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三谈救救孩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57 次 更新时间:2012-07-18 20: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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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也是对生命的漠视!何况,如果狗是你的宠物,你会折磨它吗?你们是人,是用“阶级斗争”理论武装起来的人!难怪巴金老人一再发问,“为什么一夜之间,人变成了兽”(大意)?

  

  你说,“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教育’的产物。”不错。不过你又说:“在那个年代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 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都是响应党的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自觉地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受锻炼。”这等于是说: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是好心办了坏事。你竟然不能说出这样一句话:阶级斗争、阶级仇恨成功地塑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世界观和性格!

  

  你/你们提到这样一件事:“在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看到了一本美国出版的关于性学的研讨文集,这本书是西方许多大学的参考书。书中有一篇美国学者Emily Honing的文章,内容以女附中8月5日事件为例研究女性暴力……连为此书作序的一位世界著名的性学权威,也在序言中专门挑出Honing的文章,以我和我父亲为例来讨论问题……”(见《另一种陈述》)这些洋人真是岂有此理!当年我们是抱着使红色中国永不变色的崇高理想闹革命的,与“性”风马牛不相及……且慢!辱骂和耻笑决不是战斗!还是先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从性学角度来研究8·5事件。有一种思维方法,叫“换位思考”, 要求思考者设想自己处在别人的地位或环境中来考虑问题。中国的一个成语“设身处地”,说的就是这种思维方法。不过,不知什么缘故,中国的教育从来不向学生教授思维能力、思维方法,连在语文教学中也不讲解这个成语。现在,让咱们来个换位思考。这些洋人,是在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中长大的,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爱”,是“爱人如己”,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就是源于基督教的。面对8·5事件,他们会产生不少疑问。由于中国历来有隐恶扬善/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加上49年解放后,共产党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只知道,中国没有尊重女性的传统,如,强迫女人裹小脚;如,世人共知的中国的“国骂”源远流长,文革中还被红卫兵发扬光大;如,许多被压迫的“媳妇熬成婆”后,仍然要压迫她自己的媳妇……如果说这些都是该破的“四旧”,那么在这“破四旧”的大革命中,为什么还会发生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女校学生/女性竟然打死像母亲一样培养教育她们的女老师/女校长?如果说她们尚未获得“解放”吧,可她们都是用枪杆子建立了“新中国”的高级干部的女儿……中国到底怎么了?女性是“爱”的载体,造物主在赋予女性延续人类、生儿育女的使命时,也赋予她们以爱心……这个女校到底怎么了?这个女校是用什么来教育这些女孩,使她们丧失了善良、温柔、富于爱心的本性,变得如此肆无忌惮、野蛮、暴虐的?莫非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莫非是她/她们的父亲把拿枪杆子闹革命的基因遗传给了她们?……把这些问题加以浓缩,不就是你/你们追问自己的,“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你们本应当也能够以自己的深刻反思来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的,然而,你们却误导了这些并无恶意的洋人,要他们向中国的错误道歉!向你们的罪恶道歉!

  

  叶维丽写《我看卞仲耘之死》,是从批判美国人哈里斯先生开始,以纠正“文革研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结束的。这带有普遍性的错误倾向,便是以“后面发生的事情倒过来影响已经发生 了的事情。”后面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影响前面已发生的事情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黑箱作业”的社会里,尤其是在文革时期,那些本质的真实的东西常常被决策者、被既得利益者、被出卖灵魂的御用文人等等,别有用心地掩盖着,人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甚至是假象。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就必须从已经公开的(无法掩盖的、或者是虚假的)后面发生的事情所提供的线索入手,来寻找前面的尚未浮出水面却在暗中起着作用的本质和真实。你是引用一位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柯文先生的话来说明你的观点的,我也引用一位洋先生的话来说明我的看法,这位洋先生是法国著名作家布罗代尔:“看历史,不能被种种事件的浮嚣泡沫迷惑,而要看到泡沫下的流水。”说简单明白些就是:必须透过表面现象(常常可能是假象)抓住本质,尤其是在历史真相没有浮出水面之前。

