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凡兴:各国社科知识分子四大智力盲区

——001版(征求意见稿)2012年6月5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4 次 更新时间:2012-06-05 21: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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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凡兴  

  很多人没有想到,如此走火入魔的事情,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学科杂志还在不断的重演着,“索卡尔事件”就是当今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皇帝的新装”的典型案例。

  1996年,物理学家索卡尔为后现代主义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而感到震惊和不安,决定写一篇内容非常荒谬,但语言很“后现代”的文章寄给非常著名的后现代杂志《社会文本》。这篇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文章发表一个月后,索卡尔又在另一个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明他在《社会文本》发表的是一篇诈文,里面引用的所谓科学成果在科学界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文章的结论,其中的推导完全是荒谬的。继《高级迷信》一书对社会学科领域存在问题进行批评之后,该文进一步揭露了社会学科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

  

  4、社会学科不能为人类创造既科学又有用的知识,又要向人们显示自己不是无用的瞎忙者,方法之二是大力鼓吹“不可能”。

  1960年2月17日,被称为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安·兰德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地想知道某些关键问题的答案,但是,当今的知识分子们整天吵闹着要找寻生活的答案,但是却不曾建构出有用的力量和思想,他们的态度是:“上帝,原谅我吧,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你也不要告诉我。” 他们根本不想知道改变危险处境的途径,只是苦苦执迷于自己失声呐喊的借口:我无能为力。他们花尽心思寻找的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想找到证据,证明一切都没有答案 [3]。

  在“中层理论”一文中,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说:“在二十世纪物理学和二十世纪社会学之间,相差着亿万个小时持续的学科化的积累性的研究。社会学或许还不到出现爱因斯坦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普勒,更不要说还得有牛顿、拉普拉斯、麦克斯韦尔和普朗克。”[4]

  美国另一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今天的社会学比物理学落后四百年,也得同样用四百年的时间来收集,整理社会资料,才可能在社会学方面有所建树。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四百年以后就会出现社会学界的牛顿、道尔顿、马克斯韦尔和爱因斯坦,社会学就会出现鼎盛局面”。[5]

  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目前还相差着亿万个小时持续的、学科化的和积累性的研究,这种观点不能自圆其说,只是为“无能为力”找的一个借口、一个托词。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请回答:为了使社会科学领域最终出现牛顿式的人物,社会科学目前还缺乏哪些持续的、学科化的和积累性研究?如果不能列出一个详细的清单,至少应该能列出主要内容吧!谁能列出?

  事实是,社会科学家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大量的研究空白要填补,并没有感到有大量的处女地要开垦,而是在做着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如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在一次会上说:“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几十个研究所,几千名学者)出版了460部著作,发表了530篇调查报告,共1.5亿字,不包括翻译,虽数量空前,但高水平的不多,绝大多数为一般水平,有的是低水平的重复”[6]。

  不但中国这样,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社会学家R.H.特纳说:在美国社会学界,“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由于难以找出目前研究与以前有关研究结果之间的联系,由于不同专业中从事相同研究的人们之间缺乏交流,人们从事了大量重复劳动,造成浪费。狭隘的专业化的另一后果是常常过分集中于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7]

  

  5、当今世界各国社科知识分子的公共形象很不好。

  在《“告别知识分子”的时候到了?》一文中,南方朔说:知识分子以前是时代车轮的主要推手,到了现在,知识分子的功能日益衰落,连带的是身份也日益丢失。当今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哪里去了”已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知识分子已被边缘化,而同时知识分子也自我边缘化。知识分子对攸关世界的重大问题几乎全部弃权,而对琐碎事务则极其用心。

  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向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了质疑。

  在人类面临危如累卵的众多问题时,本应尽力为人类创造最需要知识的社科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在《素描:学院知识分子》一文中,南帆对学院知识分子进行如下描述:

   “一些人固定地穿行于图书馆、教室和寓所的狭小书房之间。偶尔,他们也会从事一个短暂的旅行,聚集到某一个拥有幻灯投影设备的学术会议厅。因为缺少户外运动,这些人面容苍白,体质孱弱,百分之八十戴上了眼镜,并且患有失眠和神经衰弱症。他们是知识分子。”

  “这个时代流行‘著书癖’。大学体制放手怂恿教授们将写出来的文字印刷成册——职称晋升要有著作,申报研究课题要有著作,挤掉一名对手的简单手段就是出版的著作比他多。一些教授著书成瘾,时常乐呵呵地周旋于出版社和印刷厂之间。这引起了另一些教授的恐慌。他们不得不像挤牙膏似地每日写几行,加上剪剪贴贴,终于也憋出一部书。自费印刷,自费邮寄给学术界同仁。没有料到的是,所有的学术界同仁都忙于写作,根本没有时间阅读他们的作品。书籍开始泛滥成灾。一大堆新书堆积如山,人们的阅读欲望迅速消失了。谁写不了几本书呢?人们因为不再稀罕而读得愈来愈少。图书馆里面的新著日积月累,大多数作者等到的仅仅是灰尘。一个教授把百元大钞夹在图书馆刚刚上架的一部新著里。这是他半生的心血之作。两年之后,教授重新在图书馆里找到这部著作。书中的百元大钞依然如故——没有人读过这本书。”

  英国著名学院派小说家戴维·洛奇的《小世界》一书,描述了当代西方学术界的另外一种离奇现象,学者们的眼睛不再仅仅盯在书上,而是张大眼睛在世俗社会中寻找满足。他们满世界飞来飞去,表面上为了学术交流活动,实际上是追逐名利,寻欢作乐。

  

  6、全球社科知识分子目前最大的盲点是,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是盲人摸象的结果

  前面的分析指出,人类现有的认识社会的三种方式都存在致命缺陷,用这三种方式获得的研究成果,都不过是盲人摸象的结果,虽然其中不乏思想智慧的火花,总体而言,它们或是一些谁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的“知识零部件”,或是一些抽象笼统的没法具体落实的“知识玩具”。

  很多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将此类知识产品的“著作等身”当成一生的追求。学术界介绍一个学者时,不是介绍他创造了什么新的知识,而是他出版了多少著作。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将著书立说看成是“立功、立德、立言”中的最高境界,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不朽。他们没有认识到:在信息爆炸的当今世界,大多数文章和著作成了知识垃圾。很多社科知识分子将一生的努力用来生产很少有人看的知识垃圾,这是双重的悲哀: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悲哀,国家和人类的悲哀。

  

  7、虽然人类目前认识社会或研究社会的三种方式都存在致命缺陷,但并非要抛弃这三种方法,如用“根本问题(或重大问题)—招标竞赛—局部试验—不断改进”这个模式,可以将这三种社会认识方式整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从而使社会研究既是科学的(能够使问题解决办法获得多数共识),也是有用的。

  

  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智力盲区2:

  以为科学只有一种,即自然科学,要么认为社会研究应该遵循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对自然科学“东施效颦”;要么认为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革社会的活动不可能成为科学,现实政治只是利益之争;都不去探究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不能根据人类问题的特点去创造新的科学方法。

  1、如将国家或地球比喻为一个大家庭,社会学科主流知识分子目前的整体形象是:

  在一个病灾交加的家庭中,作为家庭主要成员之一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虽然一直由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着,却一直不去帮助家庭走出病灾交加的困境,而是躲到一边去“打太极拳”。他们如此表现的理由是:我们是搞科学的,你们这些活动都不是科学。看看世界各国社会学科主流杂志上的文章,它们要么是远离重大现实问题,故弄玄虚、晦涩难懂,要么是支离破碎、互相矛盾,…… 如代表美国社会学科最高学术水平的《政治学评论》、《社会学评论》,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它们都是科学的、有用的吗?其中多少有理论价值?多少有现实意义?

