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林:现代城市社区的双重二元性及其发展的中国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2 次 更新时间:2013-03-30 22: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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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林  

  并且为之提供了不同的生活机会。正如罗根和莫洛奇(Logan and Molotch,1987)所指出的,如同阶级和世袭等级一样,邻里社区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机会。因此,为了理解生活机会的分布情况,需要将场所的分层(the stratification of places)与个人的社会分层(the stratification of individuals)联系起来考虑。

  (二)新型城市社区中“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性”的生成性

  在新型城市社区中,“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性”的两个侧面都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因此,对它的研究就必须区分和联系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免做出以偏概全的判断。

  从“生活共同体”发育的角度看,新型城市社区本身存在着一个从“陌生人社区”到“弱熟人社区”乃至“熟人社区”的发展过程。由于新型城市社区中的居民来自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他们最初的共同点只是买了同一个小区的房产。因此对于所有社区成年人而言都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再社会化”过程,这也是一个学习平等交往、寻朋觅友、沟通协商、达成共识、互惠合作的过程。对于社区老年人来说,退出工作领域之后的失落感和孤独感迫切地需要有新的满足方式,同时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问题也日益凸现。由此我们看到在很多新型物业小区中老年人自发地形成了各种文体活动团体(主要集中在唱歌、舞蹈、书画、棋牌、健康养生等方面)和老年人的生活互助网络。而对于社区中青年人来说,虽然工作占据了他们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但社区作为天然的日常生活之所,仍然以空间接近的低成本优势为其提供了诸多的社交机会。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许多新型社区中,青年业主们围绕着住房装修验收、房产权益维护、兴趣爱好活动(包括旅游、汽车、摄影、美食、运动健身、宠物、美食、音乐艺术、电脑技术、理财投资等五花八门的方面)、子女抚养教育等主题不断地形成和扩大自身在社区内的社会交往网络。至少对于一部分业主和居民来说,邻里社区不仅成为他们的“地域共同体”而且也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共同体”。

  另一方面,从产权和契约的角度看,新型城市社区也经历着一个从分散的单个房产利益的机械集合到共同房产利益的有机整合的发展过程。很多新业主在开始时对于公共面积的分摊、配套设施的产权归属、公共部位的经营收益等问题都不甚了解,对相关法律法规也不甚熟悉,正是在不断地学习过程中他们更清楚地认识了自身的法定权益和彼此之间的利益交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更为强烈的维权意识和组织化需求。从业主组织的具体形态上看,除了法定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在实践中还陆续地自发出现了多样化组织形态,包括:业主代表大会、业主监事会/监督委员会、楼宇业委会、业主顾问团等形式。在业委会与社区内其他几驾马车(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物业公司)的关系上,也出现了制度化的多方联席会议等沟通协商平台。这些组织和机制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克服和解决普通业主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门槛过高、业主委员会权力过度集中而缺乏必要监督、扩大业委会的民意基础和专业性基础等重要问题。

  (三)新型城市社区中“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的非同步性

  在新型城市社区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的两个侧面并不平衡,前者的建设往往滞后于后者的发展。在新型城市社区,“国家”一方面是逐渐“退出”的过程,而另一方面则又是由“不在场”到逐渐“入场”的过程,而“社会”层面则是一直在发展的。

  特别是在城市迅速扩张地区,国家基层政权和社区组织建设滞后于社区自我生活的发展。由于快速城市化和城市郊区化的发展,一些原来城市边缘的农村地区在短期内建立起大量的商品房小区。这些小区的业主大多是在城市里工作的白领阶层,文化素质和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较高。但这些地区的社会管理方式和组织建设却处于严重的滞后局面,不仅没有及时建立起相应的社区居委会或社区工作站,而且还沿用农村原有的管理机构,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的农村式管理”的矛盾状况。因此,业主们不得不自发地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来进行组织管理和服务。

