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99 次 更新时间:2012-06-12 13: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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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进入专栏)  

  苹果公司也不可能持续维持这样的高利润。?

  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开放与监管之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自由化,而是把握选择性开放的时机与程度。中国资本开放的选择性高于东亚、拉美、东欧,中国今日才得以限制美国金融危机的拖累。中国也有失误之处。日本经济学家对我说,日本绝不会像中国那样,让外国企业占有如此大的国内市场份额,韩国更是如此。中国沿海大城市竞相引进西方五百强,却不大力扶植民族企业。某些领导人误以为西方垄断企业必然代表先进管理模式,忘记技术进步从来是先进的小企业打败保守的大企业,这在思想上和政策上都是一个错误。中国企业和日本韩国企业相比,成长的道路要艰难得多。?

  

  (七)西方同样面临政府和财团的腐败问题?

  

  目前,世界上公认法治最好的地区是北欧,犯罪率、腐败、贫困等问题远小于美国。我访问瑞典时,瑞典经济学家告诉我,北欧历史上是海盗国家,直到19世纪,北欧的腐败依然臭名昭著。后来瑞典的吏治改善,来自一位国王的大力整顿。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也减少了社会腐败的经济基础。越南战争后,瑞典开始接受外国难民,社会治安就不如以前。可见,社会转型和开放是腐败增加的重要因素。国企私有化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

  我多次访问过台湾,台湾政治最大的腐败是黑金政治。其来源之一是变更土地规划时的政治利益链。台湾工业化之后商业用地与农业用地之间的地租差价归地主所有,带来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商人与黑手党可用金钱收买政客改变土地区域的规划,成为黑金暴利的来源。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先拆分国有垄断企业,结果私有寡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原国有垄断企业。据估计俄国大部分的经济控制在黑手党手里。德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但是高铁技术难以实现。印度想学中国的特区也很困难。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体制障碍都是土地私有制阻碍经济的结构调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立竿见影,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却举步维艰,原因是发达地区的选民不愿补贴不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怕企业出走到劳工便宜的地区。换言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倾向于维护地区差距,客观上阻碍国家整体的结构调整。不同利益集团在议会制下,只有局部利益,没有整体利益(李世默,2012)。?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明确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财团俘虏,只有拆散金融财团,才能摆脱金融危机(Johnson,2009)。但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措施,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金融寡头企业,却无力打破金融寡头的垄断。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造成军工、金融、律师三大利益集团主导美国政治、长期阻扰社会改革。美国的议会民主制无力约束军火工业、金融寡头和跨国企业对经济的操纵,因为政客竞选依赖财团的政治献金。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否决了对企业政治献金的限制,把金钱干预政治说成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

  中国一些善良的人以为用法制可以解决腐败问题,却没有仔细研究谁制定法律,目的是保护谁的利益?除了科学制定的技术标准,涉及利益的法律绝不是中性的制衡机制。德国学者告诉我,德国法律很严,保护的是老企业、大企业,使德国传统工业领先,但是创新不如美国。哈佛法学家告诉我,德国的私有园林,必须向公众开放,不像美国保护私有产权,业主有权向进入私人产业的陌生人开枪,所以德国的社会矛盾远比美国为小。美国在危机时,企业和政府同时裁员,为了保护股东的利润或政治家的政绩。德国、日本的企业高管却被社会要求减薪,尽量维持员工职位。法律究竟保护资产所有人,还是利益相关者,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同,法制就有不同的安排(潘维、尚英,2012)。没有在西方长期生活的人,很难想象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实质是维护利益集团现状的制度,却不是改革不合理现状的制度。?

  如何把改善法制与选贤任能相结合,是世界各国都在探讨的难题,制度决定论不符合历史的曲折。郡县制是秦始皇建立的。资本主义的法律是拿破仑建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是邓小平奠定的。历史的偶然性发生在历史必然的交叉点上。用现代科学的语言,中西文明的分岔有演化论的根基。

    

  三、如何认识中国发展的不同特点?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与其先下结论,不如先研究中国发展的特点,然后考察这些特点是否可被其他国家借鉴。用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的特殊性,来否定中国经验的普遍性,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英美经济学家并未因为其历史特殊性,而否认劳动分工的普遍规律。?

  (一)认识中国要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

  

  西方观察家把中国模式等价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模式是片面的。因为中国出口加工经济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中国那样的独立国防和科学技术,即使技术先进的日本和德国也要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的金融政策屈服于美国压力。德国虽然和法国联手创造欧盟和欧元区,但是抵御美国金融投机的能力反而不如中国。北欧小国虽然维持很高的生活水准,但是在国际事务上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要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当代的国际地位,必须从世界的眼光而非自我中心的角度来观察中国道路。否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受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的成就与问题,是目前思想混淆的一大根源。他们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得不偿失。经济增长只是牺牲环境资源和让外国资本剥削中国劳工的结果。他们看不到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牺牲环境、资源和民生的代价远远高于中国。?

