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梅汝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1 次 更新时间:2013-05-08 20: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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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进入专栏)  

  但在1949年以后作为“旧司法人员”基本上闲置在一边(当时吴学义是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1957年“大鸣大放”中因为在报纸上对自己的处境发表了意见,因而在随着而来的“反右”中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作品发表。

  又如,同是赴美国留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杨兆龙(1904—1979),在上世纪30—40年代可谓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了《改革现行诉愿制度之商榷》(1932年)、《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1934年)、《论三审制之存废或改革》(1936年)、《欧美司法制度的新趋势及我国今后应有的觉悟》、《法治的评价》、《领事裁判权之撤废与国人应有之觉悟》(以上均为1937年)、《最近德国宪法上分权制度之变迁》(1940年)、《宪政之道》(1944年)、《法学界的贫乏》(1948年)、《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1949年)等一系列论着。但建国后,也因为是“旧司法人员”而倍受冷落。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因为发表了《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1956年)、《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1957年)等学术论文而被打成上海法学界的头号右派。之后,同样也不再看到其有什么研究作品问世了。

  再如,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钱端升(1900—1991),是20世纪中国最为优秀的宪法学家之一。他的一批奠定中国宪法学以及政治学学科基础的作品,如《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年)、《德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府》(均为1934年)、《比较宪法》(1938年)、《民国政制史》(1939年)等,以及数十篇论文,也都是在30—40年代出版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其他旧法人员相比,他的处境要好一些,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了院长之职,但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之后也同样没有什么研究成果面世了。

  以上一些事例说明,要避免梅汝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未能完成的这种遗憾,不仅要在国家基本政策的层面上吸取“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不让这种悲剧重演,而且要在具体政策以及操作层面上真正培育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令人倍感欣慰的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较彻底地清算了长期统治我们党的左倾思潮,消除了一直压在中国知识分子心头的心理和生理重负,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也获得了真正的发展,中国新一代的法学工作者,也终于有了一个安全、有序、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

  在这种良好环境下,梅汝璈(包括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的未竟事业,现在都已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余先予、何勤华所着的《东京审判始末》一书;1987年,由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一书出版(江苏古籍出版社版);1988年,梅汝璈的遗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其儿子梅小的整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1994年,由徐志耕所着《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中国人事出版社版)一书出版;2004年10月,由中央电视台编辑(邓建永、张焰、刘勇三等执笔)的《丧钟为谁而鸣》(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书出版。同年4月24日和8月23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和山西大学法学院,都为梅汝璈先生举行了隆重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梅汝璈先生的日记也即将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所有这一切,我想,既是中国法和法学走向文明和进步的一个标志和缩影,也是对梅汝璈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大的安慰。

  

  何勤华,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资料来源于:中学历史在线、历史在线纵横、历史人物、人物春秋、正文,余炎舟收集整理,见http://www.ls11.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7548&ArticlePage=2。

  [2]资料来源于:中学历史在线、历史在线纵横、历史人物、人物春秋、正文,余炎舟收集整理,见http://www.ls11.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7548&ArticlePage=2。

  [3]资料来源于:江西新闻网http://www.jxnews.com.cn/n945/ca656702.htm,2004年4月29日,作者张洪。

  [4]资料来源于:江西新闻网http://www.jxnews.com.cn/n945/ca656702.htm,2004年4月29日,作者张洪。

  [5]方进玉:《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载《望》周刊,1986年第6—7期。此文后作为附录被收入余先予、何勤华著:《东京审判始末》(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

  [6]除了法袍外,梅汝璈生前另一件最珍惜的物品——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原稿,现都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内,作为历史的见证,时刻警示后人永远不忘过去的屈辱岁月。

  [7]资料来源:http://info.datang.net/M/M0633.htm。

  [8]笔者的这一统计,主要依据了民国时期的各种法学刊物。在核对原文时,得到了范忠信先生的帮助。顺便说一句,范忠信先生目前正在编辑《梅汝璈法学文集》一书。

  [9]近两年,关于梅汝璈的事迹,国内许多网站和报刊都有介绍,除以上所引者之外,主要者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档案信息网,清华新闻中心,清华博学网,清华新闻网,梅汝璈、肖侃纪念馆网页,法学时评网,复旦新闻,今晚报新闻中心,黄河新闻网,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政府网站,清华大学法学院校友会网站,《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人物》,《法苑》,《望东方周刊》,《江西画报》,《央视论坛·探索·发现》等,主要作者有严玲霞、冷凝、冯劲涛,“勇敢的心”,田亮、chaker、梅小、方进玉、徐百柯、肖山、王玉杰、高耀彬、陆茂清、陈淑梅、吴中匡、凌寒等。