  同时,国家对城市新型社区的控制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它并不直接干涉房屋财产和小区内日常秩序的管理,甚至是逐渐退出而把责任交给市场组织和业主自身,而是把重点转向对业主组织的控制权。这直接表现在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试图掌控业主委员会的选举、改选过程,凭借影响其人事安排或认定其组织合法性的手段来更好地贯彻自身意图。因此也引发了来自业主的不满和抗议,具体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四)负面外部环境对新型城市社区发展的推动作用

  这里所说的“负面外部环境”主要是指房地产市场利益格局的不平衡(特别是权力与资本的纠结不清)、城市公共服务的不完善以及城市政府在重要决策上的缺乏民主,这些因素均迫使社区成员采取各类集体抗争行动(上访、游行、诉讼、诉之媒体乃至暴力手段),由此大大推动了社区参与和社区意识的发展。

  房地产市场上利益格局的不平衡导致了业主的物权利益被严重侵犯,导致了近十年来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业主维权运动。面对着由部分开发商、物业公司和相关政府部门以及政府官员组成的具有强势地位的“一个具有分利性质的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张磊,2005),高度分散、缺乏组织的业主群体被迫着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业主的维权指向主要集中在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各种违约和侵权行为上,包括小区规划违法变更、绿化缩水、公摊面积计算不合理、社区配套设施被取消或挪用、公共部位收益归属、物业费收取等等。同时,由于在现有法律体系和权力结构中不合理因素的影响下,这些“初级问题”未能有效解决会进一步地演变成或诱发出新的“次级问题”。

  此外,在城市迅速扩张地区,小区周边的公共服务供给也严重滞后。由于不少新型物业小区是在原农村地区开发兴建而成,其交通、水电、学校、医疗等公共配套设施和服务严重不足。这些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类似于卡斯特(Castells,1977)所说的“集体消费”,它的特点在于其生产不被资本所保证之必需品的消费,因此应该由国家来承担,而且正由于国家的不断介入而使得城市问题愈发政治化。在他看来,城市组织不是简单的空间形态布局,而是家庭日常消费模式集体处理过程的表达。消费的手段不仅在特定空间单元中越来越集中化,而且也越来越集体化;民众对于政府提供集体消费的不满在导致了都市社会运动的高涨(Castells,1983)。Logan和Molotch(1987)也借鉴了Castells的集体消费概念,并将它视为形成空间特殊使用价值的基础。场所在个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集体利益,通过“集体消费”的形式,同一地区的居民形成一种共同利益。每一个场所都具有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从而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机会。从居民的角度来看,创造和捍卫邻里的使用价值是一个核心的城市问题。在中国,这种基于空间的“集体消费”与住房私有化密切相关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住房私有。例如,除了业主针对自身小区内部的维权运动,当下的中国城市中还出现不少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邻避”现象(“NIMBY”即“Not In My Backyard”——“别在我家后院”),特别是垃圾焚烧厂、化工厂等有负面外部性和潜在风险的城市公共建设项目的选址不当引发了小区业主的强烈抗议。

  总的来说,这些来自外部的“敌人”或威胁促使社区内部团结的增强,这是地缘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者说由于共同生活而非仅限于共同财产而形成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

  (五)社区人口结构变化对新型城市社区发展的影响

  中国特有的传统家庭价值观也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城市社区的发展。在新型城市社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年轻人工作后有了一定的经济积蓄并成家置业,然后添丁生子,退休的父辈追随着独立生活的子辈来到陌生的城市并照顾他们的年幼的孙辈。如果说从整个社会结构的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家庭规模和结构存在着一个不断“现代化”的趋势,即从“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的趋势。那么,我们从新型物业小区的微观视角来看,却能够发现一个相反的发展过程,即从“核心家庭”扩展为“主干家庭”。社区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社区不同人群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

