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民生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节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13 次 更新时间:2005-01-07 20: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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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  

  实际上都是做慈善事业的典范。比尔·盖茨就多次声明他的财富留给子孙不到1%。他们似乎没有多少仇富心理,这是因为富翁们大多自觉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在中国,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需要树立社会形象,担负起社会责任。先富起来的群体中有许多具有社会责任并关心公益与慈善事业的典型,但也有一些不是这样,先富起来的人群的整体形象,我认为还需要改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第三次分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社会保障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就巨大,举世瞩目,这个成就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过去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加以全面变革。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也在改革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我们看到的是,即使微小的局部调整也会导致很大的社会风波与政治风波,甚至带来重大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而在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也实现不了的成就。尽管如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或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依然是任重而道远,像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贫困人口的救助,老年人、残疾人的福利享受,等等,都还有许多事要做。

  

  三、解决中国民生问题需要智慧

  

  要解决现时代的民生问题,特别需要智慧。首先,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落到实处,最终建设和谐发展的社会。在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要重点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

  

  从前述问题可以看出,要解决现时代的民生问题,特别需要智慧。现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而以人为本必须关注民生,只有关注民生才能重视民生,只有真正重视民生才能有效保障民生,只有在有效保障民生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改善民生。

  

  首先,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落到实处,最终建设和谐发展的社会。现在看起来,现实生活中的不和谐、不协调,民生问题的复杂化,很大程度上是不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导致的。很多地方为什么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这就与不正确的政绩观有关。我认为,在评估一个地方的政绩时,应把这个地方的劳动关系是否协调、社会是否和谐作为重要指标来考虑。劳动关系是否协调、社会是否和谐,应该成为评价地方政府政绩的很重要的指标。

  

  在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要重点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

  

  就教育而言,在中国,家庭与个人对教育的投入不仅是普遍性的,而且大多是不惜代价的,不管是有钱人还是贫困的人,送子女接受教育非常自觉。从现实来看,政府应当进一步强化责任,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拨款。至于劳动者的继续教育,我赞同企业应当成为投入主体,但从目前来看至少有两个群体是离不开政府介入的,一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所淘汰的,而是国有企业大规模改制改组导致的,政府在提供相应经济保障的同时,有义务提供相应的技能培训。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不仅有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有技能培训。第二个特殊群体是农民工。我们国家要跨进先进国家的行列,不能总是让农民把锄头丢掉就变成了工人,这样就不可能提高产业工人的素质,必然会影响整个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在此,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不赞同劳动成本低是我们国家竞争力的优势所在;我认为这只是一种短暂现象,因为竞争力真正强的国家一定是劳动成本高的国家,是工资很高、福利很高的国家,劳动成本高的背后是教育投入高,教育投入高带来的一定是劳动者的素质高。只有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了,生产出产品的技术含量才会高,才具有真正的国际竞争力。要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绝对不是生产低档产品、初级产品、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就有竞争力,绝对不是维持低劳动成本能够实现的,因为讲劳动成本低,非洲、南亚一些国家的劳动成本可能比中国还要低。从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从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出发,要真正跻身到先进国家的行列,就必须大力提高劳动者、包括农民工的素质,要让大量农民工通过技能培训真正变成合格产业工人。因此,政府介入农民工培训,不只是农民工个人的利益,而是国家利益。

  

  在就业方面,我认为,我们要在采取积极就业政策的同时,应当把积极的就业政策从政策主导上升到法制规范层面。创造就业岗位不仅是企业的责任,同时也是政府的责任;不是市场经济不需要政府提供就业岗位,而是政府有责任解决民生之本。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我更愿意看到有组织的推进,让劳动组织成批开发就业岗位。比如社区居民需要保姆,一个社区里面可能只有20%左右的家庭,不管什么情况都是需要保姆的,离开保姆这个家庭就无法正常运转;也可能有20%的家庭是根本不需要保姆的,而大多数居民家庭可能要半个保姆或者临时工。保姆岗位是一些不充分的就业岗位,如果不是由户主与保姆在劳务市场上自由组合,而是通过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家政服务公司组织起来,肯定会更有利于劳动就业供求方的有效匹配。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开发就业岗位,比起完全让劳动者个人寻找机会,能更有利于挖掘就业岗位的潜力。

  

  就收入分配而言,我们应当强调: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追求效率的精神与原则,而在再分配中充分体现公平的精神与原则,第三次分配则要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与道德水准。我认为这三个层面都需要同时下工夫。现在应当将重点放在理顺初次分配的关系与提高再分配力度上,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同时强化再分配的力度,包括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阶层之间的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应当加快。此后,通过推广社会责任运行,借助政策引导大家参与慈善公益事业,逐步把第三次分配的水平提到一个新高度。

  

  我们还要加快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国民经济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然相对滞后,因此,应当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步伐。这个保障体系可以是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必须是一个没有漏洞的网络,不能让一部分人因为陷入生活困境而失去希望。

  

  基于我们党的执政理念越来越成熟,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持续增长,将使民生之基即国民立足社会的基础得到巩固;积极的就业政策及其进一步完善,将使民生之本即国民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得到扶持;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构建起民生之安全网并使国民的多种生活风险与后顾之忧真正得以解脱;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将使全体国民共享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迈进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民生问题一定会引起进一步的关注与重视,并在以往的基础上得到更为全面的改善。

  

  郑功成,1964年生于湖南平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著有《社会保障学》、《灾害经济学》、《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等20余种,发表学术文章约300篇。(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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