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华 欧阳静:论熟人社会面子

——基于村庄性质的区域差异比较研究[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6 次 更新时间:2012-05-04 17: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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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华 (进入专栏)   欧阳静  

  

  贺雪峰认为“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是当前乡村中国巨变图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显著的方面[23]”,而所谓的农村基础,主要包括横向的乡村社会关系和纵向的乡村社会结构。当前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构成了农村社会基础变化的宏观背景。在具体的村庄社会中,人口的流动造成了村庄边界的开放,打工经济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当前的农民已经不再是“半身插入了土里”,村庄也不再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总体而言,宏观社会形式的变化,主要从两个方面改变农民的生活,一是经济上宽裕,二是生活选择增加。从个体角度看,农民普遍地面临这上述变化带来的新的生活机遇。

  不同地区农村的农民,在面对同样的新机遇时,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因之造成的整体村庄变迁也是不一样的。本文接下来将从面子的角度,讨论在不同区域农村中,上述生活机遇变化,如何适应既存的村庄社会结构,并逐步带动整体的变动,在微观层面上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机制。

  (一)北方农村的竞争性

  申端锋研究河南农村变化时发现,新的生活机遇强化了传统的村庄权威结构,

  这样一个权威结构,并没有因为外出务工和市场经济的影响而趋于瓦解,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外出务工和外出务工工作人员对家乡的权威结构很尊重,外出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有时候要给一些光棍带来一些外地的好烟尝尝,在外工作的人士回到家乡后,要摆个酒场请家乡的村干部和光棍们坐在一起吃饭喝酒[24]。

  当前,新的生活机遇并没有改变北方农村传统的面子生产体系,那些有面子的“光棍”依然是得罪不起的,正如农民所言,“你出去了,你的父母都在这,你不能这些人,这个东西不会消失,对社会有好处,现在也不是拉山头[25]”。对于绝大多数北方农民而言,尽管他们可以在村庄之外的挣钱、生活,但是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依然需要维持,所以,那些外出的农民依然要受到分裂且分层的村庄社会结构的制约。在当前的城市化模式下,很少有农民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农民很难彻底地融入城市生活,也很难切断与村庄的联系,正如农民自己所言,“我们是撑不出的土船”。

  换一个角度看,新的生活机遇打破了传统时期村庄内部相对稳定固化的社会结构。当前市场经济兴起和村庄的开放,为个体农民短期内改变家庭经济状况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农村孩子也可以通过考大学改变自己的身份。这样一来,新的生活机遇加剧了村庄内部的竞争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映的时传统时期家庭地位变迁情形,在新的生活机遇中,很多农民可以通过勤劳致富,也可以考学、考公务员,一次成功就可能从村庄底层变成村庄上层。因此,当前北方村庄的竞争性,较传统时期更加激烈了。

  在村庄分层中的竞争,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贺雪峰在安阳农村调研时发现,当期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建房竞争,当地农民将房子建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花的钱也越来越多。笔者在豫东地区调研时,发现当地出现了彩礼竞争,当地社会产生了“谁家女儿彩礼要的少,说明他家女儿有问题”社会话语,彩礼要的越多,证明女方有本事,造成当地农村的婚姻成本越来越高[26]。还有的地区,发生了丧葬竞争,丧事办的越是热闹,放的鞭炮越多,请来表演的歌舞团越“新潮”,主人家就越有面子。

  当前北方农村社会竞争,造成了面子异化,即单纯地为了追求面子,而不注重事物的实用性。比如,贺雪峰调查建房竞争时发现,“外面装饰很好,看起来很有气势的房子里面,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桌子和一把像样的椅子。房子的外墙贴有漂亮的瓷砖,内墙却是清水墙[27]”。北方农村普遍存在的各种竞争都与上述情况相类似,真正验证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俗语。

  新的生活机遇为农民改变其在村庄结构中的位置提供了可能性,所以,每个农民都会奋力去做,企图变成村庄中有面子的人。当每个农民都这样努力时,村庄内部的竞争性加剧,稍不努力,位于顶层的农民就可能被其他人所超越,因此,农民的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相应的是,承载社会竞争的事物标准也越变越高,比如,房子样式翻新的越来越快,彩礼花样越来越多,等等。这样一来,北方农村面子的价值性进一步被强化,事物自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就被忽视,社会变迁表现出“名实分离”的样态。

  (二)南方农村的保守性

  1980年代以来的,伴随着市场经济兴起和社会开放,各地农村出现了续谱、恢复祠堂和村庙等活动,尤其以南方农村为甚,诸多的研究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现象。折晓叶研究了乡村工业化与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家族复兴现象后,总结说:

  可以肯定地说,家族在这个村的重建,决不是简单地恢复多年被压抑的寻根寻祖情结和家族组织形态,而是让家族扮演新的角色,对家族关系进行创造性的再利用的过程。本书正是在上述两条基线的基础上来讨论村庄变迁的型式的,并且将这种变迁型式概括为村庄的“再造”型式[28]。

  其实,王铭铭研究的福建溪村与折晓叶研究的广东万丰村,都属于南方村庄。本文将同样的村庄变迁现象,放置到特定的南方村庄语境中讨论,则可以看到其他作者所忽视的微观机制。

  同样面对新的生活机遇,南方农民的反应与北方农民有很大差异。罗兴佐在分析“第三种力量”时说:“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它反映了传统村落的生活逻辑,它所表达的是村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29]”。江西农村的“第三种力量”表明,新的生活机遇强化了传统的村庄价值规范体系。对于南方农民而言,在家乡之外获得成功,必须要转化为对村庄的贡献。不仅生活在村庄中的人,对那些在外取得成就的人有如此期待,而且,那些成功者本人也有如此冲动。在某种意义上讲,个体的成功是手段,以回报家乡的方式,进入村庄道德价值体系才是终极目的。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成功者会得到村民的赞同,其本人也将获得满足感。

