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义刚:平等共识的一个基础——平等与责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9 次 更新时间:2013-04-02 10: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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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义刚  

  反过来,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如果只是由于个人的自由选择造成的,那将是可接受的。例如,个人好吃懒做造成了贫穷不平等,在道德上就是可接受的。而在社会当中,很多情形下的贫困,并非由于个体选择所造成,而是由于偶然性的自身天赋与后天的社会化过程所造成。个人的身高,肤色,天生智力,相貌,DNA差异等等因素,都不取决于自由选择的因素,个体对这些偶然性的因素缺乏控制能力。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不能选择她的家庭背景,出生成长坏境等等偶然性因素,这些对个人后天的命运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他们都超出了个体选择之外。

  这一观念在道德直觉与理性上具有吸引力与可接受性,其在道德约束上的规范力量有两个方面,双方基于的想法完全一致:(简称core A与core B)

  core A:正向规范(positive norm)方面:如果个体应得的资源或福利(人生的命运)应当仅仅取决于他的自由选择而不是运气偶然性因素,那么就应当尽可能地消除偶然性的(残酷的)运气(brute luck)因素对个人命运的影响。

  core B(negative norm):仅仅出于个人意志与选择造成的命运的糟糕与不平等,这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不应当试图通过社会政治制度安排消除这种不平等。

  若将平等理想基于责任或自由选择,这一理论的想法完全不同于将平等的来源归结为贫困,嫉妒,抱怨,因此它可以免于尼采式的批评。基于责任的平等理想,其道德动机在于消除偶然性因素对人福利的影响,而不在于消除贫困或嫉妒,尽管其理论在实践运用上很可能减少贫困与嫉妒,但这不是其必然后果。

  基于责任的平等理想,还将为不平等找到正当化的基础。假设A与B两人在天赋能力,个人雄心,家庭出身社会化的资源拥有上相当,他们从同一所大学毕业,同时得获得了一家投行的相同职位。但A觉得读书一直辛苦,想放松或放纵自己,所以放弃了投行的职位,回到原来的城市找了一份收入不高的闲差事,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来游玩,最终陷入贫困。而B也觉得读书辛苦,但认为毕业后的打拼奋斗更重要,他选择进入投行,辛苦工作,收入丰厚。若平等基于责任或者自由选择,那么A生活最终糟糕的不平等处境就仅仅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不应当引起社会道德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平等问题。或者说,A,B之间的不平等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假设他们组成一个两人社会,A没有正当的理由通过政策手段再分配B的资源,以实现两人之间的平等。如此同时,B的高收入生活,相比A来的贫困生活来说,更可能具备条件培育发展出卓越,好品质与品味,创造力等。那么,这种基于责任的平等理论对不平等的正当化,将会带来尼采声称只有通过不平等(见上文论证二)才能产生的这些价值。就此,基于责任的平等理论为平等与不平等的正当性奠定了基础,从两个方面化解了尼采式的批评。

  基于责任的平等理论在结果上虽然可能正当化了(justify)贫困与不平等的存在,但其理论动机与目标并不在此,否则它就不能称作为一种平等理论。这并不奇怪或者自相矛盾,在种种平等的理论中,除了简单-绝对平等主义之外,其他平等理论一般都会在在为平等找到基础的同时也允许不平等的存在。

  

  两种不完全的基于责任的理论

  

  Libertarianism(自由至上主义)

  