  [10]前引方进玉:《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载《望》周刊,1986年第6—7期。

  [11]资料来源:江西新闻网http://www.jxnews.com.cn/n945/ca656702.htm,作者张洪。

  [12]方进玉: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2002—04—30http://my.szptt.net.cn/fanyt/blsy/rwcq/rwcx74.htm。

  [13]方进玉: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2002—04—30http://my.szptt.net.cn/fanyt/blsy/rwcq/rwcx74.htm。

  [14]关于梅汝璈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心理活动,其儿子梅小在回忆文章中论述道:“先父本是一介书生,思想、行为带着明显的清华烙印,对于个人的升沉显隐、进退穷达并不在意,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祖国的千百万同胞经过长期而惨烈的抗争,在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终于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审判者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在国际军事法庭上,而先父个人又有幸承担了这一使命的时候,那么,‘郑重将事’(先父日记中语),勉力而为,不辱使命,便成了惟一的选择。当然,这样做,需要专业知识的准备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在梅汝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暨国际法发展新动向论坛上的发言》(2004年4月24日)来源于:梅汝璈、肖侃纪念馆网页http://cn.netor.com/m/box200407/m39126.asp?BoardID=39126。

  [15]方进玉: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2002—04—30http://my.szptt.net.cn/fanyt/blsy/rwcq/rwcx74.htm。

  [16]如中国古代最早的黄帝征伐蚩尤、商汤征伐夏桀等,就是以这种理由为据,故得到了各诸侯国的拥护。

  [17]梁淑英主编:《国际公法》(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页。

  [18]如本文后面所述,将非正义(非法)战争认定为侵略战争,并对侵略作出充分讨论界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1924年《国际争议和平解决议定书》、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面世之后的事情。

  [19]在“莱比锡审判”之前,同盟国首先提出了一个896名重要战犯的名单,交给德国政府逮捕和审讯。德国政府多方抵制,先将名单人数缩减到45人,而实际受到审判的只有12人,经法庭判罪的只有6人,其处刑也特别轻,自6个月至4年不等。在判了刑的战犯中,有两名还越狱逃跑了。

  [20]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没有停止过为在东京审判中被判死刑的战争罪犯翻案的活动,不仅将东条英机等7名被处绞刑者供奉在靖国神社中,每年定期参拜,而且在地方上也卷起不小的翻案浪潮。梅小在回忆他父亲梅汝璈为什么要在20世纪60年代写《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时说:在50—60年代,日本右翼中特别活跃者当数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担任过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后来又出任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的自由民主党要人清濑一郎。在他的主持下,日本某些人筹资1500万日元,于1961年在名古屋市为被处绞刑的7名大战犯树立了一块庞大的纪念碑。此公当年在法庭上曾代表全体辩护律师发言,宣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建不合法,11国法官都不具备审案资格,战败国军政领导人对战争不应负个人责任……其荒谬、陈旧的国际法观点,矫情、无赖的态度和作风,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恶劣的印象。对于此人的活动,先父是颇为警觉的。

  [21]详细参见梅汝璈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二章第三部分,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22]我们从本书最后由梅小所写的后记中获知,保存下来的梅汝璈的记事便条上构思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由七章构成。除已经出版的四章外,当时其他章节的写作也已经开始。

  [23]梅汝璈在阐述这个问题时,还引用了纽伦堡审判时杰克逊检察官的一句话:“法律的进步是要那些猜测错误或通晓太迟的人们偿付代价的”。

  [24]梁淑英主编:《国际公法》(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页。

  [25]Kelsen,Peace hrough Law,p.107;Smith,Law and Customs of the Sea,pp.176—180.

  [26]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条。

  [27]当然,由于本书没有能够完成,故关于量刑时的法官会议的情况我们就知道不多了。这确是一个无法弥补的令人痛心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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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05年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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