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抛弃一直以来行之有效的模式。

这期的周刊栏目我们为中国单独出个专题。这么做是自1942年为美国做详细报道以来的第一次。主要原因是中国现在是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并在迅速成为一个能让美国感到不安的军事力量。此外我们对中国的政治也感兴趣：它的管理体系并不普世。中国的这套不适合战后的日本，可能也从不适合印度，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将会让世界的其他地区为之着迷和不安。

仅仅在20年前，中国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它的经济改革处于保守派的威胁之下，同时还要面对国际上的孤立。到了1992年初，已故的邓小平就像一位锐意进取的君王，开始了对最有改革思想的省份的“南巡”。他令人惊讶的支持了改革，这个妙举塑造了一个现代的中国。从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日新月异一往无前。

与发达国家最近的焦头烂额相比，中国的进步已经很打脸了。然而表象之下不远处，中国社会正在暗流涌动。最近在邓曾经南巡过的广东省发生了乌坎村事件；这周在四川的藏族地区出现了民族冲突；社会上因为害怕房价崩盘而产生的焦虑情绪：所有这些有离心力迹象的事情让共产党的执政工作开展的困难重重。

出于对那些年取得的成就的本能反应，党开始加强控制。所以持不同政见者们受到骚扰，比如那位宣称曾被安全机关虐待并刚刚离开中国赴美的余杰。然而，这些本能反应将会让党的执政工作更艰难，它必须改弦易辙掌握＂放手＂的艺术。

中国的第三次革命

争论要回溯到邓的远见卓识，他认为离开了经济的增长，党就会象苏联和东欧的兄弟们一样成为历史。他的改革措施使失败的政治意识形态让位于新的经济正统理论。党的干部们开始为重塑中国奔走，其热忱与执着让一些西方人士触及内心信仰。官僚们不仅对中国那恶魔般低效的国企进行改革，还在管理上引进英才。

这种混合了政治控制和市场改革的体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相比史上任何一个的经济喷发，中国在过去20年的飞跃发展更加令人赞叹。年经济增长平均达到10%，4亿4千万中国人把自己从贫困中解脱出来—–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

然而，要使中国的增长能够继续下去，这种模式不能一成不变了。因为中国乃至世界都在改变。

中国正在妥善处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就必须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内需消费。这种转变需要依靠更公平的财富资源配置。如今中国的银行都把劳动者的储蓄一股脑批给国企，剥夺了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和私营企业的资金。因此，当促使中国繁荣的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都开始变得短缺时，政府却在大规模的浪费资本。而放开金融系统则会给消费者更多的消费能力并能改进资本的配置。

如今甚至适度的放缓都会引发社会动荡。许多人觉得国家那炫目的增长成果传到他们手上就没剩多少了。在城市里找工作的农民工被当作二等公民，很难接受到医疗保健和教育。地方政府从土地攫取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愤怒。无限制的工业化正在毒害农作物和人民。腐败蔓延使得民怨沸腾。而且愤怒的人们能够通过以前从没有过的因特网来互相交流这些情况。

官员们以不断发生的动荡事件作为自由化危险的例证。他们争辩说，人群的迁移可能是经济增长的源头，但也能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工人们的抗议活动破坏了生产，并危及经济繁荣。民间社会的骚动包含着混乱的种子。最近新一代领导人将要上台，官员们对这些危险尤其敏感。

官员们的这种偏重控制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倒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爱国者们貌似合理的争辩说，大多数人们都有很多的个人生活空间并认为稳定要比人权和自由重要：毕竟阿拉伯之春运动在中国很少有响应的。

但是有些权利中国的老百姓很明显地想得到。流动的工人们希望能在全国范围内保证他们那有限的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的权利。自由组团的权利能帮助而不是阻碍国家的经济增长。工会能帮助工业免遭野猫式罢工（自发非正式的罢工）的困扰。民间团体能保持对腐败的监控。寺庙、修道院、教堂和清真寺能引导富人们去施德行善。宗教和文化组织能为人们提供高经济增长社会下物欲横流之外的生命意义。

我们现在的事情

中国血淋淋的历史使得共产党害怕混乱超过一切。但是历史还告诉我们，那些坚持绝对权力不放手的家伙最终都灰飞烟灭了。悖论在于，就像党内一些人开始认识到的那样，要继续成功下去就必须抛弃以前行之有效的那种模式。

兹事体大，已不仅仅是国外人士的学术课题。这个国家以后是否还是一个专制的庞然大物，停滞，瓦解，或者，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变成更加自由更加繁荣昌盛的乐园，将不仅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还关系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会变成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