  自由至上主义,在自由主义社会内部,一般被视为平等的首要敌人,但其对待平等的态度与尼采不同。这一支的自由主义,在当代,主要以诺齐克为代表。尼采认为平等的后果将会是恶的,因此反对平等。但自由至上主义却并不反对平等本身。自由至上主义承诺了个人权利的绝对优先性,任何与之相冲突的价值将被排斥,而平等正好落入到其中。在诺齐克看来,假设富人的财产来源是正当的,因为同情心自愿将多余财产分配给穷人以实现某种平等(这很好),或者富人拒绝这种分配(这也没有错),在道德上具有同等的正当性,或者两者都无关乎道德上的正当与不正当,因为两者都基于自愿行为(voluntariness),从而满足了正义的要求(justice or rightness)。自由至上主义常常以平等的反对者面貌出现,但自由至上主义在其理论原则中并没有预先接受某种柏拉图-尼采式的精英贵族原则,因此并不必然反对平等。其反对平等,仅仅是一种偶然的理论结果5。假如按照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理论原则,最终形成了一种高度平等的社会,他们也会乐于接受这种事实。这种情况是可以设想的,例如一个社会中的多数富人具备深厚的同情心与人道主义精神,他们主动接受平等且实践这一理想,将财富分配给穷人,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这在自由至上主义那里,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在尼采式的精英主义那里,基于同情而迎合平等的需求,这是一种高贵德性的腐败。 自由至少主义由于承诺(commit)了权利绝对优先性作为其根本原则,而多数平等理论是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原则提出,在其政治实践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对这种绝对权利的侵犯,例如通过税收改善穷人的福利或者通过政治暴力劫富济贫。自由至上主义反对对权利的侵犯,从而殃及了平等。

  但若我们彻底地考察自由至上主义的理论前提,却会发现某种不连贯性(inconsistence)。其几个主要的理论前提如下:

   前提(1):自我拥有原则(Self-ownership)。按照这一原则,每一个作为个体的自我都绝对地拥有其自身,包括身体,智力,思想等等。绝对拥有,意指在未经其本人的许可,任何人不得占有或使用。任何此类行为都是侵犯。

     前提(2):这个世界,在其最初某一时刻,可以设想为无主的世界。任何个体凭借自身拥有的能力(例如体力,智力,自由活动)做出了劳动,赋予自然世界的某种事物以价值。自我拥有就此扩展成为拥有私有的劳动产物。

     前提(3):个体自由自愿(voluntarily)地支配其自身以及其通过前提(2)的方式获得的财物。这种支配包含使用,赠送,放弃,损毁,转让,交易等等。

     

  前提(3)针对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左派思想,以及各类平等主义要求通过政治途径再分配资源的诉求。这种想法,明确体现在洛齐克的张伯伦论证当中。.6在该论证中,洛齐克设想了一种大家都满意的分配状态D1(这种状态是或许每个人分有平等份额的资源,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总之是大家都满意的),每个人对自身的那份资源都拥有绝对的控制使用权利。有个叫张伯伦的人,球打得很好,很多人自愿购买门票去观看他的比赛,结果张伯伦赚了大钱,而购买门票的人原来的份额变少了,人们处在D2的(不平等)分配状态之中。但这种状态显然没什么不正义的,也不应当引起资源再分配的诉求。因为从D1到D2的转变,是基于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

  前提(3)与张伯伦论证想表达的核心意图是一致的:基于自愿(自由)选择引起的分配状态,无论如何都是正当的。而这一意图与上述本文第二部分的Core B的意图(仅仅出于个人意志与选择造成的命运的糟糕,处于不平等之中,这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不应当试图消除这种不平等)是一致的。但问题是自由至上主义的前提(1)与本文第二部分的Core A(如果每一个个体的资源或福利应得的份额应当仅仅取决于个人的自由选择而不是偶然性因素,那么就应当尽可能地消除偶然性的运气(brute luck)因素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则是相冲突的,而Core A ,Core B不过是同一意图的两面,这就意味着自由至上主义的前提(1)与前提(3)是相冲突的。前提(1)的自我拥有原则的理论预设,并不是基于某种自愿或自由的因素(voluntary or free factors)。自我拥有原则,在现实社会中必然会受到偶然性运气因素的影响。个体拥有自身,他们天生的偶然性的体质,智力,天赋能力都有差异,且会形成后天分配资源时的比较优势或劣势。这就是说前提(1)的自我拥有原则允许偶然性的因素在分配中产生影响,而前提(3)的论证核心则基于自由选择。而资源分配基于偶然性因素与基于自由或责任因素,在上面一章中已经表明,是两种相冲突的因素。因此洛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在此面临着某种不连贯性。这种不连贯来自于:一方面,自由至上主义对自由与责任观念的深刻依赖与承诺(commitment),但另一方面,其自我拥有的理论前提侵犯了上一承诺。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另一种不够连贯的平等理论是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论证了基于偶然性运气因素在道德上是不应得的(underserved)。但罗尔斯处理偶然性运气因素的“差别原则”似乎显得不够连贯。

