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

——读《<呐喊>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4 次 更新时间:2013-04-07 19: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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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发了1905年俄国革命,这场革命及其失败为新的革命谱写了序曲;同一年,在流亡的中国人之间,爆发了“革命与保皇”的大辩论,鲁迅后来师从的章太炎就是这场辩论的中心人物之一。因此,这里描绘的“幻灯片事件”以及由此触发的所谓“弃医从文”的转变,正好发生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昨天读的《破恶声论》,以及《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就是这一转变的产物。

  

  四、释梦二:什么是鲁迅文学的根源?

  

  “弃医从文”意味着医学之梦的破灭和文学之梦的开始。“幻灯片事件”是鲁迅文学的起源。中国的鲁迅传记都是这么说的,但最近起了疑惑,而疑惑的根源是日本学者的追问。这个追问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实证性的,即日本学者把那时候的电影片、幻灯片搜罗出来,竟然没找到鲁迅在文中描述的那个“画片”。他们找到的只是一些类似画面的照片。因此,根据这些考证,他们推断“幻灯片事件”是虚构的。第二个方面是心理分析的,竹内好发表于1944年的著作《鲁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提出了怀疑-他不是怀疑是否存在幻灯片,而是怀疑鲁迅并非因为看了幻灯片才“弃医从文”。“弃医从文”,从救治身体到救治灵魂,这是一个启蒙主义的说法,按照这一说法,鲁迅的文学就是启蒙的文学,而竹内好对幻灯片事件的质疑是对鲁迅文学作为启蒙文学的质疑。实际上,那些有关幻灯片的实证性研究也在不同的角度上为竹内好的心理学-哲学解释提供了证据。

  竹内好所以要质疑“弃医从文”的意义,是与他的“回心说”密切相关的。按照他的看法,1912年到1918年的沉默或作为消沉者的周树人才是鲁迅文学的起源,因为在沉默中,他发现了鲁迅文学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回心”。弃医从文是转向“回心之轴”的开端,而 “回心”的完成则是在呐喊前的沉默之中。竹内好用这个宗教的字眼描述思想或信仰的某种原发自本心的根本性变化,以与“转向”相对立。在日本语境中,什么人被称为“转向者”呢?比方说,一个人原先是一个保守的右派,等到革命大潮来了,他或她便成了左派,或者,一个人原来是反对天皇制的共产党,后来受到威胁,他就写个声明或者悔过书,宣布自己“转向”了。在战后日本,“转向”这个词尤其用于描述那些在战争期间无力抵抗国家压力而转向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和战争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者。鲁迅也用过这个词,他在晚年就把被捕叛变、脱离左联的穆木天(1900-1971)称作“转向以后的穆木天”。41“回心”与“转向”都涉及立场或价值的转变,但“转向”是随波逐流的变化,是由于外部压力或诱惑而引起的改变,而“回心”则是经历内心的挣扎、抵抗之后的决断。无论什么时候,转向的人很多,而回心的人很少,左派、右派、保守派都是如此。《破恶声论》中谈到“信”的问题,并在这个脉络下提到了“伪士”,亦即“转向者”或“无确信”的聪明人。

  “回心”本来不是《<呐喊>自序》中的问题,但竹内好的解释影响深远,许多问题需要分析。第一个问题,回心和转向并不是竹内好独创的概念,而是在日本京都学派哲学家和欧洲哲学的著作中产生的概念。京都派的哲学家三木清(Miki Kiyoshi)、田边元(Tanabe Hajime),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如服部之総(Hattori Shiso)等人都讨论过转向和回心的问题。田边元等在第一高等学校(位于现在的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相当于帝国大学的预科)时,曾参与无教会运动(No Church Movement),在他们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仍然保留了新教的理论影响。回心和转向就都源自宗教话语。我读过不少京都学派的历史著作,而对哲学上的京都学派没有研究。我因此两次向酒井直树教授请教,他提醒我说:“转向”一词在战后有了完全不同的语境。转向,即英文conversion的翻译,或中文的改宗或皈依,在战后的语境中,其宗教含义彻底被剔除了。战后语境中的转向与回心只涉及对战争责任问题的态度。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日本知识分子为什么未能抵抗法西斯政权的压制,并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最终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同盟者。回心是佛教净土真宗的语汇,但若离开了西方哲学和京都学派的脉络,意义也很难突显。根据酒井直树的建议,为了理解京都派哲学家在1930至1945年间使用“转向”及“回心”等语词的含义,需要解释几个问题:

  第一,在1930年代,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和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年轻学者都对韦伯的著作产生兴趣。他们被韦伯有关早期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宗教方面以及新教伦理与现代主体性的关系的理论所吸引。韦伯在战后日本社会科学中的位置可以溯源于此。

  第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京都派哲学家对亲鸾(Shinran)有兴趣。亲鸾是12世纪的一个和尚,他创立了浄土真宗。亲鸾最引人的教诲接近于黑格尔意义上的否定,即对现世的全盘否定及对在现世获得可能救赎的彻底否定。在14-16世纪的日本, 亲鸾的教义曾经吸引许多无知的农民和大众,成为动员他们反抗统治阶级的动力,有鉴于此,京都派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寻找某种激进的宗教性,以塑造完全不同的全新的主体性。回心或转向就被用于描述这种历史时刻,即转向一种新的主体性和新的历史性,或者一种新的主体性或历史性的突然诞生。

  第三,田边元和三木清等人就是在这个语境中讨论了回心和转向的问题。在1920年代的后期,京都学派的奠基人物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将断裂(discontinuity)问题引入哲学讨论。这个问题源自现代数学,尤其是集合论,涉及独特性或独特点的问题,田边元和三木清将这个问题与历史性问题链接起来。独特性问题首先涉及如何转化现实,而如何转化现实又依赖于那些在现在中寻求未来和行动的主体的中断或转化。京都派哲学家论辩说,在计划和激情处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续性模式下,社会现实的彻底转变是不可能获得的。只有当我们关于未来的计划被瓦解,或者说,未来的时间性是断裂的,现实中的革命才有可能。42

  竹内好在政治上区分了回心与转向,实际上是吁求一种新的意义,即通过复活京都学派的命题,讨论转变现实的主体性及其方式问题。与京都学派不同的是他与鲁迅的遭遇,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积极的偏离。“回心”即经过内心的一种挣扎,一个激烈的过程,豁然地从一种信念转向另一种信念,即将改造现实的计划建立在断裂之上,或者说,建立在新的主体性之上,从而开辟立足于现在性的行动。这种信念的转变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经验的产物。这套源自德国思想——尤其是黑格尔、韦伯、尼采、海德格尔——及其日本批判者的观念,如回心或转向,虽然涉及行动和主体性问题,但并没有具体讨论如何改变现实。回心是一种反思机制,它并不提供政治的意义。由于京都学派的历史角色,一些学者担心这些概念可能被挪用于日本民族主义或其他政治的可能性,竹内好本人在他后期的鲁迅研究中发展了更具体的论述,较少使用这类范畴了,但或许是由于当代理论的激发,他在四十年代发表的第一部书仍然影响最大。这里的问题是:回心概念构成了对转向的批判,但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回心是在什么语境中从哪儿转向哪儿?那个在断裂中诞生的主体性的政治性质是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回心概念似乎并不提供回答,它提出的是一个基于断裂而产生新的主体性问题。

