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坤:中国奴隶制的终结及其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8 次 更新时间:2012-08-22 22: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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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惟世家大族,从先遗留家奴之子孙,尚不乏人,此辈非主家放出及本人赎身,不能脱离奴籍,遂至世世为奴矣!”[13]内中可以看出沈家本的无奈。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找到充足的理由论证禁革人口买卖、废除奴隶制的正当性。对此,沈家本可谓动足了脑筋,归纳起来他共讲了七条理由:

   第一,引“古之良法”。沈家本以汉唐良法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汉世免官奴婢为庶人,《本纪》屡书。唐代官奴婢年七十者免为良人,载在《六典》。古人良法,班班可考,初无世世为奴之理。”

   第二,引清代早期仁慈的法律为例,证明现在的做法太过分,同时也用以安满清统治者之心。沈家本写道:“即现行例内,亦有数辈勤劳,情愿听赎,及累代出力,放出为良诸条。以功令而论,亦未尝令其世世为奴也。”[14]当有的人指出,在现有律例中,家长伤奴、雇,“奴轻雇重”,将来“奴”变成“雇”以后,对家长伤“奴”的处罚就适用伤“雇”的惩罚,太重,这不方便。沈家本举例说,康熙年间现行律就规定“旗人故杀白契所买及当之人,俱照故杀雇工人律拟绞。嘉庆间修改例文,以恩养年久、未久为罪名之攸判,而其照雇工问拟者,案牍亦颇可稽。”即,历史上早有将家长打死奴隶和雇工作同样处刑的法律。

   第三,诉之悲情。沈家本首先指出世世为奴“其情亦殊可悯”,他说:奴婢们“跟随主家,必皆数辈后之子孙,阅时一二百年,徒以未放未赎,世世被以奴名,其情亦殊可悯。”[15]其次以奴婢的苦难唤起当权者的同情:“今鬻婢之家不独满汉官员大族,即中人小康之户,莫不有之……若遇残忍之人,或非法殴打,戕贼其生命,或衣食缺乏,冻饿其体肤,种种凌虐,惨不可言。如改买卖为价雇,此风庶可少杀乎。”[16]

   第四,说之以功利。沈家本指出废除奴隶制有两利:一是蓄奴的成本高:逃跑、反抗等很普遍,不如放弃;二是废奴有利于家国名声:“买卖人口一事久为西国所非笑,律例内奴婢各条,与买卖人口,事实相因”,即,买卖人口为世界笑话,而奴婢律例是买卖人口的根源,要免外人耻笑,一定要删除奴婢律例。

   第五,诉诸人的尊严。当反对者以“奴雇相犯,其罪名悬殊”加以反对时,沈家本在引清代前期立法反驳后进一步诉诸人的尊严,他说,“奴亦人也,岂容任意残害。生命固应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习,等人类于畜产也。”[17]他理直气壮地主张不能因“故习”,要尊重人,要学习西方。

   第六,行宪政之必须。沈家本将“删除奴婢律例”作为行宪政的一环。在《奴婢议》中他最后说:“方今朝廷颁行宪法,叠奉谕旨,不啻三令五申。凡与宪法有密切关系者,尤不可不及时通变。”毫无疑问,在沈家本的笔下人口买卖、奴婢律例都有违宪法。

   第七,诉之一般法理。为反驳“王府不便”论,沈家本在举了《唐律》中的良法规定后说,“法理自当如是。此未可拘牵旧制者也。”沈家本这里所说的法理,已经不是旧法中的法理,而是尊重人格的现代法理了。

  

   三、迟来的结局

  

   沈家本上《奴婢议》的时候适逢清廷遭遇重大变故。光绪三十四年10月21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在软禁中突然病逝;第二天,慈禧太后亦亡。2008年12月2日,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不满三岁的儿子溥仪继位,是为宣统皇帝,载沣为摄政王。在这一片混乱中,当然没有人再关心废奴这样的“小事”了,因为专制统治者的最高利益是统治的巩固,而不是人民权利。

   又过了一年,宣统元年十二月丙申,[18]宪政编查馆“上禁买卖人口条款”奏请通行。[19]宪政编查馆所列十条,几乎全抄了沈家本《人口议》中所拟十条(其实11条),只是删除了第9条“发遣为奴之例宜酌改”,奴隶制仍然留了一根大大的尾巴。[20]宪政编查馆所上之十条未见颁行,但是最后的立法草案总算“敲定”,进入了王权最后决断阶段。[21]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庚辰,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大臣共进《大清现行刑律》,清廷命颁行之。宪政编查馆与修律大臣所上的《禁革买卖人口条款十款》修入核订的《大清现行刑律》中。[22]自此,中国的奴隶制“基本上结束”。说“基本上结束”是因为《大清现行刑律》仍然保留了“良贱”之分,这就是沈家本《人口议》第9条被搁置的结果。到191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下谕颁布《钦定大清刑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典。在这部现代刑法典里,沈家本《人口议》的第9条被采纳,主奴名义在法律上绝对成为非法。至此,中国传统的奴隶制终于失去了正当性。但是,这一法律规定的生效时间是1912年,那时已经是民国了。辛亥革命使延续数千年被认为是“与天地一样自然”而不可更改的帝王专制几乎在一夜间灰飞烟灭了!1912年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一条使任何奴隶制在中国成为非法。有点可惜的是,废除奴隶制这一清廷播下的种子,到民国时才最后结出完满的果实。这或许对当权者也有警示意义,“世界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此决非虚言。

  

   四、伟大的意义

  

