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96 次 更新时间:2012-06-12 13: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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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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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曾在1985年开车从西德去过捷克和东德,近年多次去过德国、东欧和俄国。社会主义下的东德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的普及上高于西德,没有类似美国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但是,居民消费的多样性和汽车、计算机技术比西方落后,原因是国防开支挤出民生工业。前苏联过高估计西方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低估了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竞争的能力。前苏联民族矛盾导致的政治瓦解,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输给资本主义经济。假如东欧像中国那样自主地向西欧选择性开放,东欧工业会迅速成为西方的竞争者。东欧实行休克疗法时,西方跨国公司借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名,让东欧骨干工业被西方全面收购或破产,从而消除了西方的一个巨大竞争对手。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反而为中国产业升级打开大门。世界历史的巨变不能完全归之于体制,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出乎意料地超过苏联,重要原因是邓小平的远见高于前苏联的领导人。毛泽东反对苏联式的垂直劳动分工,也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区域竞争格局铺平道路。?

  以笔者的观察,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的瓦解,原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前苏联用专制手段来维持东欧的稳定,导致东欧人民对西方自由民主抱有幻想。德国统一之前,东西德的明智人士主张东西德要渐进统一,才能稳定调整经济和政治结构。但是西方民主的选举政治导致政治家的短期利益高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东西德在1991年7月实行没有过渡期的货币统一。为了获取东德人的选票,西德政府决定,东德居民持有的东德马克可以1比1的比率兑换西德马克,这远高于黑市上的几乎是6比1的真实汇率。这带给东德居民一笔飞来横财,成为弗里德曼直升机撒钱理论的经典实验。其结果大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意外!大笔撒钱不仅没有刺激消费,反而摧毁了东德的工业。 统一货币后,东德所有的出口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打破了苏东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使东德企业倾刻丧失东欧的传统市场。东德居民用手中飞来的西德马克,买西方的时尚商品而非东德的老式产品,使东德企业进一步失去了国内市场,从而大面积破产。西德企业向东扩张,东德市场陷入萧条,西德居民不得不交重税支持东德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导致德国利率上升、增长放慢,并拖累欧元区的发展。中国主张均分外汇储备来刺激消费的经济学家,大约不知道德国货币统一的前车之鉴。?

  德国统一后把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后,笔者到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发现柏林经济十分萧条。周末柏林自由大学附近餐馆都没几家开门。惊讶之余,西德学生讲述的故事,方让我醒悟东西方冷战的核心竟然是心理战。原来,冷战期间西德各州补贴西柏林表面的高消费,用媒体制造西方自由繁荣的假象。东德人以为只要翻过柏林墙,自由、民主、繁荣就都有了,人心思变导致柏林墙的倒塌。谁知柏林墙垮之后,西德各州停止给柏林市的财政补贴。柏林没有工业,经济远远不如有汽车制造业的南部各州。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大批离开东德和柏林,导致当地房价低迷,服务业也一片萧条。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听任沿海劳力密集的制造业外移,代之以服务业的发展。他们不理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依托工业和农业创造的剩余,否则还要发展科学技术干什么?开餐馆和赌场的现代化,城邦小国可以利用地理优势生存,中国如此大国要学,岂不荒唐。?

  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和美欧究竟谁更有竞争力,是实践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封闭经济的理论,不考虑国际竞争下的复杂格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走过了曲折道路。换言之,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是打出来的,不是西方恩赐的。俄国总统叶利钦以为推翻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就可加入北约,获得西方的援助和伙伴地位,结果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西方不可能容忍中国、俄国这样的大国成为西方强权的平等对手,甚至是挑战者。日本经济学家告诉笔者,日本是缺乏资源的国家,但是任何收购西方控制下天然资源的行为,都被美国视为战争行为而封杀,日本人只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债券。索尼收购好莱坞电影商也如同联想收购IBM的PC一样,障碍重重。中国天真的空想资本主义者,应当切记西方地缘政治分而治之的传统政治。?

  

  (四)中国前30年的发展奠定中国后30年自主开放的基础?

  

  否定中国模式的人往往低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在奠定中国独立国防与自主经济的成就,无视中国计划经济走过的弯路是西方列强封锁围堵所造成的历史。?

  2009年9月,曾任巴西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邀请笔者去巴西讲学,并安排我会见巴西总统府的战略规划部官员。巴西官员在会议简报中把巴西地图和中国地图并列,他们参照中国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的分布,用以规划巴西的基础设施。之后,他们告诉我巴西发展的困惑:每次巴西的经济规划刚刚提出,就遭到美欧国家的反对而止步不前。他们问我为何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做出独立的决定?这也是提出“北京共识”的英国观察家雷默(Ramo,2004)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是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家,所以我的意见和新古典经济学教育出来的经济学家不同。以我个人的观察,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做出独立的决定,是因为中国有独立的科学技术和独立的国防。相比之下,日本屈从美国的安全压力,就没有独立的金融政策。前苏联自废武功,才不得不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苛刻的贷款条件。巴西官员对此印象深刻。?

  我访问东欧时,发现东欧经济相对较好的是波兰。原因是俄国与德国在历史上三次瓜分波兰,所以波兰人不信任西方的私有化方案,保留了若干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如今得以应对金融危机。匈牙利在卡达尔领导的市场化改革中用外国贷款来资助居民消费。休克疗法中匈牙利为了还债,把国有大企业和国有银行全部卖给外资。金融危机一来,外资银行纷纷抽逃资金回救母国,使原来东欧经济基础最好的匈牙利的经济恶化程度远超过波兰。?

