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华 孟泉: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

——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8 次 更新时间:2013-03-23 17: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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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华   孟泉  

  

  愤怒的员工不敢攻击警察,于是转而在凌晨1点至2点间进行了新一轮的打砸。这一次,商业街的蛋糕店、网吧、手机商店和很多公共设施都被砸了,警车也被掀翻了。有两家手机店铺被抢,有些被员工看住了所以没被抢。他们说,“我们主要是为了出气,不是土匪”。刚开始的时候,带头的也说专打保安和砸岗亭,但是后面事态根本控制不住。打砸过程中警察都不太敢动。后面又陆续调了一些警力过来后,警察才逐渐用橡胶棒把员工轰回宿舍区。

  员工游行的时候,喊着一些口号:“打倒小日本!”“抵制日货,夺回钓鱼岛!”还有喊“交出凶手”的,据说保安死了一个,员工死了几个,总共伤了几十个。

  警察把人驱逐后,在宿舍区又和员工发生了对峙。面对一队队的武警,员工敲锣打鼓,最多的时候聚集了上万人。工人拖出来旁边灭火的水管,直接朝警察喷。楼上的工友也往下砸东西。员工还像“打日本鬼子一样”不断冲击警察的队伍。警察此时也不敢打人,双方形成了僵持局面。一直到凌晨5点多,警察才出动,驱散人群并抓捕了一部分人。事情至此方得以平息。其后警察又在富士康驻守了几天。公司也宣布放假一天,彼此平复情绪。

  十多天后,郑州富士康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斗殴和罢工事件。

  

  (四)生活与抗争政治

  太原富士康工人在社会生活上的缺失和人际网络的破坏,既导致了其集体抗争时的原子化状态,又引发了其与工厂的紧张。再加上准军事化管理和高强度劳动的影响,富士康工人转而寻求在全面的压抑中通过集体性的暴力释放自身的愤懑情绪。富士康工厂内外的“混混”也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群体。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年轻一辈的移民对专制工厂生活的不适应,导致了他们选择寄生于工厂内外,甚至投身于黑势力。因此,年轻一辈的移民群体会不会大规模地黑社会化,黑帮政治是否将渗透到劳工政治中,都将是未来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太原富士康事件是新工人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反抗行动,这种反抗甚至导致了工人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对抗。以往新工人的所有集体抗争几乎都是力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和平理性地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是,来自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生产管理中的规训、人际网络的破坏、社会生活的缺失,从各个方面导致了工人在世界工厂的紧张。在更宏大的结构性条件上,“拆分型”的劳动力生产体制、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和代工厂的有限利润空间,使得工人几乎看不到改善处境的可能。正是在全面的紧张和绝望中,工人才走向了集体的暴力反抗。从富士康工友上传的视频和图片来看,工人在骚乱中的叫喊,无不带着几分狂欢的气息。

  

  五、结论与讨论

  新生代农民工的三种集体抗争模式各有其生活的基础。他们在各种工厂政体下的体验、诉求,与其过往的务农、教育经历不无关联;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与各种生产体制的结合中,又导致了不同的团结纽带和动员方式的出现。

  本田工人在日常的社区生活、以前的教育经历和相对稳定的工作中形成了广泛的关系网络、开阔的视野、多元的信息和熟练运用新媒体的能力,这些都促进了工人的团结与动员。工人的关系网络、视野、信息也促使他们重新评估公司现有薪酬制度和利益表达机制的合理性。最终本田工人以一种有序的、持久的集体撤退的方式(当然其抗争过程也面临很多焦虑和不确定),迫使资方回应他们的利益和制度诉求。太原富士康的工人缺乏本田同仁那样的社会生活和关系网络,其体验到的劳动过程和管理文化也截然不同,进一步的议价空间和发展机会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存在的。在特定的导火索下,他们选择以集体的暴力宣泄自己的愤懑情绪。欧姆工人没有稳定的同事关系网络,但也尚未体验到社会生活缺失和全面规训所带来的强烈紧张,他们集体性的不满有时甚至来源于其他群体的煽动(见表1)。当然,随着他们生命周期的变化、阅历经验的增长和整体上中等教育的普及,他们的抗争可能会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和内生性。

