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1956年10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

——“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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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各国传播以后,一时众说纷纭,思想极为波动,很多人表示要看看中国党如何表态。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29]波兰人还常以羡慕的口气对中国留学生说:“你们中国革命是自己搞成功的,又是大国,斯大林不敢命令你们,你们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决定政策的。我们是小国,一切都要听从别人。”[30]匈党中央委员、驻苏大使波尔多茨基(Boldoczki )称:中共八大提出了许多新的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匈党对此很有兴趣,十分重视。匈党中央书记科瓦奇(I.Kov ács)说,八大文件中很多东西值得匈牙利学习、研究,特别是中国党成功地把广泛的民主与坚强的集中领导相结合。应当学习中国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能广泛团结全国人民各阶层的经验。[31]如果说过去人们赞赏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现在也开始关心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了。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主张向中国学习的基本上都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派人士,他们往往拿中国与苏联对比。与保加利亚各界对双百方针所持的保留态度不同,波兰人总是用赞佩的心情谈论这些问题,他们说,中国党和斯大林的作法完全不同。中国党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斯大林的理论是“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在波兰非常流行,受到极大的赞赏,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简直是家喻户晓。[32]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则真诚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意图的真实反映。这在匈牙利社会激起了广泛的亲华热情和同情心,以至在匈牙利发生危机时,大部分市民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人们在布达佩斯街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和我们站在一起”。[33]据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Y.Andropov)报告,格罗在解释“部分匈牙利劳动人民,甚至党内人士对苏联表示冷淡的问题”时说,在许多党内反对派看来,“似乎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阻碍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发展,而中国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就没有个人崇拜现象”,“所以现在就应该以他们为榜样,而不是以苏联为榜样”。[34]还有,纳吉被迫引退之后认真研究了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问题,他在阐述自己的纲领时也特别注意到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万隆会议的五项基本原则“不能仅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或者两大体系之间的斗争,必须扩大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关系中”。[35]这与中共后来在处理波兰危机时的主张不谋而合。[36]

  

  看起来,东欧各国,特别是那里的改革派是可以接受中国了,问题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指挥的苏联的态度。

  

  中国与苏联

  

  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上半年。[37]尽管苏共二十大的做法令毛泽东有些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和所有共产党头上的这块大石头(或曰“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波匈事件发生一年后,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尤金(P.Iudin )说:“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局面,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38]对于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在内心是赞同的,如果仔细品味毛泽东在1956年3-10月对内对外的讲话,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固然,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的提法以及批判斯大林的方式等问题上,中共确有不同看法,这些情况莫斯科通过外交渠道也已经有所了解。[39]过去人们把这些分歧看得很重,似乎这就是中苏分裂的起点。[4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苏论战时期双方互相指责的过激言论的影响。其实,任何盟国关系中都会有分歧和矛盾,而且时时都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就要分裂。况且,后来导致中苏反目的根本原因与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并没有什么关系。[41]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强调的主要还是以前斯大林在中国问题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和现在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4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A.Mikoyan )访华,毛泽东明确告诉他,“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42]5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尤金时,虽然原则上肯定斯大林在多数重大问题上执行了正确路线,但谈的最多的还是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些错误“可以写一本书”了,只是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毛泽东在谈话结束时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并感慨地说,二十大“结束了对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的问题了”。最后,毛泽东又高兴地总结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43]

  

  从苏联方面来说,《人民日报》的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转载后引起普通读者极大兴趣,“一般的反应都很好。最普遍的反应,是认为这篇文章有说服力,写得公平,分析得全面深刻,把问题说清楚了”。而官方则“准备把全文重新翻译一次,与苏共的文件一起编入一个供全党学习的小册子”。[44]此后,中国的意见越来越受到苏共中央的重视。同时,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骚乱和党内讨论时表现出来的强烈反叛情绪,也使苏联领导人确实感到“捅了娄子”。[45]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其中的说法已经十分接近中共的观点——“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开始慢慢刹车了。[46]到年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时,苏联广播电台选出最有名的播音员广播,并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47]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理由是“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组织群众和对群众做政治工作)。

  

  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民族特点,中共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和方针。

  

  中共党组织的许多方面值得认真研究,尤其是八大之后在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于是,1957年6月,苏共中央决定派出一个由15-20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中共访问学习。[48]苏共派人到兄弟国家学习党的建设的经验,这还是头一次,足见中共在莫斯科心目中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49]

  

  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50]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51]后来也有波兰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52]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按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里涉及三个问题。第一,苏波两党在华沙会谈期间(19-20日),赫鲁晓夫关于停止苏联部队向华沙进军的命令是如何做出的;第二,苏联代表团回到莫斯科以后(20-23日),关于放弃对波兰进行干涉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三,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23-31日),为调解苏波关系、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做了哪些工作。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53]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54]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55]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56]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57]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不断高涨。在15-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决定,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包括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K.Rokossowski )元帅。[58]波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W.Komar )将军[59]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A.Ponomarenko )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60]

  

  10月18日,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人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19日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推迟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均遭到拒绝。哥穆尔卡后来向周恩来讲述的情况与此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情况:在苏联的压力下,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两个决定:(1)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2)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俄国档案显示,通告的全部内容是:“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在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方面出现了尖锐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L.Kaganovich)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B.Molotov )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显然,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只提到代表团去波兰的必要性,而根本没提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经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G.Zhukov)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61]俄国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62]

  

  10月19日早晨7时,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华沙,随行的还有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I.Konev )、参谋长安东诺夫(A.Antonov )和一大批高级军官。哥穆尔卡与波兰领导人赶到机场迎接时,遭到了赫鲁晓夫气势汹汹的指责和呵斥。经过短暂的争吵,波兰人拒绝了赫鲁晓夫关于延期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双方随后来到代表团下榻的贝凡德尔宫继续会谈。

  

  在激烈的争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说要对波兰进行“强制性干预”,哥穆尔卡则冷静地表示,如果苏方继续进行威胁就中止会谈。因当时波党所有中央委员正在另一幢大楼的会议厅等待全会开始,苏联代表团被迫同意波兰领导人先去主持全会开幕式。10点钟大会正式开幕,首先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增选哥穆尔卡等四人为中央委员的决定,政治局还建议由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然后,奥哈布简单通报了苏共代表团来波的消息,并建议为继续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而休会。大会仅进行了半个小时。此后在贝凡德尔宫进行的波苏两党会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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