  在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中,我试图从一个不同于“回心说”的角度阐述鲁迅的独特思考。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鲁迅文学诞生的动力是回心还是忠诚?忠诚,初看上去是对连续性的执著,其实未必,毋宁是在变化的情境中、在失败的境地里对于基本理念的坚持。“回心说”着眼于对转向者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批判,抓住了鲁迅思想的一个方面,但不足以说明为什么鲁迅恰恰是在失败的境地里更加坚韧地前行这个问题。这个基本理念不是从连续中获得的,而是在一个重大转变之际发生、在不同的经验中生成的,从而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甚至看上去截然对立的形式来表达。例如,我们都知道鲁迅对辛亥革命是批判的,但这个批判同时也是对辛亥革命的基本价值的坚持,他每次说到民初或民元,都有些怀念、怅惘,带着忧郁的亮色;他对新文化运动也不满意,尤其是对这场运动向“整理国故”方向转变不满,但我们都知道他对“新文苑”的纪念和坚持;他在“左联”成立时,并未投以过高的期待,他对“革命文学”毋宁是嘲讽和批评的,但在柔石等人被害、在“左联”被解散的语境中,却以无比的坚持哀悼中国的“无产文学”,反对左翼团体的散落。在20世纪中国,革命者的“背叛”是一个持续发生的问题,它并不比教条主义造成的损失更小。从清末的“刘师培问题”,到1927年清党时期许多先前的革命者变成屠杀“乱党”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更不用说给鲁迅以极大震撼的直接参与屠杀青年的“青年们”。从“造反”,到“转向”,从反霸权的“启蒙”,到依附霸权(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的“自由主义”,鲁迅所谓“流氓的变迁”处处可见。鲁迅论述过“侠”的问题,对于汉代以后一面勾结权贵另一面却以侠自命的“侠”尤其给予批判;他表彰阮藉、稽康的反礼教,不就是因为在普遍背叛的语境中,他们的反礼教姿态正是对礼教的忠诚吗?因此,如果的确存在“回心”,其前提正是“忠诚”。在现代中国,“忠诚”始终是政治性的。(放在日本的语境中,我们不是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追问为什么战争期间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军国主义者吗?)就《<呐喊>自序》而言,我的问题是:鲁迅的弃医从文与他当年的学医之间是什么关系,与他后来放弃一般性的文学写作转向更具政治性的杂文又是什么关系?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词概括鲁迅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决断?

  竹内好的“回心说”建立在他对《<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的互文阅读之上。《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10月12日,发表于同年12月10日刊行的《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三期上。这两篇文章都讲述了弃医从文的过程,但竹内好认为《藤野先生》的叙述比《<呐喊>自序》的叙述更能揭示鲁迅当时的状态。《藤野先生》讲述鲁迅初到仙台医专学习的情况,他那时日文不太好,记笔记也很困难,藤野先生就帮他修改课堂笔记。考试的结果, “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却引起了日本同学的怀疑,有一天他收到厚厚一封信,劈头一句就是:“你改悔罢!”这是《新约》上的句子,但在日俄战争时,托尔斯泰在给沙皇和日本天皇的信中引用过,规劝他们停止战争。“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43日本同学看到过藤野先生给鲁迅修改的笔记,他们就怀疑藤野先生向鲁迅漏了题。鲁迅忽然想到前几天日本同学在黑板上写通告,最后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并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他想这可能就是“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藤野先生漏泄出来的题目。”44鲁迅因此而感到一种身为弱国子民的悲哀。他说: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就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45

  将这段话与《<呐喊>自序》中的描述相比较,区别在于焦点的位移。《<呐喊>自序》里的焦点是观看被绑在中间的中国人的看客——这是鲁迅文学中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从日俄战争时期的看客,到湖南长沙杀共产党时围观的万头攒动的看客;从看阿Q上刑场的看客,到上海的马路上有个人吐了口唾沫,在地上蹲下来,于是都围上去看的看客……可见“看客”对他的刺激有多深。《藤野先生》也写了看客,但焦点却不在看客身上,因为“还有一个我”,即对作为看客之一员的“我”的发现。这个焦点的位移导致了叙述重心的转变,即不是要去救治的国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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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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