  世界各国社会人文学科学术主流目前坚守的信念是:不科学的知识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应该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错。但是,他们却在另一方面可能犯了大错:如果从事某种科学研究一百多年了,其科学研究成果无以数计,但它们对社会一直没有什么用,或其中的绝大多数成果都没有用,或谁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有什么用?研究者们是否应该怀疑一下:我们信奉的“科学”是不是有问题?用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人类社会是否不合适?是否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新的科学?

  

  2、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一个被叫做科学的东西,“科学”既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现象(如细胞、手机),也不是可随心所欲创造的主观现象(如《西游记》、《哈利·波特》等),而是一种既包括人的创造性,也包括一定客观性的“主客观现象”。“主客观现象”的特点之一是:永远不可能彻底说清楚,但是,如果以“实用目的”为依据进行招标竞赛,不断进行试验和版本升级,则可能获得多数共识。

  科学的主要含义是指“方法”和“知识”。如果科学的最低要求是其方法和知识能获得多数共识,那么,人类至少可以创造两种科学,一种是狭义科学(自然科学),一种是广义科学(人类问题科学)。两者的异同如下:

  

  

  

  关于上表的三点说明:1)根据常识进行判断,“实用目的—招标竞赛—局部试验—不断改进”这个模式,以及用这个模式去寻找人类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可能获得多数共识的,可以满足科学的最低要求;2)如何设计“招标竞赛”的规则和评价指标,并使它们获得多数共识,请见笔者另外一篇文章《怎样就人类问题设计“招标竞赛”》;3)应用“实用目的—招标竞赛—局部试验—不断改进”这个模式,可以将人类目前认识社会的三种方式整合起来,可以弥补它们单独使用时的缺陷。

  

  3、各国社科知识分子主流至今不能使认识社会与改革社会的活动变成一门科学,主要障碍之一是一直片面地理解韦伯的“价值无涉”,一直将这种片面理解当成从事社会研究的金科玉律:对价值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的社会研究应该“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于是,社会学科主流对社会一直只进行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将对策性研究排除在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

  

  以“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为理由,将重大社会问题的对策性研究排除在科学大门之外,这种做法至少具有以下三大无知:

  

  1)、如果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研究社会怎么可能价值无涉?

  

  人是一个有目的性的物种。人在地球上活得,这是一种有明确指向的“目的性”行为。另外,人类的个体与组织之间必须进行各种各样的合作;合作也是一系列的“目的性”行为。人的“目的性”必然与“好-坏”、“善-恶”、“应该-不应该”等价值紧密相连。如果没有价值,就不会有人类社会。在《科学心理学》一书中,马斯洛说:“科学建立在人的价值的基础上,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体系”。在社会研究中,如果要将价值排除在研究之外,就像倒洗澡水时,连同被洗澡的小孩也一起被倒掉了一样。

  

  2)、人类社会的“价值”至少有两种:“少数人价值”和“多数人价值”;对“少数人价值”,社会研究人员应该“价值无涉”,对“多数人价值”,社会研究人员不但应该对它们进行科学研究、而且完全可能对它们进行科学研究。

  

  “少数人价值”是某个人或少数人的目的、愿望和好坏标准等;“多数人价值”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目的、愿望和好坏标准等。人类社会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多数人价值”中的“多数人”不是某一固定的人群,而是“变动多数”。因此“多数人价值”实际上将所有人的可持续最大利益都包括进来,维护“多数人价值”就是维护所有人可持续的最大利益。

  

  如果有人用权力或名利等作为回报,要求社会研究人员去论证“少数人价值”是绝对真理,大多数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如果大多数人不服从,就应该用暴力去推行,如希特勒要求社会学科知识分子论证纳粹主义是真理,这种研究当然应该被拒绝,对这种价值研究当然应该“价值无涉”。据我所知,马克斯·韦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张“价值无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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