  从这个角度讲,组成社区的最小单位不是个人(比如具有法律地位的业主),而是家庭。我们再一次可以看出“社区”与“物业小区”的不同,如果考察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我们必须将“家庭”视为组成单位和行动单位。如果考察物业小区的管理,我们则更多地关注“业主”身份和理性选择。而在现有的物业管理的法律体系中,恰恰排斥了非业主的家庭成员参与物业管理的资格。我们认为,这一细节恰好反映了现代城市社区“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性”内部的张力和矛盾。

  由于代际差异,中老年人存在着由“单位人”向“社会人”和“社区人”的转化,但这种转化过程中同时仍然能看到“单位制”的影子并受其影响,他们长期受到单位文化的熏陶而在新型社区中寻找组织上的归属感并更为积极的配合政府或社区居委会主导和支持的各项工作。而体制外就业的青年人并没有经历典型的单位制,他们一开始就直接由“社会人”向“社区人”转化,而且随着下一代的出生而逐渐更多地重视和涉入社区生活。他们的社区参与领域与组织、动员方式均与其父辈有着显著的差别。

  (六)新型城市社区:城市化和网络化、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微观结合点

  互联网具有多中心、分散化、扁平化、开放性和透明性等内在特点,一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就充满了巨大活力,成为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克莱·舍基,2009)。近十多年来,中国快速城市化和房地产市场的兴起恰恰也是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期。这两种宏观力量的有机结合恰恰体现在新型城市社区及其相应的网络业主论坛上,但这一重要趋势被现有的社区参与和社区治理研究所严重忽视。目前对互联网的多数社会学研究仍然把它视为带有“虚拟”特征的对象,忽视了业主论坛、社区网站与现实社区的高度重合而兼有“虚拟性”与“真实性”的双重特征。

  新建小区的业主们在房产权益维护、生活服务配套等面临相同的处境和问题,大多数业主之间在年龄、收入、职业、教育程度上也都相近,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可以沟通交流和自我组织的公共平台,而具有开放性、及时性、互动性的网络论坛则为此提供了很好的载体,而业主论坛相对于一般的网络论坛而言更容易克服匿名性所造成的言论不负责任、缺乏信任等不足。早在2000年左右,房地产门户网站(如搜房网、新浪房产)开始为广大业主提供免费的业主平台;与此同时,一些懂电脑和网络技术的业主也自发搭建早期的BBS论坛,有些后来演变形成的综合性社区网站。此后,各个城市的业主论坛蓬勃发展。据笔者2010年7月间的统计,全国30个重点城市仅在“搜房网”上就有超过4.3万个小区业主论坛。业主论坛发挥着信息传递、经验交流、公开讨论、凝聚共识、组织活动等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业主论坛和社区网站一经出现就成为业主维权的天然阵地和有效动员组织手段。不难发现,业主维权是很多小区论坛上最为热门的一个主题或版面。网络不仅把开发商和物业的各种侵权行为迅速地公布于众,业主也在彼此的讨论、争论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和总结经验,而且网上维权活动更有公开性和透明性。

  其次,业主论坛对于邻里日常交往也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来自四面八方素不相识的业主通过地缘(同一小区)而相聚,正是在论坛上通过各种兴趣话题(趣缘)而逐渐相识相知。各种兴趣版面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原先彼此陌生的人们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将原子化的个人重新凝聚在一起并建立起社区归属感。在虚拟社区中建立起联系的网民也逐渐走向线下,在现实生活中彼此建立起信任,参与共同的社区活动。同时,社区网站站长、论坛版主和资深网友等以网络身份获得了新的社会权力(权威)和声望,在网上和网下社区生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公共性角色,成为社区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即便是普通业主也通过社区网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监督权和参与机会。

  此外,业主论坛还成为业主群体与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物业企业的沟通和对话渠道。通过业主论坛,业主增强了自身的话语权和组织动员能力,引起政府和企业越来越高的重视。不少业主论坛上都开设了社区居委会或物业公司的专门版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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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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