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斌:以自由看待革命:英国道路与法国道路之别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真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1 次 更新时间:2013-01-27 13: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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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  

  法国道路:贵族保有经济特权

  应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国的封建制度也在逐步解体,农民可以购买并保有土地。不过,法国是落后的农业国,法国贵族没有像英国贵族那样有外贸和工业上的激励废除经济特权。法国贵族的封建经济特权继续保有,而且在农民对土地的强大需求下,经济特权的租金反而在增加。18世纪的法国农民,“酷爱土地,用全部积蓄购买土地,而且不惜任何代价”。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税(经济特权的租金),不过不是付给政府,而是付给所辖的领主,“这些人和他一样与政府毫不相干,差不多和他一样无权无势”。

  托克维尔这样描述法国农民的遭遇:“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在这广阔的天地里,这一小块地是属于他本人的,对此他心中充满自豪与独立感。可是那同一帮邻人跳了出来,把他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无偿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想保卫他的种子不受他们的猎物的糟蹋,可是那帮人阻止他这样做。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们交钱以后才能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

  吊诡的是,法国贵族在保有甚至扩大经济特权的同时,不再对辖下的农民承担救济的义务,这本是领主的一项封建义务。此外,在中央集权制下,法国贵族还享有免税权。

  这样,法国君主政府横征暴敛的所有赋税负担落在了穷困的农民身上了,“税额不断变化,乃至种田人前一年无法料知下一年应付多少。在教区内,每年随便任命一位农民为收税员,由他负责将捐税负担分配到所有其他人身上。”“在这样的捐税制度中,每个纳税人都确实有直接的和长远的切身利益去窥伺邻人,向收税员告发邻舍财富的增加;人人被挑唆去嫉妒、告密、仇恨。”但收税员也是要命的差使:“这一职务给那些任职者带来绝望,几乎总是以破产告终;就是这样村里全部殷实之家陆续被陷入贫困。”(第二编十二章“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

  法国农民苦啊。在完全的封建制度时代,他们只需要向领主缴纳租赋;在绝对君主制的法国,农民不仅要继续向已失去权势的领主缴纳租金,还得向法国君主政府缴纳赋税。同时要侍奉两个主子,既继续承受封建之害,还要新受专制之毒。而在英国,贵族和平民一样纳税,赋税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早已实现。

  法国君主政府对私有产权是非常蔑视的:“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第三篇第六章)

  法国道路可以总结为:在有为的国王加强中央集权和绝对君主制的努力下,贵族败下阵来,失去了所有本地和全国的政治权力,但与此同时却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了经济特权,法国穷人(农民)承受了双重压迫,既要继续履行古老的封建给付义务,又要为拥有绝对权力、蔑视私有产权的政府埋单,自由在哪里?平等在哪里?如果有等式的话,法国道路就是:贵族失去政治权力+保留经济特权=?

  

  受尊敬的贵族与招人恨的贵族

  

  英国贵族没有经济特权,有政治权力;法国贵族则反过来,没有政治权力,有经济特权。这一重大差别让两国的历史走势和命运大不一样,但首先是让两国的贵族形象和命运大不一样。

  在英国,贵族有良好的形象,贵族从对外贸易和工业革命中赚了钱,靠的既不是封建经济特权,也不是从政治权力中寻租钱,而是托私产和市场的福。有钱的贵族是为了荣誉而非贪污和寻租去从政,又有世代传承下来的从政经验,这是理想的从政者。

  盖市场经济的价格准则,是以非人格化的金钱交易和分配经济物品,如果不认金钱或不全认金钱,那势必要认别的东西,如认身份、认地位、认权势,金钱是一种去身份化、去权势化和平等化的力量,用十英镑,农民与工人能买来的东西,跟贵族与国王是一样多。当贵族主动迎合市场经济、主动放弃封建经济特权,贵族作为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界限就模糊了,且贵族已经不是食税阶层(taxconsumers),其精于政治技艺的专长反而更受尊重。

  在英国贵族的自我革命完成之时,法国贵族可鄙视地继续保有封建经济特权,成为食税阶层;当他们失去政治权力后,反而汲汲于强化自己的贵族身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就更招人恨了。在英国,gentleman意思已经泛化,绅士成为对男性的尊称。在法国,gentilhomme始终局限于其原始含义的狭窄范围,就是指身份上的贵族。法国贵族成为大革命的对象,不亦宜乎?!

  

  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

  

  英国道路和法国道路的差别,塑造了两国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一个是私产和市场原则受到充分尊重的宪政自由制度,另一个保留了贵族封建经济特权的绝对君主制度。这就造成了两国社会风貌的大不一样:英国人热爱自由;法国人相信甚至迷恋权力。

  在英国这样一个充分享受了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社会,形成了个人自负其责和社会自治的社会风尚,个人本能地对国家权力敬而远之。托克维尔写到,在法国“在大多数人看来,如今唯有政府才能确保公共秩序:人民只怕骑警队;而有产者只信任骑警队。对双方来说,骑警队骑兵不光是秩序的主要捍卫者,而且就是秩序本身”。但法国逃亡贵族到英国后,惊异英国没有这种骑警队。他们有人觉得,这英国太土太落后了,一个法国贵族写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英国佬被偷盗以后反倒庆幸,说至少他们国家没有骑警队。”

  法国君主政府已经强大到把一切都管起来的地步,人民的德性被败坏了,分配性努力压倒了生产性努力。“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诉状数量浩繁,虽然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其实涉及的仅仅是琐碎私利。”“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第二编第六章)

  托克维尔观察到:“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这些既治国又研究治国之道的人是贵族,例如写《政府论》的洛克和批判法国大革命的柏克均为贵族。其他人呢?有经济自由,难道还有比赚钱致富更重要的?

  但在法国,统治国家的是一群人,讨论政府和法律的是另一群人,后者是一群文人(民粹公知),没有任何从政经验,整天谈论政治的普遍原则,而不考虑可行性和后果,托克维尔挖苦道:“其他种种自由的废墟里,我们还保留了一种自由:我们还能够差不多毫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辩,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是的,法国缺乏经济自由,这些人缺乏上升的通道,就把改变自己卑微现状的希望寄托在革命上,希望在社会洗牌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较好位置。

  

  结语:革命来了

  

  摧毁封建经济特权的历史使命,英国和平完成了,法国却要通过一场大革命来实现。法国大革命的使命应当是自由,一是摧毁封建经济特权,二是约束政府权力,但实际结果是封建经济特权是被摧毁了,但政府权力却更强大了。“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却强大百倍。”(第一编第二章)

  英法两国从同样的中世纪制度出发,但走的路线迥异,由此形成了两国不同的制度和激励。英国道路赋予了英国人自由、自治与宪政(注意:不是封建制度导致宪政,而是封建制度解体的恰当方式导致宪政);法国道路赋予了法国人革命、平等(哪怕是奴役的平等)、民主与强大政府。英国人不把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而寄托在自己的自由和个人奋斗上;法国人则热切地希望政府能给他们一切,当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动革命、推翻政府,希望下一个政府就是自己理想的那一个。大革命之火于是熊熊燃烧。

  要自由还是要民主?个人自负其责还是寄希望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解决一切?英法两国贵族的不同选择决定了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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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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