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

——香港主流民意在回归后的嬗变及其对香港政治生态的重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9 次 更新时间:2012-12-15 22:51:45

进入专题: 非常态政治   常态政治  

刘兆佳  

  民粹激情澎湃,社会秩序混乱。

  5.社会高度分化对立,斗争频繁。

  6.最瞩目和广受关注的议题和争论范畴离不开认同中央或反对中央、支持或冲击特区政府、循序渐进的民主发展或一步到位的民主建设、人权、自由、法治、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如何对待内地发生的政治事件、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权责的划分、中央与特区的权力界限、特区高度自治的本质和内容、人大释法、特区司法机关的宪法权限等政治议题。

  7.决策模式与过程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反智现象突出。专业判断和科学知识要让路予政治斗争的需要。各个势力的短期和局部政治利益考虑往往凌驾在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之上。

  8.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政府难以取得民的尊重和信任。港人常常以阴谋论角度审视政府的一举一动,不但主要官员不时遇到质疑和攻击,即使标榜"政治中立"的公务员亦未能幸免。政府内部士气不振,担忧动辄得咎,少做少错的心态弥漫。

  9.媒体扮演推波助澜、挑拨离间、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和群动员的角色,部分反共、反政府和鼓吹民粹主义的媒体更意图成为可以左右大局的力量。媒体中人以"第四权力"自诩,甚至以自己为医时济世之主力自命。部分电台"烽烟"(听致电电台表达意见、宣泄不满或对政府和其他机构作出投诉)节目主持人箕踞自大,力图制造政治议题和行动,俨然以人民领袖自诩。

  10.民对不同党派的认同和信任有明显差异。支持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爱国爱港力量备受港人贬视奚落,而反建制和现行体制的反对派以所谓 "在野"之身则较得到港人的支持。然而,总的来说,所有党派在行政长官并非普选产生、立法会只有部分议席由地区直选产生和港人对政党态度冷淡的情况下其实都是规模细小、群基础有限和社会信任度不足的政治组合。

  11.不同党派的政治纲领有明显差异,主要反映在其政治立场上,尤其是集中在对中央、内地政治和人权事件、特区政府施政、政制发展等议题上。虽然受惠于《香港基本法》的巧妙安排,爱国爱港力量主导了行政机构和立法会,但由于其内部矛盾不少,难以在所有事情上团结一致。加上爱国爱港力量中有部分势力需要争取民的支持,港人的反共意识便在其中发挥一定的分化作用。反对派在政治体制内虽属少数派,但他们在体制外却是主流派,他们因此可以结合体制内外力量,发动各式各样的舆论和群行动,与爱国爱港力量展开斗争,使香港陷于连绵不断的政治争斗之中。可以说,反对派主攻,爱国爱港力量则主守,而主守的一方又往往招架乏力。

  12.不同党派的社会支持基础、政治组织和动员方式也有所不同。爱国爱港力量随不断壮大而愈形芜杂,观点和利益差异甚大,协调工作艰巨,而最大的粘合剂是各成员对中央的拥护,因此中央有一定的整合作用,但作用不应高估。爱国爱港力量包含传统的爱国力量(俗称左派)、因回归在即而向中央靠拢的新兴爱国势力、原港英建制分子、公务员队伍、工商界人士、乡事势力等。爱国爱港力量是跨阶层的组合,但基本上较倾向倚靠商界和基层的支持。相反,反对派也是一个跨阶层的势力,以深受西方价值观熏陶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 (特别是从事自由职业者或公共服务提供商)为中坚。他们笼络了不少代表中产和基层人士的地方、专业、宗教和压力团体。更为重要的,是反对派得到大部分主流媒体或明或暗的支持。而西方势力又不断给予各类型的支持。事实上,爱国爱港力量与反对派的斗争,蕴藏行政与立法、"亲中央"与"反中央"、不同阶层之间和西方势力与中国的摩擦,是以这些摩擦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消弭。

  13.在政治斗争弥漫的氛围下,不少突出的经济和民生问题都会迅速被反对派转化为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并上升为对特区政府管治的合法性和香港政制认受性的质疑,力图突显政制民主化的关键意义。

