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默海:国家建设视野下的社会稳定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4 次 更新时间:2013-06-30 23: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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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默海  

  完全可以用“天价维稳”来形容,维稳经费年年破纪录说明社会越来越不稳定。由于“维稳”的需要,中国警察数量在快速增长。从警力编制的发展来看,国家正规编制干警数量已经由改革初期约60万发展到 140 万左右,另外还有约 40 万地方编制的干警,2004 年被中央一次性转化为国家编制。基层派出所的数量也从20 世纪80年代末的37000 个左右发展到后来的52000 个左右。除此之外,武装警察的数量也是相当惊人,还有众多的协警和保安。

  罗列上述材料意在说明,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合法性危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自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农民对于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明显下降。农民是社会大众中最庞大的群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国社会稳定不稳定首先看这一群体稳定不稳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当前我国政治、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呢? 马丁·李普塞特的合法性危机观点来分析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合法性的危机是变革的危机。因此,它的根源必须从现代社会变革的性质中去寻找。在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期间,合法性危机可以分别出现在以下两种条件下: ( 1)主要的保守组织机构的处境在结构变革时期受到威胁; ( 2)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他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系统。在新的社会结构建立以后,如果新的系统不能在时间长得足以在新的基础上确立合法性的时期内,满足主要团体(基于 ‘有效性’) 的期望,则会出现新的危机。”[5]55 -56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也证明了“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危机”这一观点。旧的政治系统灭亡,是由于遇到了不能解决的合法性危机;新确立的政治系统也同样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因为它所面对的是旧的合法性原则已破,新的合法性原则还未真正能够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可、接受和服从,只有新的合法性原则的主导地位确立之后,新的政治系统才可以说是渡过了合法性危机。

  我国的变革采取的是渐进转型模式。这一模式虽然避免了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动荡,但政府和执政党的合法性相比改革开放前也丝毫不因渐进改革而有所增强,相反,其合法性却有所降低。改革开放前,政府和执政党对合法性的诉求对象主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领袖个人魅力。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用安德鲁·文森特的话说,一方面,它使某种行为和安排合法化;另一方面,使人们在某种目标下凝聚和团结起来。[6]93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夸大意识形态在合法化过程中的作用,应当认识到,它们顶多也只能是一种符号和象征而已,而且,当意识形态提供的未来理想模式与现实发展状况形成巨大反差时,人们就会有理由认为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骗人的说辞而已,到那时,意识形态就会伤害到统治者的权威,给合法性造成危害。在这方面,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很好证明,它不但给国民经济、民主法制、教育、科学、文化带来巨大破坏,而且给全民族带来空前的思想混乱。在十年“文革”期间,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文革”结束后不久,党内和社会上一部分人散布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和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怀疑进而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府的权威随之受到挑战的佐证。国家建设的每一个行为都要从原有的意识形态中寻找合理的解释,事实证明已不可为。要么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要么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是摆在后续领导人面前的当务之急。

  在改革开放初期,执政党从发展经济、加强稳定和促使国家统一三个方面来增强政治合法性。特别是把发展经济和推动改革开放,看作是重新获取合法性的最重要手段。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了实现国内稳定,必须防止发生任何动乱,在国际上创造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和平环境。国家统一也是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正如1982 年 9 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所说:

  “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7]12 -13

  毛泽东思想作为合法性的来源,此时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必须寻求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新时期合法性的来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即是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的结果,它们被概括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仔细分析这个理论,不难发现有两条核心线索贯穿其中。从合法性内容调整的角度看,其一表现为,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的转变;另一表现是,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前一个变化反映在国家功能与国家能力建设方面是,国家开始关注民生问题,执政者不得不考虑公共福利问题,尽管从本质上讲我们国家还不是福利国家。公共福利问题的出现多少促进了大众公共福利观念的崛起,人们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向国家表达福利诉求。后一种变化带来了权利意识的崛起,国家通过制度化建设部分地确认了公民权利,公民利用这些制度反过来抵制政府。总之,从国家建设的角度看,合法性内容调整在合法化国家功能与国家能力的同时,它也为社会的集体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国家建设的参与危机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最基本的表现,并且体现了人民治理国家的民主原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必须吸收这个国家的公民参与政府决策。不只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公民参与的危机,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公民参与率不高、参与水平低的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一方面要回应公民因权利意识的觉醒而引发的强烈的参与愿望,一方面还要顾及到因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公民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这个矛盾可以用亨廷顿的“制度供给不足论”来加以说明。制度供给不足是指相对于民众的政治参与而言,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较低,以至于未能为公民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或者政治体系难以及时吸纳公民的社会需求,并将之纳入制度化的轨道。[9]51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之所以出现社会政治秩序不稳定、群体性事件频发,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落后,不能将社会需求纳入日常的制度化轨道,以致形成社会矛盾的积聚和总爆发。制度供给不足论有时也被称之为“参与危机论”。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 30多年我国在政治制度朝着民主化方向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政权类型也逐渐由一党威权向民主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方面,公民参与的内容、形式和途径都比改革开放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政治参与报告 ( 2011)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公民参与的形式和途径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 1979—1981 年为第一阶段,公民的政治参与由“文化大革命”的盲目政治热情下的政治运动式的政治参与,改变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性化、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1982—1994年为第二阶段,公民政治参与带有重要的“路径选择”特征,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参与形式、认真摸索适应中国国情以及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参与方式和全面限制政治参与以此来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后,我国最终选择了第二种路径,积极发展群众自治就是选择第二种路径的代表性事件; 1995—2003年为第三阶段,公民的政治参与方式带有明显的创新特色,选举方式上出现了海选和公推公选,创造了如村务公开、城市社区建设和网络参与等一些新的参与平台; 2004年以来为第四阶段,公民的政治参与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向制度化和法治化发展,在选举参与、人民团体与群众自治组织参与、政策参与、接触式参与等领域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上述公民政治参与的变化,一方面说明我国公民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公民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大大增强;另一方面显示出我国政治制度的包容性、整合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然而,我们也不能无视我国现在的政治力量与结构还不能满足公民日益高涨的参与愿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还存在很大不足,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与阻力。这正是当前社会频繁发生群体性抗议的制度性因素。从政治学原理上看,群体性抗议是一种利益表达的形式,这种利益表达方式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是前者还是后者,取决于具体的抗议者的行动和政治环境。当抗议者的行动是采取和平的方式且被政治环境所接纳,这样的抗议行动就是合法的;反之,则是非法的。

