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三谈救救孩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65 次 更新时间:2012-07-18 20: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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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大字报贴出后,筹委会陷入瘫痪。”这些说法,不是完全证明了“筹委会”和“学代会”只是两个换汤不换药的东西吗?况且它只存在了十天!因此,到底是否真有这么一个“筹委会”,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有人说,“(这)本质上是在为红卫兵辩护,是在为宋彬彬脱罪”。说得对。

  

  第2,8月5日前 ,女附中是“权力真空”吗?

  

  请看你们自己陈述的过程:

  

  6月2日,女附中出现第一张大字报《校领导把我们领向何方?》,作者是刘进、宋彬彬等三人。这三人就相当于女附中的聂元梓等人,这就意味着,象聂元梓成为北大的新领导那样,这张大字报的作者将成为女附中的新领导。

  

  6月3日,又有几位学生贴出题为“怎样正确对待当前校园内的这场大革命”的大字报,内容是欢呼校园内的这场大革命……于是高中同学自动组织起来,初中同学满操场乱转。见《记忆》2012年3月31日第82期,范世涛《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一文。这证明高中同学是有组织的,而你们自己说的与此相反。

  

  6月4日,团中央组成的工作组进校。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刘进和宋彬彬是“学代会”的正、副主席。“学代会”取代了原校领导,成为新的权力核心。这时,学校的“权力核心”是工作组+学代会。

  

  6月21、22日,在工作组主持下召开了揭批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的大会,毫无疑问,这是由“工作组+学代会”领导 的。会上出现了暴力行为。下面是当时卞仲耘写给上级的一封长信中的话:“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 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请注意,这种暴力行为,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布之后早已经出现的,是毛泽东所期待的。

  

  7月20日前后,大部分同学去邢台军训,宋彬彬和少部分同学留校参加老师的集训。

  

  这“军训”和“集训”应当是“学代会+ 工作组”部署的吧?目的是什么?达到了没有?参加军训的同学的家庭出身是什么?《另一种陈述》中还说:“同时还把不符合军训条件的少数‘有问题’的学生送到 郊区劳动”,这“有问题的”又是指什么?军训由谁负责?是谁命令你(宋彬彬)留校参加老师集训的?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结束的?目的达到了没有?在你们写的文章中都没有交代。

  

  7月30日工作组撤出学校,7月31日就产生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及其他红卫兵组织,这表明“红卫兵”立即取代了工作组。这时的“权力核心”应当是“学代会+红卫兵”,刘进和宋彬彬“一身二任”,肯定是当然的头头了。

  

  8月1日,在《想说的话》中是这样说的:“军训的同学返回学校时,校内外已出现血统论的对联,校园里很乱。” 没有说明是谁命令他们返回的,应当是“学代会+红卫兵”吧?

  

  从这些叙述看来,上述时间都不是“权力真空”。但是,从军训同学返校时起,你们的叙述出现了分歧和“真空”。请看:

  

  你们的同学陶洛诵的说法是,“ 8月1日,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这“突然”二字就是叶维丽文中要求 “应该很仔细地去考察”的“细节”, 为什么你们不用“突然”二字?为什么要比计划的时间早地“突然被召回”?召回的目的是什么?召回后的这几天,你们做了什么工作?搞了什么活动?为什么仅仅4天,就发生了卞校长被打致死的事?你们都没有说明,而这几天的活动是了解“卞仲耘之死”的关键。

  

  请接着第二个问题的开头,继续看毛泽东在称赞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后的活动”: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决定,是文化大革命由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领导阶段,进入毛泽东支持的群众造反阶段的标志。为了显示这“群众造反阶段”的开始 ,在毛的精心策划下,参加全会的除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非中央委员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47名恐怕连党员也不是的“革命师生”!这47名师生,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紧跟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造反人马,他们在会上喧宾夺主,对刘少奇一伙步步进攻,迫使刘一再退却。请注意十六条中的有关条文:

  

  第1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是“斗垮”,与一年多前在“二十三条”中的提法不同了。

  

  第2条,有这样的话,“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注意,是“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这些“革命青少年”当然呼之欲出了,在这次全会上就坐着47名这样的“革命师生”!

  

  第4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怕出乱子。”这是在你们的“反思”文章中反复使用的词语。

  

  第10条,再次强调前不久提出的“五七指示”:“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

  

  第16条即最后一条,“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8月4日,就在全会召开期间,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讲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8月5日,也是在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突然”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怀仁堂的走廊上贴出 炮口直指刘少奇司令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方面,称赞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一方面,公开向已经表示投降的刘少奇司令部宣战。

  

  8月17日,毛的大字报《炮的司令部》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县、团级,并由红卫兵转抄,传遍全国。

  

  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红卫兵。

  

  在 《想说的话》中,宋彬彬说,“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生学潮的消息时,都很羡慕,认为他们提前经受了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希望女附中也 能有这样的机会。”当你们听了/看了《决定》上的这些词语,又知道毛主席不仅请来47名“革命师生”参加全会,还在同一天肯定了两个月前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组织的革命行动,你们当然会认为“机会”来了。于是,把军训的同学突然召回,成立红卫兵组织,学习文件,领会上面的精神;于是,在毛泽东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同一天,你们以向女附中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卞仲耘开火的实际行动,为毛泽东支持的群众造反运动鸣响了礼炮。这时,是“权力真空”吗?NO!你们是“通天”的,“权力”来自上面的“天”!