  

  紧接着你说:“在中国文革史的书写中,这个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不说别的,就说对林彪的研究,一个‘九一三 事件’,就抹煞了历史上的林彪和他的战功,明明会打仗也成了不会打仗。”请你不要忽略一个事实:这是决策者或既得利益者的有意抹煞或歪曲,能这样做也敢于这样做的是一些无耻的御用文人,一个有良知的历史研究者决不会做这种事。在海外生活的你们,应当知道,最先把真实的林彪公开出来的,并不是你们所无限崇拜的红司令、或伟光正的共产党、或这一党专政的政府,而是生活在海外(包括港、澳、台)的中国人或非中国人。这其中的原因你不会不知道。你也应当知道,法国的卢梭说过这样的话:“你若是想为祖国的真正利益写作,你就不应该到祖国的怀抱中去写。”(见卢梭的《忏悔录》)因此,你应当向有意掩盖事实真相的当局呼喊:我们有知道历史真相的权利!我们不要那些充斥谎言和欺骗的历史材料/历史课本!而不要把矛头指向那些为了拒绝遗忘,想尽办法突破禁区,寻找真相的普通中国人。

  

  众所周知,自从1949年“解放后”,中国的历史已经成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他们经常用歪曲了、篡改了的甚至是伪造的历史来教育人民,使人民始终处于不了解历史从而就不了解现状的“愚民”状态之中,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或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们本身就身受其害。你们所熟知的万恶的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事(包括电影和泥塑群《收住院》等)就是典型,这才是真正的“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事实上,好故事往往不是好历史。”的典型!不知你们现在是否到刘文彩的故乡去做过实地调查?应当去的,肯定会有帮助。统治者坚信:只要掌握了对过去的解释权,就能够牢固地控制现在,而如果能够牢固地控制现在,未来就必然在他们的控制之中。这才是“使历史丧失了公信力”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文革前夕,“上面”下令在中小学,停开历史课,把语文和政治合并,并把毛泽东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根本原因;这也正是使你们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丧失了独立人格,跟着那个“别人”去“闹革命”的根本原因。作为过来人,你们应当理解今天有良知的中国人要努力寻求真相,还历史以真实的苦衷,你们应当设法帮助她/他们,而不应当用他们的少数差错来责怪他们。

  

  作为第一个学生把老师/校长残酷折磨致死的学校,师大女附中这个曾经炫耀一时的“红色要武中学”有责任成为反思的榜样。可是,在90年校庆时,你们有把卞仲耘校长被折磨致死的血淋淋的事实展示出来吗,有把学生们反思和忏悔的文字展示出来吗?你们所展示的是什么?莫非你们还要继续给幼稚单纯的孩子们灌狼奶,让“狼孩”源源不断地从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现在可能不是女校了?)中生产出来?也难怪,“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你们既没有亲历过文革,又找不到能够真实地深刻地反映文革的书籍或其他资料,何况,时间、条件不同了,就会是另一种思想感情了。现在,为了不让卞仲耘的悲剧在你们或你们的晚辈身上重演,还是必须用换位思考的方法来思考:如果在文革时,你是这所学校的教师/校长,你会有什么遭遇?你会幸免于难吗?如果卞校长现在还活着,会像你们这样庆祝90周年校庆吗?如果她还活着,她会这样庆祝女附中的90周年校庆的:最重要的,是修改你们编写的《90年辉煌……90年图志》。首先,要把“90年辉煌”,改为客观陈述的语气“XX(那时不会是90年了)年的路程/历程”,里面一定要专设文化大革命一章,标题应当是“沉重的/蒙羞的一页”,里面必须有宋彬彬给毛主席戴袖章的照片,及学生/红卫兵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照片;也必须有卞校长及老师们被折磨殴打的照片,还必须有学生/红卫兵反思和忏悔的文字,哪怕只是打了一拳,踢了一脚,吐了一口吐沫。到那时,还应当有宋彬彬在90年校庆时上了“荣誉校友”榜的历史事实,以及后来反思错误根源的文字;还必须有王友琴历尽艰辛寻找历史真相的事实。如果女附中有“校史展览室”,也应当展示这些内容。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容粉饰,不容掩盖,更不容篡改。只有弄清事实,才能反思,才能“以史为鉴”。