   中国消灭奴隶制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奴隶制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野蛮制度,被称为世界文明主要源头的古希腊罗马尚且不能免俗;非唯如此,他们还创造了发达的奴隶贸易制度。在“内部”消灭了奴隶制后,西方人还掠“外人”为奴,将奴隶制作为发财致富的工具使用。从1450年开始至19世纪初,每年有超过30万黑人被从非洲大陆运往美洲,总计有1000万至2800万的非洲人被运往美洲贩卖为奴隶。[23]

   奴隶制是丛林规则在人类社会的遗存,是文明人类的耻辱;奴隶制是在法律下存在的,因此它也是法律的耻辱,奴隶是法律正义之光所不及的人。不过,值得法律人自豪的是,纠正这一错误也是从法律开始的。罗马人通过500年修改法律持续不断的努力逐步消灭了奴隶制。1807年3月25日,英国国会正式通过立法禁止英国船只载运黑人奴隶,开启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分国别废除一切奴隶制的运动,1814年禁止奴隶买卖的《巴黎公约》诞生,从此贩卖奴隶在欧洲范围内成为一项国际性犯罪,人人可“得而诛之”。国际联盟1926年9月25日通过的《禁奴公约》第2条规定,各缔约国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和惩罚奴隶的贩卖。《世界人权宣言》(1948)第4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这表明人类告别了在法律上将人两分的蒙昧时代,所有的人都具备同样的法律人格。真正的现代法律文明从此开启,它也是一切现代文明的制度保障。

   中国废除了奴隶制,它将四亿中国人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这是继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1862年9月22日美国总统林肯颁布《解放黑奴宣言》以后人类又一次伟大的解放事件,就涉及的人口来说,它的意义远远大于美国和俄国的变革。[24]

   中国废除奴隶制的过程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法理问题。

   第一,关于理性和社会实力两者在法律进化中的地位问题。在物质决定论的思维框架下,我们过分将法律的进化归因于社会力量间的博弈。因为法律变革意味着权利格局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权利既得者的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在中国废除奴隶制的过程中也有充分体现。清廷没能最终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如果就此否认理性进步在法律进步中的作用就不足取了。在中国废除奴隶制的过程中,首先觉醒的不是奴隶们,而是以周馥、沈家本等为代表的官僚,正是他们在先进法理念——尊重人格——的影响下首倡废除奴隶制,也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这一伟大的使命才基本完成。当然,话得说回来,理性战胜利益纠缠的时候并不多。就拿清代废除奴隶制来说,清代早期也有过部分努力。满族入关实行的是典型的奴隶制,它的许多习惯非常野蛮,例如,乱伦为婚,“夫死妻殉”的制度等等。[25]入主中原后,清廷采取过一些部分解放奴隶的法律措施,但终属有限。[26]当他们认为会危极满族的统治的时候,他们就止步了。

   第二,关于外来文化在法律进化中的作用问题。进入近代以来,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力大增,完全封闭的文化体已经不可能存在,法律文化亦然。由于法律文化所具有的“交往工具”性及价值性,对于从历时性观点来看相对落伍的法律而言,它进化的主要动力不是源于内部,而是源于外部。中国数千年的奴隶制几乎没有受到有力的挑战,它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仁政”之类只是奴隶主手中的花瓶而已。但是在外来文化的推动下它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寿终正寝,这应当说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不过,由于法律的政治属性,外来法律文化对法律的影响常常引发政治上的合法性危机,这才是外来法律文化移植的主要阻力。事实上法律文化本身的地方性主要是既得利益者抑制外来法律文化的借口而已。清王朝对人口买卖制度存废的艰难抉择及民国后很顺利的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国人为何对此“快速”遗忘?废除奴隶制整个过程在《清史稿》留下的痕迹只有短短的15个字:“丙申,宪政编查馆上禁买卖人口条款”,我所见到的所有教材——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未见一字记载。现如今甚至连一些专门从事宪法学研究和史学研究的人对此也很陌生,这真是彻底的遗忘。如何对此种“族群遗忘”作出解释?其缘由可能有三个:一是传统意识形态中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划分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它遮蔽了东周以后的中国奴隶制问题,[27]没有奴隶制,当然也不存在消灭奴隶制问题;二是消灭奴隶制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事件发生在清末民国交替时期,清末没有完成,民国时期完成了,但是它被民国替代帝制这一历史大转折所淹没了;再一个是文化上的,我们对奴隶制、对人权没有西方人那样敏感,我们的潜意识里总以主人自居,我们只想斗争,不讲大爱。因此,在消灭奴隶制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义务重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以彰显对人权的尊重,彰显人类之爱,同时也借以表达对周馥、沈家本等先贤的敬意。

  

   周永坤,男,1948年生,籍贯江苏张家港,毕业于苏州大学,现为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法理学硕士点负责人,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法理学宪法学会副总干事。

  

   【注释】

   [1]黄鸣鹤:《屈辱·冲突·抵抗·吸纳——近代中国租界领事裁判权和会审公廨制度解读》,法律教育网。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05/4/ma2255122612172450026688.html。被告之名究为“黎王氏”还是“黎黄氏”,沈家本所记与上文不同,可能因江浙人沈家本“王黄不分”所至,故未采沈氏之说。

   [2]“西人晤周,对此提出质难。”此事促使周馥提出禁革人口买卖之议。[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46页。

   [3]1807年英国通过《废奴贸易法案》,1809年美国宣布禁止奴隶贸易,1815年欧洲许多国家同意废除奴隶贸易,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最后奴隶法案,宣布英国所有领土上的奴隶制度为非法,并以2000万英镑的赎金,解放大英帝国全境75万奴隶。

   [4]据《周悫慎公全集·奏稿卷四》(民国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标点。

[5]实质性内容有五条,原文录于下:一定例契买家人婢女,旗人赴两翼印契,民人赴地方官印契,倘有情愿用白契价买者,仍从其便。嗣后此例停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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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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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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