  

  是这样吗?拷问你们的灵魂/扪心自问吧!

  

  第3,再看8月5日那天是不是“权力真空”?

  

  先看你们的陈述:

  

  8月5日,在毒打卞校长的六七个小时中,宋、刘都不在现场,可是不断有低年级学生去向你们(而不是别人)汇报情况。——这是按照你们一贯的领导方法去做的。在《想说的话》中,你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分头负责,把工作组开展运动的要求布置给各年级的核心小组,年级再布置给各班的核心小组。每天还要收集执行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大家天天十几个小时地忙 碌着,也不知道累。”

  

  人死后是宋、刘这几个人(而不是别人)出来收尸并签字,紧接着又是宋、刘这几个人(而不是别人)去向北京市委吴德汇报。

  

  第二天又是刘进(而不是别人)在全校广播通报此事,并要求全校学生注意保密,不得外传。

  

  名正言顺,当时有资格做出这一系列举动的就只有上面说到的“权力核心”,即学代会+红卫兵。这“红卫兵”到底是谁?众所周知,她必须具备下述条件:必须是高干子弟,尤其是那些享受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既得利益的高干子弟;必须是党员;必须是最高年级(即高三年级)的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这是知名校友“光荣榜”上对宋彬彬的评语,因此打上引号)……暂时想到这些了,不过,这差不多也够了,这“权力核心中的红卫兵”非宋彬彬、刘进莫属。

  

  在你们的陈述中有几个地方令人质疑,你们必须拷问自己的灵魂/扪心自问:

  

  (1)在《想说的话》中宋彬彬说,“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八月五号当天她们(宋彬彬们)在开会,议题是:工作组走了,文革怎么干?”在《另一种陈述》里,刘进说, 在“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众所周知,在当时,尤其是“血统论”出来之后,与“权力核心”不沾边的人,是不会也不能进入工作组的办公室的,在里面的一定是与“权力”沾边的高干子弟。关于这一点, 在《另一种陈述》中,叶维丽说:“‘血统论’的对联在学生群体中,特别是中学生中产生的 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它不但动员了出身‘红五类’家庭的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当仁不让的革命后代,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导致了一些人在后来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并且严重地分化了学生群体,让大多数非‘红五类’的人噤口,而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同学更是人人自危。”刘进说:“ 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也有不少同学想来就来,不来就到别的学校去串联。” 主持人/冯敬兰说:“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这样的人,聚集在“办公室”里,都“清谈”些什么?能“清谈”些什么?

  

  这时的时局,变幻莫测: 7月8日,毛发出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长信,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7月16日毛在武汉第17次畅游长江。众所周知,毛泽东“解放后”共17次游长江,事后都会掀起一股“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真实的游泳及比喻性的象征性的游泳)的热浪,这次也不例外。他游完之后,人们就在悄悄议论:又要有什么运动了!两日之后,即7月18日,毛突然从武汉返回权力核心的北京。7月29日,毛突然地出现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8月1日,毛邀请47名“革命师生”,参加了只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才能参加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同一天,女附中参加军训的同学突然被召回。今天,8月5日,毛突然在中南海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直对刘少奇开火了。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应当向什么开火呢?他一再教导: 革命青年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中成长,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 ……

  

  生活在红色大院的你们,是“通天”的,正如叶维丽在《我看卞仲耘之死》所说,“这所学校集中 了中共党政军高层干部子女,对时局的变化应该比一般学校更为敏感”。这时,你们围绕“工作组走了,文革怎么干?”的议题,必然“清谈”些什么?

  

  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 自发的行动正是毛泽东倡导的,学生们起事的资格来自最高领袖对‘自己解放自己’的鼓励。”后半句应当稍作修改:“学生们起事的资格来自最高领袖对‘自己解放自己’ 和‘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鼓励”。这时,你/你们是坐在“办公室”里,像毛泽东那样“遥控革命”,让低年级的学生/红卫兵‘自己解放自己’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呢!

  

  (2)你们说,把卞校长送到医院是为了抢救。在《另一种陈述》中,叶维丽还说“坚持要医院抢救,并和李松文老师等一道留下姓名做担保,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充分肯 定。她们在卞仲耘去世后连夜向上级汇报,也是负责任的态度”。仿佛这是敢于负责,是关爱,是同情,是怜悯!如果真是这样,低年级的学生第二次来向你们报告时,你们就应当采取果断措施送医院抢救了。但事实是,到第三次你们才把她送医院!为什么?因为从下午二时,折腾到七时,人已经死了。

  

  请看,《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卞仲耘)就一头晕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只有大口呼吸的份儿了。而竟还被认为装死不老实,被用脚乱踢头部及身上。不马上送医院。时约六时许,竟被用垃圾车运到小操场厕所旁边。一会还嫌不够,又用风雨衣把她紧紧盖住,一个工人想换用一张白纸都不行。很多老师要到她身边看看,都遭斥责不准。就是最健康的人窒息,也要致死。至七点,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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