  

  其次,听说,你们已把校名改为“实验中学”,还为我卞仲耘立了一个纪念铜像(见《我看卞仲耘之死》的附图),说“她的名字应该被历史记住”。如果校长/老师被学生毒打折磨致死的事实及其根源还没有弄清楚,就在这血淋淋的土地上孤零零地立一个“束手无策”的前校长,你们要历史记住什么?你们要今天的学生思考什么?这“实验中学”要实验的又是什么?如果是真心真意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就请你们把校名改为“爱的中学”,并把爱施与普通的平民百姓子女,不要仅仅招收权贵们的子女;如果是真心真意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就请你们把这孤零零的铜像搬走,然后,在校门“爱的中学”几个大字的后面,立一块长方形的塑有浮雕的影壁。浮雕的内容是,一个面向观众伸开双臂保护她身后的许多孩子的女人/女教师——一个群体,保护千千万万未受污染的孩子的灵魂是她们的职责;影壁前方,立三个长跪的女学生/红卫兵,面对女教师正在反思和忏悔,她们也代表一个群体。我的学生 叶维丽在一篇文章的最后问得好:“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见《我看卞仲耘之死》)但是,这段话的头一句错了。连“凶手”都不知道,就不知道真相,谁来反思?怎么反思?我们的目的不是“抓凶手”,你们的目的也不应当是“澄清”,咱们共同的目的是为中国留下一些真实的历史,深挖罪行/错误的根源,要反思,要忏悔。

  

  再次,由于这是一所学校,为了使这段历史能起到警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作用,文字说明必须深刻、清楚地写出教育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开设公民课,把这段历史作为反面例证放到公民课的教材中去。教育不能没有“爱”,教育的作用是为了培养真、善、美的人性,使人的兽性少些,人性多些。可是解放后,中国的教育却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不可能在此全面说明,谨提供几段导师的论述给你们参考。恩格斯 早就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者人性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再三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还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如果你们觉得这种思考的难度太大,力不胜任,那么,把上述方案推倒,采用另一种更简单,也许会更有用的方法。先说说我的思考过程:你们可能知道杨恒均先生?他的父亲这样评价自己教过的老三届学生:“被那样洗过脑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得等到他们也死去,中国才有希望。”(见杨恒均《生日感怀:后悔做 过,以及后悔没有做的那些事儿》)教育的周期是很长的,但他如此赤裸裸地说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实在使人丧气,使人难以接受。难道他们就这样不可救药?难道不能把周期缩得短些?一天,我在2012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上,看到吴思的文章《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我忽然豁然开朗。现在,我把有关文字贴于下面:

  

  “在德国许多城市的老建筑门前,经常可以看到地上镶嵌着几块巴掌大小的铜制地砖,略微凸起于地面,上边刻着某某人曾经住在这里,还有此人的生卒年代。好像一块微型纪念碑……这是纳粹时期这个建筑物里受迫害的居民姓名……德国艺术家古特尔·戴姆尼首创,后来发展为‘绊脚石运动’。中小学生们也参加进来,调查这段历史,确认受害者的姓名和住址之后,在企业和公民的资助下,制造并安放黄铜地砖。柏林大约安放了七千多块‘绊脚石’。中小学生。绊脚石运动。让历史凸显在当代人脚下。‘我们是谁’的答案,开始由新一代公民去追寻和回答了。”

  

  咱们中国也必须来一个“绊脚石运动”!只有所有人(主要是当年的害人者和受害者)尤其是当今正处于生命危险期的学生/孩子,都一起来调查这段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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