  一方面,对于那些成功者而言,他们既可以将个体的成就转化成为面子,为个体奋斗提供动力;另一方面,南方村庄团结且有序的社会结构,使得个体的成功要融入到传统的村庄价值规范体系中去,避免了陷入北方农村的面子竞争异化。当前南方农村中的宗族文化复兴,是新的生活机遇与传统村庄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南方农村调研时,经常会碰到外出做生意、做官的人,为村里捐钱、捐物建设公共物品的事情。这是南方村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当代延续。

  南方农民的面子产生于个体行为与村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的吻合,这样的面子生产机制,成功地将得新的生活机遇转化成为滋生村庄传统的资源,避免了“名实分离”。如是,南方农村普遍地发生了王铭铭所观察到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会复兴[30]”的状况。南方农村的保守性使得,新的生活机遇所造成的个体命运改变和村庄社会的局部变化,被吸纳到传统的村庄价值规范体系中去,在短期内,整体结构变化不明显,村庄社会变迁表现为“名实相符”的样态。

  (三)中部农村的开放性

  费孝通先生从人口迁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的封闭性:

  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任[31]。

  费孝通描述的情况,在当前的南方村庄和北方村庄,依然普遍存在。外人迁居到血缘关系发达的村庄,很难融入先赋性的社会关系中,日常生产生活中遭遇困难时,得不到有效的帮助,也很难得到当地人的认同,所以南方和北方村庄依然保持了封闭性。中部农村血缘关系不发达,各种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造成了村庄的开放性。我们在中部农村调研时,发现外人移居到当地很容易落脚,本地人若有机会也很愿意搬迁出村庄。

  对于中部农民言,通过人情面子维系着的后天建构性社会关系,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和实用性,情感色彩与伦理色彩较弱。社会关系的维持主要取决于该关系能否实现特定的目的,有需求时,村民就会主动付出金钱和感情来建构社会关系;没有需求时,村民就会自动退出人情关系和互助关系。村庄作为一个人情圈和互助圈就具有较强的功能性。中部农民是否选择在村落内部生活,或者是否维持村落内部社会关系,主要决定于村落是否能够满足其需求。因此,在面临着新的生活机遇时,中部农民会理性算计是否继续村庄中的人情面子关系,凸显了中部农村面子的强工具性色彩。

  当前,江汉平原农村普遍存在“撘地卖房”的现象,即当地农民在城市中买房子安家后,就将村庄中房子连同2亩田(当地称为“口粮田)以几万元的价格卖给从山区搬迁来的农民。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中部农村,在北方农村和南方农村,农民不可能如此决绝地切断与村庄的联系,即使搬出村庄的人依然保留“根”的意识。我在江汉平原农村问到农民关于“根”的问题时,当地农民给的回答是:“根?哪里又不是根啊?”,其实,中部农民没有“根”的概念,他们不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只追求当下生活舒适状态。

  在南方农民和北方农民眼中,村庄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地域结构,而且安身立命的场所,是落叶归根的地方,村庄具有价值性。正是村庄的价值性和“根”的意义,使得北方农民和南方农民的面子具有价值性。北方和南方农民面子的价值性,激励他们在新的生活机遇面临时,要回归到村庄结构和村庄价值体系中去寻找个体命运改变所具有的意义。因此,北方农村和南方农村中的局部变迁以不同的具体方式都强化了传统整体结构。中部农村的开放性,本质上体现了村庄功能性,表现为个体农民抓住新的生活机遇并改变个人的命运时,就会选择切断村庄中的工具性社会关系,局部的变化并不影响村庄的整体结构和性质。在新的生活机遇面前,中部农民不需要为生活状态的改变寻找某种合法性,在新的生活机遇潮流中,中部农村既不会被某种“传统”所束缚,也不会沿着某个被规定的方向改变,中部农村社会变迁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表现出“有实无名”的样态。

  

  五、结论

  

  本文将面子这一日常生活现象,放在中国乡村社会语境中讨论,避免抽象地进行概念辨析。面子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内涵,超越了西方社会学微观行动理论中互动的技术性面向,包含了本体性意义。中国社会生活的面子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建立在熟悉感、亲密感和预期基础上的,通过面子不仅能够建立高度信任和责任的自己人关系,面子本身也构成了行动的目的,面子的二重属性都是在熟人社会中产生的。因此,本文是将面子放在熟人社会范畴中讨论的。

  中国熟人社会的面子不是抽象的技术性互动手段,它所包含的丰富性和模糊性都产生于具体的生活语境。因而,关于面子的讨论必须要进一步深入到对其发生语境的讨论,即具体分析面子在乡村生活中是如何发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性,构成了农民面子观区域差异的基础,也构成了区域类型建构的方法论基础。

  面子对于不同地区农民具有不同的意义,当宏观社会变革为个体带来新的生活机遇时,处于特定村庄生活“场域”中的农民,就会做出符合“惯习”的行为选择,透过农民的面子观,可以理解当前宏观的社会变革潮流是如何影响具体的农民生活的,并通过个体的行为推动乡村生活“场域”的结构性变动。

  总而言之,熟人社会的面子沟通了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建立了个体农民与村庄熟人社会之间的联系,在局部社会变化与整体社会结构变迁之间建立了关联。探讨熟人社会的面子现象,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生活与中国社会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台北:德华出版社,1980

  [2]Goffman.E.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Everyday Life[M].N.Y:Double day,Inc,1969.

  [3]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J],社会学研究,2004,(5):48—57.

  [4]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127—131.

  [5]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3.

  [6]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11.

  [7]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5.

  [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6.

  [9]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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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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