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效俭:见证中国七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2 次 更新时间:2013-07-03 20: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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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晖  

  而有趣的是,在这个事件的全过程中,美方得到中方很好的合作。

  芮效俭回忆道,当时他将信息转告中方,中方表示已经进行调查,“银河号”上没有美方所说的化学品,问题在美方;而美国情报界坚持认为他们的情报是准确的,是中方不诚实。由于华盛顿不相信北京说的话,最后导致双方的对峙,美国舰机尾随跟踪“银河号”,局势更趋紧张。

  芮效俭谈到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他见面时,很严肃地对他说:“大使先生,我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告诉你,我们调查过这个事件,船上没有你们说的化学品。”当时芮效俭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态,赶紧报告回华盛顿,但没能改变情报界的态度。芮效俭说:“我非常生气,很努力地试图推动事情转机,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不可能既同意银河号接受检查,又给我们虚假信息,那很不能令人信服。”最后的检查结果证明,是美方的情报有误。

  芮效俭强调,这起事件对美中关系有很大的破坏性,最后多位涉事美方官员因此被革职,实际上就是承认美方对此事处理失误,但问题在于,此事给中国人产生很坏的印象—即美国是个傲慢的国家,不能恰当地与中方打交道,虽然双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进行着合作与沟通。他说:“当时我作为大使,必须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尽管内心也怀疑我们的信息是否准确。”

  

  危机三:李登辉访美

  

  1995年6月7日至12日,李登辉访美掀起了芮效俭任上美中关系的第三次危机。芮效俭认为,这是因为美方内部出现严重误判。

  曾经担任处理台湾问题的副助理国务卿的芮效俭判断,美国政府不会阻止李登辉访美,因为如果美国政府阻止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李登辉访美,就会被认为是对台湾的不尊重,这样会激起美国国会的反对,国会那一关就过不去。

  尽管如此,芮效俭相信,应当严格区分美国如何对待中国领导人的正式访问与如何对待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领导人的非官方访问。由此他认为,应当让江泽民先来访,在江泽民得到外交礼仪对待后,再批准李登辉来访。不过这样的话,李登辉访美的日期势必推迟。

  当时华盛顿的政治环境仍处于“六四风波”之后对中国不利的氛围中,许多官员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来访,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他们不愿冒这个风险,也不允许李登辉来访。因此美方官员就告诉中方:李登辉不会访美。然而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案,支持台湾领导人来访,美国政府最后一刻突然改变了主意,允许李登辉来访。

  芮效俭认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美方先告诉中方不会有李登辉访美,而后又改变了立场;二是美方设立了规矩,规定李登辉访美期间不能从事与政治有关的活动,而实际上又无法执行。因此这个访问就难免对美中双边关系造成损害。芮效俭说,当时他正要从美国驻华大使位置上离任,处理这个问题觉得很棘手。

  芮效俭指出,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好的,并没有想给李登辉官方待遇,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在此访背后起了作用。没有江泽民来访,体现美国如何礼遇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官方访问,以此形成鲜明对照,中方就很容易将李登辉来访解读为美国违背了与中方的协定。

  

  美中较量最惠国待遇

  

  1992年大选,老布什总统被克林顿击败,作为老布什任命的大使,芮效俭那时不知道是否还会在驻华大使位置上干下去,但他尽力悄悄建立中国政府与克林顿政府的沟通的管道,在克林顿就职之前,就促成中国副外长刘华秋访美,与即将入阁克林顿政府的高官会面。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将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美中关系在1993年进入了困难期,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争执不断,但1994年5月克林顿最终还是决定将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

  芮效俭指出,虽然他个人不太赞同在人权问题上没有取得美国想看到的进展就脱钩,然后又到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案谴责中国的做法,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终究使两国关系得以向前迈进,美国国防部长、劳工部长、商务部长先后访华,到1995年春天芮效俭离任时,美中关系基本上重新回到“正常关系”的型态中,但马上又发生了李登辉访美的事件。