  14.大大小小的集体抗争行动(示威、游行、静坐、请愿、记者招待会、堵塞交通、围堵官员、暴力冲突)此起彼落,目标既是利己的,也有利他的;有功利性质的,亦有发泄情感的。绝大部分行动是冲特首或政府而来的。

  

  四、政治形势和主流民意的变化

  

  香港之所以能够逐步走出非常态政治的狭谷而蹒跚地走向常态政治的坦途,与主流民意的嬗变有莫大关系,而主流民意的嬗变,又是政治形势出现变化的反映。主流民意的嬗变与政治形势的转变时刻互动,互为因果。

  一直以来,即使在非常态政治的主导下,民众的焦点其实都放在经济、民生和生活质素等非政治课题上。但随着常态政治的上升,这些问题已成为港人最关心的问题,而政治议题的受关注度则明显滑落。

  港人不但对政治议题兴趣减少,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政治议题有新的认识和体会。而新的体会又影响到人们对不同的政治势力的看法,逐步改变了不同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和它们的发展态势。在非常态政治下,港人对中央尤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低度信任几乎决定了他们对各种政治争论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正因为港人中不少人是为了逃避国共内战或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才跑到香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刻的怨恨和恐惧,这种负面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再加上港人长期受到殖民教育和西方文化的熏陶,以及源于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内地为高而产生的优越感,港人对回归中国和"一国两制"方针信心薄弱。事实上,所谓"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内容,相当程度上是与所谓"大陆(内地)人"作对比而确立的,是将"香港人"和"大陆人"蓄意对立起来的结果。

  港人对香港和中国的前景不乐观,担忧回归后中央会干预香港的内政、收窄港人的自由空间、改变香港的现状和破坏香港的制度。所以,港人从实用角度出发,认同反对派的民主诉求,支持香港的民主发展"高速"前进。对不少港人而言,港人可藉着民主改革把较多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上,减少中央插手香港内政的机会,以达致反对派高举的"民主抗共"的目标。然而,真的认为民主可以抗共的人却很少。

  港人旣然怀有政治不安全感,自然会寄望反对派能够发挥制衡中央的作用,当然他们不会高估反对派的政治能力,但总比"亲中"人士较值得信赖。反对派因此比其政治对手(包括特区政府)享有较高的民望和更有能力夺取立法会的地方直选议席。自然地,反对派可以利用民众的支持兴风作浪。

  回归后香港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和管治困难,港人对特区政府尤其是特首董建华怨毒甚深。港人更乐意支持反对派去冲击特区的执政者。即使"亲中"人士也因为未受重用而对董建华深深不忿。不过,"亲中"势力也同时是反对派和大多数港人的发泄和打击对象。港人的政治不满和悲观情绪不断受到媒体和政客的激发,在2003年7月1日的大游行中达到极致,但同时这些负面情绪却又因为得到大量抒发而下降。

  反对派一厢情愿地认为2003年的大游行是一个对他们绝对有利的转折点,并期望过去政治上欠积极的中产阶层进一步动员和组织起来,成为新一轮香港民主运动的强大推动力量。颇为吊诡的是,香港的政治生态却向另外一个方向变化。自2003年大游行以来,香港的主流民意出现明显转向的态势。港人越来越务实、理性、温和以及厌倦争斗。人们开始把社会稳定视为最重要的渴求,紧随其后者是经济繁荣,而自由与民主则瞠乎其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绵延接近二十年的无休止的政治摩擦令港人愈加珍惜安定与和谐,并主动起而发挥约束反对派的言行的作用。

  新的主流民意与旧主流民意的核心部分有着根本性的分别,这就是港人对中央、内地和国家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带有质变的性质。这种质变反过来又改变了人们对政治议题的认识和重视。

  港人对中央和内地的态度发生了以下的变化:

  1.对国家的未来由不乐观转为乐观甚或过度乐观,认为中国能够厕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乃指日可待之事。

  2.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增加了信心,相信中央关心和有诚意促进香港的发展、感激中央在香港有困难时慷慨出手相助、愿意承认和尊重在"一国两制"下中央的宪制权力。