  “那些先天的优势不能仅仅因为它们更具天赋而被获得,而只能是因为这些优势是对教育培养所付出成本的补偿,以及用这些自然优势帮助那些在天分运气不佳的人。没有人应得其更大的自然(天然)才能,或者拥有更为有利的社会起点。但这不意味着就要消去这些差别。另有一种方式出处理这些差别。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这样安排:使这些偶然性因素服务于那些天分不佳的人的利益。由此,我们被导向差别原则,这即是: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在其中,分配自然财富与社会地位时,任何从偶然性因素获得好处的人应当给予那些由于偶然性因素而处于劣势的人以补偿,反过来,后者应当从前者那里获得补偿。” 7

  引文表明,偶然性的因素在分配中并不具备道德正当性(undeserved),但罗尔斯解决方案的要点,并不在于要在起点上消除这种偶然性。他并不主张通过补偿方案,使每一个人在其生活的起点上获得平等的运气,8而是设计一种分配制度利用那些偶然性的优势,改善那些在分配上处在最不利地位者的福利。经过差别原则这一制度,即使社会依然不平等,且这种不平等的结果依然受运气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制度是正义的,偶然性的因素由此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获得了正当性(而不是被排除)。

  差别原则在理论上的调和特征与“不彻底性”是明显的。偶然性因素不应得,不应当是造成人们分配利益的依据,但并不意味着要消除或排除这种偶然性因素,而是要利用那些较好的天分与运气因素,以改善所有人的福利,尤其是那些身处最劣势群体的福利。一些理论家就此认为罗尔斯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论证的理论意义,且这种论证的意义只有在运气均等主义中给完全呈现出来了。9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上述引文表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显然讨论了补偿这原则。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补偿原则是最可取的,而是提出了另一种策略,即差别原则。重要的不是消除这些偶然性因素,而是利用这种偶然性因素服务于最不利的人的福利。

  差别原则在处理偶然性因素时的调和特征,似乎难免会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其一,他主张的策略并不试图消除偶然性因素。从上面那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人应得其更大的自然(天然)才能,或者拥有更为有利的社会起点。”但如果那些偶然性优势在本质上就不应得的话,一种通过差别原则之后的分配,偶然性因素带来的优势依然存在,那这种经过差别原则“处理”之后的偶然性因素为什么就此应得了?而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在理论上显得不够融贯,在实践结果中似乎也不符合人们的直觉。例如,在中国,我们抛开腐败问题,中国官商一体的优势确实带动了经济高速发展,提高了所有人的福利,也提高了最不利者的绝对福利状态,最底层收入者的生活福利在近几十年中确实得到很大提高。但不平等却在加深,且这种不平等很大程度基于家庭社会背景。按照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中国这种不平等是能够被接受的,因为官商一体的既得优势,改善了最不利者的福利、提高了所有人的福利。但虽然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几十年前确实提高了很多,但其中很多人感觉很糟,甚至主观感觉上更糟,所以不少人怀恋毛时代的平等生活,因为相对福利状态与生活质量同样是人们关注的,连自行车都买不起的日子不好过,但大家都不好过;但骑着自行车与宝马车同时挤在路在路中央,前者似乎心里也不太好过。

  第二个对批评是,按照差别原则,不平等只有在改善最不利者的福利时才能被允许。如果一个人选择工作更长时间更辛勤地工作,他获得了更大的福利或取得了更多的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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