  芮效俭转任美国驻印尼大使后,美中高层互访的势头得以持续,终于导致1997年江泽民访美,1998年克林顿访华。然而随后发生的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以及克林顿因性丑闻面临弹劾,都使得美中关系遭遇波折。

  轻车熟路地梳理着美中关系的这些脉络,芮效俭说,美中关系就是这样,起起伏伏,作为美国的使者,他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职责允许的范围,推动美中关系向好的方向迈进。

  

  现代中国今非昔比

  

  1999年11月,卸任美国驻印尼大使回到美国的芮效俭出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直到2001年1月底退休,他在美国国务院服务了45个春秋。1996年芮效俭被授予“职业大使”(career ambassador)称号,这是美国国务院给资深外交官的最高荣誉,1956年设立至今,只有54人获此殊荣。

  从公职上退休后,芮效俭出任“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Inc.)副主席,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2008年5月起主持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

  芮效俭说,总共去过中国多少次已无法计算,但退休后的这些年,他基本上每年都要去中国5、6次,参加各种外交学术交流与访问活动。至今芮效俭已经去过中国三分之二的省,他说自己尤其喜欢名山大川,也喜欢中国的多元文化。

  童年时在中国经历过日本人轰炸,见证过中国内战,后来看到中国长期与世隔绝,直至重返中国,亲身参与美中建交过程,终于见到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芮效俭承认,这些经历影响着他的中国观。他表示,自己一直大声说出中国的状况在持续改善之中,虽然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样受益。他说:“当你看到战时的中国,内战的中国,看到中国人曾经饿死,当你看到现在的中国,你会不由自主地想,中国在很多领域取得了进步。”

  芮效俭说,1978年当他刚重返中国时,上海与他1950年离开时相比,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今非昔比,上海已经是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尽管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还很大,福建与江西相邻,但福建远领先于江西,去贵州就更感觉不同,但现代化的进程在中国随处可见,比如交通运输系统比以前大大改善。坐过上海浦东机场到市区磁悬浮列车的芮效俭表示,有机会想坐一次京沪高铁。

  

  练中文爱看武侠小说

  

  芮效俭最近在他威尔逊中心的办公室里接受我的独家专访。当我问他成为“中国通”(old China Hand)的秘诀时,77岁的芮效俭开玩笑:“首先必须得老。”然后正色道:“中国通”自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要很谨慎,他们的一大特点是,对自己有多了解中国方面表现谦虚,他们宁愿不断地学习和了解中国,而不是以专家自居。

  芮效俭强调,“中国通”必须能够理解中国人是怎么看待问题的,要学位换位思考。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同意中国的立场,而是意味着能够理解不同观点,这样才能找到共同地带。

  中文流利的芮效俭认为,中文好对成为“中国通”是有助益的,但不是最重要的,美国有些很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文未必很好,更重要的是良好的判断力,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从小在中国就学中文的芮效俭,1950年回到美国后一度疏离中文,但后来进美国国务院工作,到乔治城大学师从后来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王冀,重新学习中文,并且到台湾进修。因为要被派往前苏联工作,芮效俭也被派去学俄语,但他说自己不喜欢学俄语,在台湾学中文的必修课是读《人民日报》,但他也不喜欢。芮效俭发现,保持中文阅读水平的妙招就是找自己喜欢看的有意思的书。在台湾时,芮效俭跑书店去买中文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看,直到现在他还有一个小小中文图书馆,到哪里任职,就把小图书馆带到哪里。平时出差旅行,经常会带上一两本有趣的中文书,在旅途中阅读。

  互联网时代,让芮效俭觉得中文词汇变化太快了,有时候与中国人用中文交流时,发现他们新词百出,听不懂,会感到有些尴尬。在他当驻华大使时,根本就没有“网络攻击”这个词,而现在却成了美中两国的热门词汇。