  3.对中央的信心和信任持续上升,赞赏中央的治国能力和处理香港事务的睿智。

  4.从"抗共"心态走向与中央构筑合作互信关系,较以往愿意去了解、考虑和照顾中央的看法和利益。

  5.认同香港与内地逐渐形成"经济命运共同体",意识到香港的经济转型和发展高度依赖内地的经济增长和转变,积极支援香港与内地深化经济融合,并希望香港能够在国家和平发展的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

  6.明白到香港不少的社会和民生问题(例如人口老化、贫穷、青少年吸毒)的长远解决也建基于香港与内地在各方面的紧密合作。

  7.对内地同胞的贬抑心态逐步收敛,对内地精英多了一份敬意,但同时担忧来自内地的竞争,又忧虑大量内地同胞涌港对香港的价值观、制度和做事方式的冲击。

  8.港人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愈益显着。这从2008年港人对北京奥运圣火在西方国家传送时受到干扰及四川大地震的激情反应中可见一斑。港人愈多以身为中国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荣。

  9.港人对西方世界的负面态度抬头。港人认为西方人士在回归后对香港缺乏善意,处处挑剔,且经常作出不尽不实的报导和批评。越来越多港人相信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走向富强之境,遂处心积虑、想方设法阻挠中国的崛起,甚至利用香港在国家中的独特地位来为国家添烦添乱。

  10.当被问及自己的主要身分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时,虽然认同是"香港人"的人的比例仍占多数,但重要的是"香港人"和"中国人"的内涵愈趋重叠,两者不但非相互对立,反而走向合流。

  11.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亦转趋正面,较之前更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功不可没。

  港人对中央、内地和国家在态度上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们对香港政治的理解。

  港人认为香港最大的政治,是确保"一国两制"顺利落实,当中尤其重要的是建构良好的中央与特区的关系,防止反共或挑衅中央的言行的出现。其他港人政治态度的变化包括:

  1.香港的民主发展不能阻碍"一国两制"的实施、必须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方式推进、而中央与内地的利益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照顾。

  2.承认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上有宪制主动权和最终决定权,不能在"主权在民"幌子下予以否定。港人同意在发展香港的民主时,应该同时考虑到它对中央和内地可能造成的冲击。

  3.主张民主发展不能损害香港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良好的中央与特区关系、简单低税制、有限的社会福利负担和优越的营商环境。港人尤其是中产阶层人士对民主化会否挑起反共情绪和民粹激情怀有一些疑虑。人们既然对现状较满意,自然会思考到民主改革会否对现状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

  4.港人不希望民主发展会令反对派有机会上台执政。在过去非常态政治主导下,港人在对现状极度不满时,曾经有接近一半人表示可以接受反对派领导香港,并寄望他们带来新局面。如今在常态政治下,港人知道只有能够得到中央信任和促进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政治势力才可以造福香港。在大部分港人眼中,反对派已经丧失了作为执政者的资格,充其量只能当称职的反对派。由是反对派的政治价值对港人而言大幅下降。港人甚至担心过快的民主发展步伐会否令反对派有机会夺取"过多"权力。

  5.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任有所回升。特首曾荫权和特区政府的民望比反对派为高,而后者的民望甚至比中央的还要低。

  6.港人的民主诉求明显降温,政制发展一事越来越引不起公众的兴趣。人们关心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事项,包括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和贫富两极化等严重问题。

  7.一直以来,不少港人倾向把民主与自由等同起来,也倾向视愿意聆听和重视民意的政府为民主政府。所以,即使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不是由普选产生,不少港人仍认为香港是一个民主社会,而其民主程度只是稍逊于西方而已。当港人不再以民主为"抗共"的手段,或根本无需"抗共"时,他们便开始思考加快民主步伐会带来的消极和负面影响。港人对民主化的态度变得复杂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他们的民主诉求。

  主流民意在过去三年内的急速转变,其来有自。主要原因是中国日益强大,港人开始确信国家成为超级大国势所必然,而香港则肯定会从中受益匪浅。港人越来越明白中央对奉行"一国两制"方针的诚意和决心。中央一系列的"挺港"政策诸如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内地居民来港个人游、中央授权香港开办人民币业务和支持香港发展为全球主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大型国有企业纷纷来港上市集资等,对香港经济的复苏发挥莫大作用。香港与内地在经济上的日渐融合亦重塑了香港的政治生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非常态政治   常态政治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902.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