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瑞庆: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的法律分析

——集资诈骗案件刑事管制的逻辑与现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3 次 更新时间:2012-02-20 11: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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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瑞庆  

  这就如同不能要求赌场老板保证赌客的赌金不会受损一样。

  实际上,依照通常的法理,法律对于高利贷,采取的是类似于对待赌资一样的政策,利息过高的部分,不予保护。换言之,对于这些高出正常回报的部分,已经超出了法律评价的范围。当投资者以超出部分未能获取为由而主张损失时,这种要求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也就是说,法律认为,高利贷的资金提供者,自身应当承担部分的风险和责任,而不能坐享类似于存款人一样强有力的保护。

  然而,在吴英案中,法院却仍然沿用下岗工人、离退休老人作为受害者的逻辑,重判资金使用者吴英。而对于在整个高利贷资金网络中最为关键的中介,包括最大的资金掮客林卫平,却都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刑罚。如果说,都是以高息为诱饵成立的话,何以同样是以高息为诱饵的林卫平,其未能归还的金额还超过吴英而达到45367万余元,却只被判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同属一个高利贷的资金网络,何以差异如此悬殊?这样的判罚,与古今中外的伦理都是相悖的。从来,历史都是谴责高利贷资金的提供者和运营者,而不是谴责高利贷资金的使用者。然而,在吴英案中,法院却反过来谴责高利贷资金的使用者,[12]而高利贷中介则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得以金蝉脱壳。

  

  结论

  

  过分依赖于刑事处罚来规制民间融资中的不当行为,是一个错误的政策选择:轻则无法达到预防的目的,重则导致过分遏制民间融资的发展。过重的刑事处罚所传达的信号无非是,民间融资其实是非法的:资金提供者不应该追求高回报,而应当追求资金的安全性,换言之,资金剩余者只能将剩余资金存入银行,或者购买经过批准发行的股票、债券、基金,而不能通过民间的渠道去追求更高的回报。如果说,这种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在剩余资金甚少的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话,在经济高速发展,剩余资金大量增加的条件下,就不再是合理的要求了。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如何在资金的安全与回报之间权衡选择,已经成为高深的学问,不适宜由法律来直接做出判断了。换言之,资金的流向,应当由资金的拥有者自行决定,法律所能做的,就是要求相关各方准确地提供信息,保证决策是在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的。也就是说,规制资金使用者的说明义务,才是民间融资管制的正道。换言之,必须从实质管制,逐步转换为技术性的形式管制。只有在这种转换完成后,吴英案式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悲剧,才不会再度重演。

  

  * 本文获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本体论的法律解释学” (项目号为Y200909670)和浙江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法治化治理的中国难题”资金资助,是国家211第三期建设项目“转型期法治的理论、制度与实证研究”研究成果之一。本文曾在浙江省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2010年年会上宣读,获年会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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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相关的争论参见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fengping/22.shtml(2011年5月4日访问)。

  [②] 周丹:《集资诈骗行为认定问题探讨——以杜益敏集资诈骗案为例》,《浙江省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2010年会暨“民间融资引导与规范”研讨会论文集》,第267页。

  [③] 花2300多万元购买珠宝,花近2000万元购置大量汽车,花400万元购买名衣、名表、化妆品,同时进行高档娱乐消费等花费达600万元。

  [④] 《吴英案没有结局的定论》,《中国经营报》(2010年8月29日)。

  [⑤] 国务院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直接用“社会不特定对象”定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发〔1999〕41号)则用“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的表述,表明社会公众即等于社会不特定对象。

  [⑥] 《吴英背后的公职放贷人》,《时代周报》(2009年12月24日)。

  [⑦] 相关证人证言来自于百度网页:http://hi.baidu.com/bestgroup/blog/item/b5dd36f47d3b7766dcc474d9.html(2011年5月4日访问)。

  [⑧] 此为上海刑辩律师张培鸿的观点。参见王鸿谅、 陈超:《吴英的罪与罚:一审和上诉》,《三联生活周刊》总560期 (2010年1月11日出版) 。

  [⑨] 彭冰:《非法集资活动的刑法规制》,《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

  [⑩] 在实际上,存款的定义和范围会不断演变,参见David B. Hexter, That which we called deposit, 26 Business Lawyer 69 1970-1971,但其低风险的特征则没有变化。

  [11] 《吴英非法集资链条大白天下》,《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4月17日)。

  [12]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吴英也不同于传统上的高利贷的使用者。的确,在目前,高利贷的使用者不再是通过借贷获取款项来维持基本的生计或者用于生活中的危急事项,而是用于生意。吴英也同样如此。那么,用于生意难道就应当承受比用于生计更多的谴责吗?为了生意而不得不去借高利贷,难道不是与因生计而被迫借高利贷一样无奈吗?因此,区别对待吴英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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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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