  为什么群体性抗议大多发生在处于社会低层的农民中间?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结成真正的利益集团,没有话语权,无法强有力地表达利益诉求。而已经形成利益集团的群体大都是强势群体,像绝大部分农民、失业者、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这样的弱势群体根本无法与他们“同台竞技”。这些弱势群体不得不采用抗议示威的办法来表达利益诉求,因此,抗议示威有时被看作是社会中“无权无势”集团的一种策略,这是十分恰当的。当前我国社会中 “弱势者”群体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受到阻滞、在参与公共事务上极不充分;公共权力的行使又缺乏明确的限制,从而不时对他们造成 “合法的伤害”;再加之迟钝的体制对于他们的社会性伤痛不能有效及时地予以回应。久而久之,群体性抗议事件就会多起来,并且大量的群体性事件采用非法的暴力方式进行。在当前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的报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十分普遍的集体暴力现象。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公民合法的参与机制缺失或者合法的参与渠道受阻滞。

  日益增多的群体性抗议事件说明社会面临严重的参与危机,尽管游行、结社、抗议示威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但政府从来没有真正落实过这项权利。归根结底,参与危机的出现,也是国家重建的产物。国家在领导经济和社会转型时,也为群体性抗议提供了工具,创造了机会。首先,公民参与热情的高涨,是和国家对公民权利的界定、尊重和保障有关。没有国家,就无所谓公民权;而没有公民权,也谈不上有民主和参与。其次,公民参与热情的高涨与信息社会的形成也有着正相关。研究公共领域的学者们认为,公民社会是民主的一部分,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为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工具。信息技术也促进了政治参与,有助于传统精英民主向大众直接参与转变。互联网促进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当然,信息技术也为各种类型的群体性抗议活动提供工具和资源。

  

  五、作为结论的几点建议

  

  上述国家建设四个方面的危机,是造成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因此,要追求社会的稳定,就要从解决国家建设上着手。这是解决群体性抗议事件频繁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之道。

  第一,解决国家的渗透性危机,必须建立起完全意义上的宪政制度。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总的权利 ( 力)的量是一个定量,而公权力、社会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则成反比例关系。在这三种权利 ( 力)中,私权利是基础,公权力和社会权力均为手段。这三者间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市场和经济生活中占据的权力过多,提供的服务过少。要达到三者的和谐,就必须建立起宪政制度,政府必须在法律的规制下与市场发生关系,必须在个人自由、社会自治、市场优先的前提下发挥作用。

  第二,解决国家建设的分配性危机,必须发挥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经济的发展是长期的工作,如何在现有经济状况下保证社会的公平公正?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调节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分配的均等化,缩小城乡、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确保社会弱势群体以及贫困地区的居民都能得到相对公平而有基本保障的发展机会。

  第三,解决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必须再次进行 “合法性”的转型。如上文所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政权合法性危机: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政权合法性基础从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或者领袖的个人魅力转向经济表现和物质激励或者革命遗产; 第二次发生在 20 世纪 90年代初,政权合法性基础逐渐转变为经济增长、稳定和民族主义。当前,我国正在面临着第三次政权合法性: 首先,国家由于能力下降而无力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其次,社会群体性事件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增大,组织性日益增强,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后,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造成了政权的深度合法性危机。因此,政权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取决于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取决于正式程序规则和使民众形成正义感。

  第四,解决国家的参与危机,必须重视制度性参与不足的问题。首先,要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性的制度化手段。其次,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改变目前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渠道。再次,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性机制。

  

  参考文献:

  [1] 蔡定剑,王占阳. 走向宪政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1.

  [2] 谢岳. 抗议政治学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3][美] 弗朗西斯·福山. 国家构建: 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美] 迈克尔·罗斯金. 政治科学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1.

  [5][美] S. M. 李普赛特.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 燕继荣. 政治学十五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 邓小平文选 (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8][美]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北京: 三联书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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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岭南学刊》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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