  举例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始自“言论自由”,而是始自“移民自由”,即先是允许贵族庄园的农奴逃到自治的城市,经过一定时间后成为自由民。殖民主义的发展,从欧洲向非洲、美洲、澳洲的大规模殖民和侵略,何时尊重过殖民地原住民的“人权”!在几百年间的移民总额估计只有几千万人。为此消灭了美洲的马雅文明,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民族战争,外加贩卖黑奴和毒品。西方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是以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点,后果是难料的创造性毁灭。当新创造的就业数量越来越少于被摧毁的就业岗位时,西方国家便逐步用国籍、签证、工作许可等各种方法限制来自贫困地区的移民。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富贵病,不得不在重体力和高科技两端依靠外来移民,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冲突。西方国家解决不了富贵病和就业问题,才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逐步放宽言论和选举的限制来维持现状,因为政党轮替根本不触及贫富分化问题。与其在大萧条期间动用军队镇压罢工,不如让老百姓获得抱怨的自由。西方的议会政治,给政治家提供演戏的舞台,给利益集团切实的保障,在发展中国家面前重建道德形象。万事如意,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因为世上没有不衰的强权,也没有不散的盛宴。?

  相比之下,中国过去30年之间,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高达2亿。虽然其中有不少社会问题,例如户口限制、征地纠纷和教育差距,但是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得到改善,没有发生内战和动乱。这不能不归之于中国的社会制度远比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稳定。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使中国的社会成本远比西方和东亚现代化依赖税收和私营保险的成本为低。须知中国人口规模是全部发达国家的2倍多,而资源和基础远不及西方国家。?

  

  (二)理解中国要从历史和全球的视野出发?

  

  国内一些人简单化地把中国特色概括为大政府和大国企。这就无法解释中国和前苏联的差别,以及中国改革前后的差别。?

  如果政府规模用政府税收占GDP的比例衡量,按维基百科的资料,中国为18%,近于印度;但是远低于福利国家瑞典(48%),法国(45%),德国(41%),英国(39%),俄国(37%),巴西(34%),日本(28%),美国(27%),和南非(27%)。中国过去30年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上的飞速进展,主要资金来源于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如按照西方办法发债、借款或加税,中国经济增长率会大大下降。中国国有单位创造的城镇居民就业占20%,税负却比西方国家低,可见中国软约束的程度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在危机时政府部门由于债务危机和私有企业同时裁员,加重社会压力,经济复苏缓慢。相比之下,中国国企创造的就业对社会稳定发展有重要贡献。?

  所有国家都面临不断改进政府效能和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有改革领导力的政府。政府和企业的规模要随着技术革新和国际竞争与时俱进。先验地谈论小政府还是服务性政府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依我的观察,中国的中央政府部门规模远比发达国家为小。和发达国家无法相比,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部门、国家统计局与药监局的规模难以成为国家决策和市场监管的支柱。但是,不少沿海地区的镇政府建筑却大于解放前南京政府的总统府,规模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原因是地方政府承担了许多其他国家地方政府不管的,经济发展和社区稳定的功能。中国没有西方的教会,历史上社区稳定先后依赖于宗族、单位和公社。在计划经济的单位社区瓦解之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日益增多的社区功能,但又无法填补精神真空。国外华人学校逐渐演变为华人社区的核心,部分取代西方的教会功能,值得国内参考。西方法治无法阻挡教会的的衰退和家庭社区的瓦解,社会成本增加引发如今的经济危机。中国必须引以为戒。中国的道德和精神教育,如果也能像文化和学历教育那样制度化、具体化和普遍化,也许会使物质和精神发展的不平衡有所改善。中国文化低估了宗教仪式的教化功能。儒家树碑立传也许可以树立道德标杆,但不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能占领基层社区。以吏为师不如全民系统的终身再教育。现在系统整理被启蒙运动打散了的中国文化,与现代科学相整合,是不能忽视的软件工程。?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探讨?

  

  2008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为G20峰会和美国奥巴马新政府建言的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了7条中国经验给美国参考。2009年9月22日,我在巴西的讲演中,把中国的发展经验规纳为10条(Chen,2011)。在红旗文稿的文章中,依据2009年10月14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的讲演,我把中国经验简化为如下5条(陈平,2010a):?

  第一,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中国非盈利事业的学习能力,使中国经济在结构上,既有市场经济竞争下技术更新的灵活性,又有共同富裕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性。中国的劳工成本低,是因为中国的社保成本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是依赖社会保障税,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东欧、南亚和拉美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下就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保障在印度这样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的国家也难以推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局限和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差别所在,就是有无平衡发展的混合经济。过大或过小的民营经济或国有经济,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非盈利的教育科研和医疗的发展,社会也不可能有科学进步和长治久安。?

  第二,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为“规划协作之手”,其务实效果远超过自由放任的“看不见的手”。劳动分工的发展使社会协调的任务远比亚当·斯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复杂。夕阳产业的利益集团往往用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阻挠新兴产业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竞争也使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局面使政府的角色大为改变。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扶持产业调整、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上扮演了组织者、协调者和催化者的角色。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宏观调控和地区协作,承担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实验的国家保险,大大降低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启动风险。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各级政府介入民营企业的重组整合,效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院的破产兼并程序和财政部的注资运作。这使中国经济结构应对危机的效率,居于世界之冠。?第三,价格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苏联、东欧的价格自由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中国双轨制下的价格信号,给企业创造了学习调整的空间。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因时制宜。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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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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