  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在反对国企垄断的同时,不反对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他们不理解美国金融寡头是本次美国与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Johnson,2009; Chen,2009,2010;陈平,2010d)。本人曾在1996年就金融改革的战略上书中央(陈平,1996)。我建议仿照中国民航改革的成功先例拆分四大国有银行。中央领导批示赞同,却被部门领导否定。理由就是美国的花期银行等巨头正在兼并,如果中国的国有银行拆分,如何面对西方银行巨头的国际竞争?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扶持,难以单独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

   

  (五)相信普适价值的人忽视西方市场经济也有多种模式?

  

  笔者曾经陪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米勒(Merton Miller)出席留美经济学会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国企改革研讨会。米勒创立的公司财务理论的MM定理假定,完全竞争下企业价值与债务结构无关,也就是和所有制结构无关。米勒在会上强调说,产权问题虽然重要,却没有优化解。英美型企业短期行为投资不足,德日型企业长期行为投资过度。他的话启发我重新认识产权理论的局限,以及历史上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反复浪潮(Chen,2008;陈平,2010c)。产权理论的出发点是保持核心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以保障对股东而言的利益最大化。但是西方大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实,导致出现了看不见的所有者(史正富、刘昶,2011)。西方大企业、日本的家族企业和中国大国企的公司治理问题类似,但处理的方法不尽相同。?

  西方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之后,政府都曾经干预经济,直接创办国有企业。其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战争动乱导致市场失败的现实需要。私有企业虽具有灵活多变、易于创新的优点,但也存在急功近利,不考虑长期利益的缺点。地区发展、国家安全、基础建设就不能只靠私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国有企业的主要责任不是短期盈利,而是保障社会安定,例如创造充分就业、缩小区域差距、应付国际危机等。目前世界上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实,说明企业效率的核心不在产权结构,而在其他因素(陈平,2007,2010c;Chen,2010)。中国国企改革初期的“国退民进”是为了纠正1957年后不加区分地实行公私合营、消灭私有制的过激做法。中国和西方的经验证明,国营和私营企业都不足以创造充分就业,必须互补发展。朱镕基“抓大放小”,让没有竞争力的国企破产或转制,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得以集中实现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的战略目标。但要求大型国企全面私有化,将国企经理人变为垄断资本家,就违背中国改革的国情与现实了。英国的私有化改革的著名案例是英国铁路,私有化后大量裁员,但由于网络效应,分段运营的竞争效率反而降低,目前又重新实行国有化。美国三大汽车厂在这次危机中几乎破产,不得不让政府救助。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全私营的医疗成本太高。美国医疗技术世界领先,但人均医疗成本是医疗双轨制的欧洲、加拿大的2倍,医疗国有制的日本的3倍,导致保险公司、制药公司与医院相互勾结,其垄断利润高于其他行业,宏观代价是损害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陈平,2010a,2010b)。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垄断阻碍创新的问题。我的主张是反垄断不分所有制。但是鼓励创新和应对危机,不同所有制可以互补。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可能搞裙带关系、短期行为,因而都要严格公司治理,重用人才。所有制不能替代选贤用能。?

  我访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经济研究所时,对该所企业家研究室的国际调查大为惊奇。他们注意到北欧国家的创新超过美国。北欧国家许多制度安排和美国大不相同,非常接近早期社会主义的理想。德国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较小的工资差距(缺乏物质激励),福利社会负担(大政府的主要标志),对发达国家间的创新差距影响不大。从统计上观察,他们发现北欧创新的优势和破产程序的效率有关。与美国的信用制度标准相反,北欧投资方更愿意投资给曾经历过失败的企业家,因为失败的经验有助于未来创新的成功。换言之,保护创业者的积极性比保护投资方的产权更重要。

  

  (六)迷信自由化的人,无视政府市场监管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往往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对立起来,看不到市场和政府间的共生演化关系。?

  市场化改革之初我在安徽,有人鼓吹改革就是松绑。不料原来纯朴的农贸市场迅速出现卖死猪肉和假中药的问题,温州的小商品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假冒伪劣商品曾经泛滥成灾。“市场看不见的手”并未导致优胜劣败的局面。在民怨沸腾的压力之下,政府才推出一系列市场监管和质量认证的措施,逐步改变恶性竞争和逆向淘汰的局面。至今,西方与中国在药品、食品、金融等市场中,腐败与政府监管方面的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原因不只是信息不对称,而且是法制漏洞,因为暴利比罚金高得多,所以形成了逆向致富的激励机制。从国际比较的标准看,中国监管的程度,在环保上比欧洲差得多,在食品安全上比日本差得多,在药品上比德国差得多。只有在金融领域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在防范金融投机上比西方要严,究其原因是民间反腐败的压力很大,中国资本控制的初衷是防止贪官洗钱和外逃,并非防止西方热钱炒作货币,代价是中国的金融创新发展太慢,影响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在银行监管方面,加拿大的经验也可供中国借鉴。当然,政府监管不能代替市场竞争。中国国有航空公司在拓展海外业务上的竞争力,可以企及美欧,却不如韩国的民航企业。这可能是人才和领导力的问题,不一定是所有制的问题。?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关于苹果公司的深度调查(Barboza,2012)。他们发现,虽然苹果公司的产品风行世界,给股东创造巨大利润,但是在美国只创造5%的就业,大部分产品的制造在亚洲,主要在中国。美国公司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技术、产权、劳工成本,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地方政府的效率和中国产业集群的工业生态结构。但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营销渠道,创造的财富主要集中在苹果公司的高管和股东手中,这是美国金融危机深层原因的真实写照。以苹果手机为例,产值的58.5%为苹果公司的利润,中国工人所得的比例仅占1.8%,韩国的利润为5.7%,日本的利润仅有0.5%(寒竹,2012)。以为技术加产权可以保证国际竞争的垄断地位,或本国劳工的共同富裕,是西方经济学与媒体共同制造的假象,不是国际竞争的残酷现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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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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