郝德青,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纳吉说由于苏联违背华沙条约,他的政府决定退出该条约并宣布匈牙利中立,但他恳请郝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匈牙利新政权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府成员多数也是共产党员。现在苏联又要插手,派军队开进布达佩斯,那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郝德青允诺他将把被告知的一切立即报告北京。但实际上郝在此之前已经建议北京,请求给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后来毛泽东本人证实,由于郝德青的建议,使他改变了态度。在1959年5月5日与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见中,毛泽东向明尼赫强调,匈牙利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不小。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对1956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指着坐在陈毅后面的郝德青说,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1956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他追述到,在那年的10月底,中国使馆报告说,反革命势力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那么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152]

  

  至于影响莫斯科决定第二次出兵的其他外界因素,很多研究者注意到美国的态度。例如10月2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Dulles)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称,美国并不把苏联的卫星国当作潜在的军事盟友。第二天,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又把杜勒斯的话重述了一遍。10月29日,美国大使波伦还特意请苏联领导人注意这种说法,甚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Eisenhower)在10月31日的电视讲话中又重述了一遍。[153]这无异于告诉莫斯科,美国不会出面干涉匈牙利问题。此外,与匈牙利危机同时爆发的苏伊士危机,一方面如赫鲁晓夫所说,使莫斯科不能容忍在中东失去控制后又在东欧丢掉一块阵地,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使莫斯科下定了决心——西方在集中精力处理中东危机时已经无暇顾及东欧的事情了。[154]当然,莫斯科盟友的立场也并非不重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10月30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与匈牙利党和政府的立场不同,意大利共产党仍坚持“把暴动看作是反革命事件”,匈牙利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向着反动的方向发展”。[155]同日苏共中央还接到报告说,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格拉西莫夫(Glashimov )在前一天曾非常尖锐地指出,匈牙利政府的许多行动是不正确的和敌视苏联的,关于苏联军队必须撤出匈牙利的声明则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156]还有学者指出,匈牙利事件对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使克格勃非常担心:这一骚动如果不尽快平息,将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连锁反应。[157]不过,就影响苏联二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而言,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相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次要的。

  

  11月1-2日,就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穿梭游说的时候,[158]朱可夫迅速制定了再次攻占匈牙利的“旋风”战役计划,并得到主席团会议的批准。[159]米高扬回到莫斯科以后坚决反对马上采取军事行动,他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目前不要与(匈牙利)军队闹翻”,“再等10-15天”,“局势一旦稳定下来,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反对,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还特别强调:“中国人已经表明了我们不能撤军的意见”。会议决定维持31日的决议,对匈牙利实行占领。米高扬最后提出,“还有3天考虑的时间,同志们可以出出主意”,应该继续与纳吉政府保持接触。[160]但是,一切都晚了。11月3日下午,在布达佩斯的50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馆避难。[161]当晚24时,由科涅夫元帅指挥的12个师、总兵力达10万人的驻匈苏军已经全部完成了战斗准备。莫斯科时间11月4日晨6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162]

  

  结论: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和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希望变革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了苏联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暴动提出的退让政策,马林科夫提出的加强农业发展的方针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等等,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悄兴起。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斗争接连不断,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感到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然而,保守势力的存在,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推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荡。[163]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联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之间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但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就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与其说是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波兰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借波兰危机迫使苏联承认以前的错误并发表了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平等宣言。[164]另一个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

  

  实际上,中共不仅在匈牙利危机的最后关头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就是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也有这种担心。[165]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166]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同莫斯科最初对波兰局势的判断失误一样,北京后来对匈牙利局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纳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处理危机时缺乏远见,举措失当,但从来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至于后来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武装干涉的做法逼出来的。

  

  如果说到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那么可以认为,放弃武装干涉波兰和第一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而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本文更注意的,不是讨论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或主张,而是提出这样一个结论:恰恰是中国所强调的两个处理危机的原则在莫斯科的决策中得到了最终体现。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正是因为如此,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才会进一步扩大,声望才会显著提高。1957年1月周恩来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的穿梭外交,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1月16日中匈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匈方为缓解紧张局势希望由中国出面提出建议,并促成匈波、匈南双边会谈。[167]波党中央则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专门考察中国党和群众的关系,学习中共的“群众路线”,甚至波兰军队在其建设中也开始采用中国军队的经验。[16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169]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

  

  2004年5月完成初稿

  2004年8月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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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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