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1956年10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

——“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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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气氛稍许平和了一些。米高扬阐述了苏联代表团的看法,强调指出苏联在民主德国领土拥有武装力量,因而对八中全会后可能在波兰发生的变化并造成苏联同这些部队联系困难甚至中断的局面表示担忧。米高扬表示苏联方面绝对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莫洛托夫则表现出更为强硬的立场。波兰方面解释说,八中全会后所推行的政策和变革只会密切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加强而不是削弱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还是强烈要求除增补哥穆尔卡外,波党政治局不得作其他人事变动。这一要求得到罗科索夫斯基等保守派的支持,但遭到哥穆尔卡等人拒绝。

  

  此时,波兰内务部开始不断得到苏军从西面和北面向华沙前进的消息,并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不过,波兰人一时无法判断苏联的举动是已经决心进行武装干涉,还是想以此施加压力,迫使波兰让步。在这种微妙的时刻,任何莽撞的决定都只会引起更加复杂和危险的结果。

  

  哥穆尔卡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向苏方提出了抗议。赫鲁晓夫谎称是以前布置的军事演习,并答应立即停止。会谈继续进行,除了波兰领导层的人事问题,又在波苏关系中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迟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下午6时,奥哈布返回全会,向中央委员们作了简要汇报,并建议因需要连夜与苏联人进行会谈,全会推迟到第二天上午再开。晚饭后双边会谈继续进行。这时,并未停止前进的苏联部队还在缓缓向华沙迫近,而为数不多的波兰武装力量部队根据罗科索夫斯基的指示也在向华沙移动。此前,罗科索夫斯基曾向赫鲁晓夫表示,如有必要使用武力逮捕那些反革命分子的话,他将随时听候莫斯科的吩咐。与此同时,得到苏军行动消息的华沙工人、学生纷纷涌向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强烈谴责苏联干涉波兰内政,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改革派,要求贯彻民主化。[63]苏联使馆及时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断言在华沙即将爆发一场真正的叛乱,示威游行具有危险性和反苏性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关于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到会场。晚9时,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等待苏联人尽快做出决定。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特别是在18日晚得知苏联代表团执意要来华沙时,就已经考虑到苏军可能进行武装干涉,并有了军事准备。华沙军区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成立了两个司令部——军事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其任务是监督苏联部队的调动并及时向政治局报告,波兰的海军和空军也制定了反击苏军的作战计划。内卫部队甚至接到命令:在必要的情况下逮捕苏联代表团。一些工厂和学校也建立起纠察队和自卫队,并得到了武器装备。[64]此时,必须做出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经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失去了对波兰大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苏联将不得不进行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20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65]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新华社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证明,苏联仓促做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66]此外还可以断定,中国的因素在这里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此时并不知道中共的态度,甚至中共也还没有得到苏联将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消息。[67]

  

  当华沙剑拔弩张时,北京似乎还很平静。关于19日苏联是否通知中国准备在波兰使用武力的问题很重要,这涉及到毛泽东是否出面阻止苏军调动以及中国的反应是否对苏联决定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史料中的不同说法做出判断。

  

  据说,10月18日尤金大使接到莫斯科转来的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后,紧急约见毛泽东,但毛泽东没有立即见他。[68]19日,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十分紧张。[69]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

  

  另一种说法是骆亦粟和吴冷西提供的,据他们回忆,尤金19日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吴冷西说:2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向苏联提出警告。晚7时,毛泽东接见尤金说,“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吴还回忆说,22日毛泽东听到苏联已经撤军的消息时又说,这主要是在波兰遇到了坚强抵抗,但中国党的表态对此也有一定影响。[70]由于吴冷西当时列席政治局会议,所以他的说法在中国广为流传。[71]但在笔者看来,此言疑点颇多。首先,说中国收到了苏共中央关于出兵干涉波兰的通知,这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及目前看到的通知内容不符——那里根本没提出兵的事。其次,说尤金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问题,与逻辑不符——尤金不可能违背莫斯科的指示而私自将军事调动的机密告诉中国人。

  

  最后,如果毛泽东没有得到苏联出兵的准确消息,怎么可能劈头盖脸地指责苏联领导人呢?[72]退一步讲,即使毛泽东在20日晚上(华沙时间20日中午)对尤金表示了中国反对出兵的意见,正如吴冷西自己分析的,这个消息对于20日凌晨苏联做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因为那时苏联代表团已经返回莫斯科。所以,上述回忆史料如果没有档案文献加以印证,是难以被接受的。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在19日夜间决定停止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还不知道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别说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就是中国驻波使馆,当时都不知道毛泽东对波兰形势的看法。

  

  对于波兰问题,中共中央主要有两个信息来源,一个是大使馆,一个是新华社,但二者的看法完全不同。前者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后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比较接受新华社的估计。[73]早在10月12日,新华社的报道就对波兰的局势发展持乐观看法,认为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波兰出现了“如狂风般的空前广泛、空前热烈而又空前深刻的全民性的政治、思想大讨论”,目前波兰全国上下“都在积极设法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和缺点。大多数人们并未失掉信心,人们仍然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虽然在这场大讨论中有过一些偏差,而且目前也存着一些矫枉过正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其主要结果是积极的,正确的。”[74]中国使馆人员无法像新华社记者那样活跃在民间和街头,因此消息就闭塞得多,而王炳南大使与波诺马连科私交甚笃,对波兰局势的看法也深受其影响。[75]至少在10月23日之前,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新华社记者谢文清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我个人认为,苏共代表团的到达,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知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在华沙到处可听到这种不满的言论。”而大使馆在这篇报道上加了按语说:“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76]这就表明此时使馆还不了解中共中央的立场,也没有得到有关的指示。事件过后不久,王炳南在给中国留学生作报告时承认,使馆当时对波兰八中全会前后形势的判断与中央的估计不一样,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77]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讨论。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片段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会议研究了在波兰的军事演习问题(但从记录看不出讨论结果),还决定准备从波兰召回苏联顾问的文件,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波兰问题。记录还显示,这时莫斯科已经意识到驻波兰使馆在对奥哈布和哥穆尔卡进行评价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为慎重起见,会议最后决定邀请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莫斯科进行商议,并拟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专门去中国通报情况。[78]

  

  在2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尽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N.Bulganin)还在犹豫,但赫鲁晓夫已经倾向于对波兰采取让步政策,他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拟定并通过了给波党中央的信,同意撤消隶属于波兰安全部门的苏联顾问机构,召回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会议再次提出,”召开一次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时间确定在23日,并通过了给各党中央的信。信中只提了一句”鉴于波兰的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还说要派一架专机来接中国代表团。[79]会议当天,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通了电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80]显然,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对波兰的基本政策已经确定,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工作以及如何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81]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82]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83]由此看出,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主要是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同时保证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

  

  与此同时,大约是在10月21-22日,中共也向波兰方面表明了对波兰国内政策的倾向性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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