  我们仍然不得不重提工人生活与抗争政治背后系统性的根源。全球资本体系的发展,既设法寻求最廉价的劳动力,又致力于打开最广阔的消费市场。新生代农民工在微薄的薪酬待遇和无所不在的消费主义浪潮中感受着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紧张。他们的消费休闲活动也因此蕴含着团结的基础和动员的资源。在三种模式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互联网的影响,但工人手机、电脑的广泛使用,何尝不是消费主义的催生品?工人在消费中形成的网络、信息和视野,也再造了他们在工厂中的体验与诉求。因此,系统性的安排同时提供了结构性的紧张、团结与动员的资源,并且再造了工人的诉求和体验。

  新生代农民工的三种集体抗争模式以不同的方式挑战了现有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世界工厂劳资关系的走向。本田工人的抗争说明了工人在正式组织制度缺乏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形成非正式的团结纽带。其利益与制度诉求则说明了工人合理分享利益的期望和建立常规议价机制的必要性。但这只是在利润率相对较高的行业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国家对工人集体行动的态度、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关系、产业链条上的利润分配都制约着这种可能性)。在代工竞争激烈的行业,如欧姆和富士康工人所在的电子行业,工人的议价空间就极其有限了。在基本处境改善无望的情况下,专制企业的工人是否能将其抗争行动一直维持在和平理性、守法的范围内,是很成疑问的。而一旦庞大的产业工人的抗争走向暴力和无序,那么和平的产业关系、表面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秩序都将受到巨大的挑战。各种抗争模式中对互联网的普遍使用,更将使工人集体抗争政治的发展变得难以预测。

  

  参考文献:

  蔡禾,2010,《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载《开放时代》第9期。

  郭于华等,2011,《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载《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124期。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合的关系》,载《社会学研究》第3期。

  潘毅等,2011,《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香港:商务印书馆。

  清华社会学系课题组,2012,《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载沈原(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汪建华,2012,《新工人的生活与抗争政治——基于珠三角集体抗争案例的分析》,载沈原(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汪建华,2011,《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载《开放时代》第11期。

  Burawoy, Michael,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n, Anita, 1995, “The Emerging Pattern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and the Rise of Two New Labor Movements,” China Information, Vol. 4, No. 4.

  Gallagher, Marry, 2011, “Changes in the World’s Workshop: The Demographic, Soci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Behinds China’s Movement”,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劳动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现状分析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

  Lee, Ching Kwan,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e, Ching Kwan, 1999, “The Politics of Working-class Transitions in China”,北京: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全球化与劳工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

  Lee, Ching Kwan, 1995, “Engendering the Worlds of Labor: Women Workers, Labor Markets,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No. 3.

  Pun, Ngai,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 Hong Ko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un, Ngai & Lu, Huilin, 2010,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6, No. 5.

  Su, Yihui, 2011, “Student Workers in the Foxconn Empire: The Commodification of Education and Labor in China,” Journal of Workplace Rights, Vol. 15, pp. 341-362.

  

  注释:

  ① 在布洛维“生产政治”的视角中,工人的外部社会特征是不重要的(Burawoy, 1979)。

  ② 笔者在《新工人的生活与抗争政治》一文中,分析了新工人生活的三个政治面向:国家制度和资本体系的基础、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对国家制度和资本体系进一步的影响,并进一步阐述了其生活形态与抗争模式的关系。新老两代工人在不同的生产政体下,形成了不同的生活形态,并在集体抗争中形成了各自的团结纽带和诉求。具体可见下表:

  ③ 郭于华等人在《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当代中国劳资关系转型》中将富士康和本田分别归入到“准军事化专制政体”和“常规专制政体”,笔者这里的划分方法略有不同。

  ④ 陈佩华(Anita Chan)将外资企业的产业关系划分西方(包括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东方的专制管理模式。

  ⑤ 其实工人很明确组装科的枢纽性地位,只要他们停工,其他科也没法生产,因为很多科都是为他们生产组装的零部件。

  ⑥ 公司普通员工上班一般分为早、中、晚三个勤,组装科为了保证生产质量,只有两个勤。

  ⑦ 据称,这是16年前公司建立时的生活费标准,工人认为这与物价涨幅严重不符。

  ⑧ 本研究对新工人集体抗争团结纽带的考察主要是就普通工人而言的,因此,在欧姆厂的罢工事件中,虽然存在管理者之间的默契,但是普通工人是分散的。在面对管理者的背叛时,他们无力以自身的团结行动做出回应,因此笔者仍将其归入到原子化的抗争形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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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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