  中文熟练使得芮效俭常能从中国官方表态细微的用词变化中捕捉观点微调的蛛丝马迹,比如在南海争端中,芮效俭就从中国外交部声明首次使用“声索方”(claimant)这个词,判断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争端上并非毫无商量余地,而有可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喜欢中餐,也是芮效俭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另一个爱好。芮效俭说,在中国工作时,中餐是他的主食,美式餐食反倒成了休闲点缀。回到美国后,曾一起跟他在中国生活过7年的太太,偶尔也会在家给他做中餐,他们还经常上中餐馆吃饭。芮效俭表示,自己还喜欢中国艺术,家里收藏了不少中国工艺品。

  

  少年在华成长影响中国观

  

  在美国外交学界,一度流行“弑龙者”与“拥抱熊猫者”的区分。芮效俭认为,这是那些喜欢走极端的人互相打标签用的,但最好都不要走极端,关键是要理解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不管中美两国谁对谁错,都要处理好这个关系,而不损害两国的根本利益。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上,有些领域就容易与中国合作,有些领域则要批评中国,反之亦然。

  芮效俭说,只要你站在中间立场上,就不用担心被贴标签或者受攻击。他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边,也乐于继续保持在中间地带。他说:“就像当年我在苏联任职4年,正处于‘冷战’高峰,美苏关系很差,但我尽力使美苏关系不要从‘冷战’恶化成‘热战’,就不会干扰我与一个有很大分歧的国家打交道。”

  当我问:童年和少年在中国的生活是否对您的中国观有影响?芮效俭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自己从小的玩伴是父亲所在的金陵大学里中国教工的子女,父母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中国人,那时还有一些中国大学生住在自己家,有些友谊是终生的。他说,在中国成长的经历,使得他既不会神化中国人,也不会妖魔化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人类的一部分,有好人,也有坏人,有诚实的,也有不诚实的。知道了这点,就不容易走极端,不会认为“中国的月亮比外国圆”,也不会因为中国某些地方不如人意就严厉指责。

  第二,从小父母总是教育自己尽量从好处去想别人,看别人有什么优点。有时候人们想做好事,却以错误的方式,也就是好心办坏事,不要因为其做事的方式是错的,就完全拒绝他的好意。芮效俭说,这对他后来的职业外交官生涯很有帮助,因为国与国的关系也是这样,要努力了解对方的真正意图,而不只是看表面的方式。

  作为最后一位在华担任外交官的美国传教士的儿子,芮效俭承认现在的美国外交官,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很多是公事公办的职业外交官,但他认为,随着到中国留学、工作和生活的美国学生越来越多,当他们最终进入国务院工作时,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有了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对中国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就不会完全是公事公办,会更多地在工作中融入生活阅历与人文情感。“中国通”的特质之一就是愿意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说,中国外交官也一样,现在有这么多中国学生在美国长期生活和工作,对美国社会和权力运作更加了解,将来如果他们从事外交工作,就更容易沟通。这就是为什么两国人文交流和教育交往非常重要。

  

  最敬重邓小平坚韧不拔

  

  两度派驻中国,从外交官职务上退休后,还经常穿梭于美中两国,并参与美中“二轨对话”,芮效俭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历任领导人都见过面,有些交情还不浅,比如邓小平就多次与芮效俭见面。

  问他最崇敬哪位中国领导人,芮效俭把邓小平摆在第一位。他说,邓小平做了困难的事情,而且做得好,将中国带出“文革”,与美国建交,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胆之路,并且朝那个方向持续前进,使中国以当代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现代化迈进;邓小平也率先垂范,为降低中国领导人的平均年龄和中国领导人的机制化交替做出了巨大贡献。

  芮效俭最欣赏邓小平拿定主意、认准方向要做的事情,就坚韧不拔地去推进,碰见障碍时,也许会放慢脚步,但一旦时机来了,就会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1989年后当人们对中国的方向感到悲观时,邓小平南巡使中国重新回到了他设定的方向上。

  芮效俭尊敬朱镕基,认为他是一个出色而有成效的领导人,领导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他既强硬,又愿意随机应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芮效俭也喜欢江泽民,他说,江有西方领导人不具备的品质,好奇好学,爱提问题,在西方国家参观技术公司时,总是不断地询问,而不像西方领导人,不爱发问。

  芮效俭还提到中国80年代末的价格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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