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宏:重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0 次 更新时间:2012-02-07 20: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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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宏  

  这在当时以“别异立序”为核心精髓的,以“衣冠文物”为标志的礼乐文化下,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例如,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批评说:改穿胡服是“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 24,认为这是背离中国文明的做法,而赵武灵王认为,服饰只是礼制的形式,而不是礼制的目的,“非所以论圣贤也” 25,服饰不能衡量圣贤——中国文明以道德衡量圣贤——也就是说,服饰与道德文明无关,因此改穿胡服并非背弃中国文明。这个观点抓住了中国文明的本质,公子成无言以对,次日即改穿胡服。中国在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朝代更迭、外来文明入侵和波澜壮阔的人民起义,但中国文明始终没有褪去铅华,以令人惊叹的“超稳定”状态,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发展中屹然不动,保持着自我本色,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中国文明被西方文明赶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26的洋务运动是中国文明在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7下的最后挣扎,道德文明认同的观念终于被打破。

  

  以探究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与野蛮人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道德伦理文明,实现了不同宗教、民族与文明的多元一体与和谐共生,也在事实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统摄五十六个民族的文明基础,它不仅能够凝聚各族人民的共识与意志,也为复兴、保护和发展中国文明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思想智慧。

  

  但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扩张中断了中国文明。当时,已经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清朝政权,已经陷入中国“超稳定结构” 28下的兴亡周期之末,统治阶层腐朽保守、一体化社会结构正在孽生和繁衍大规模的无组织力量,正处于中国文明中所谓的改朝换代的时期。同时,西方文明已经崛起,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西方殖民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亚洲的中国,以坚船利炮炸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中国的改朝换代不仅有着以往朝代更迭中社会结构内部的大规模无组织力量,还面临着西方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威胁,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起义,兼具西方基督教和中国小农思想的色彩,严重动摇了清朝政府的政治和思想统治。在洋务派“自强、求富”的努力失败后,国人开始抛弃中国的传统文明,先是立宪保皇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发表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代表中国文明核心的儒家思想开始了疾风暴雨般的批判,接着,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附庸于中国宗法社会和王权社会长达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并没有被重新诠释和改造,而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声讨中寿终正寝。这时候,中国失落了原先和谐整齐的中国文明,民族认同危机凸显,陷入了民族与地区分裂分治的尴尬境地。

  

  中国将文明优先于国家、民族的观念,曾经使中国虽遭遇其他文明入侵,仍能以文明同化其他文明,例如元朝和清朝在政权建立以后即修复了中国固有的政治秩序、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这是它先进性的一面;但也成为外国侵略者分化瓦解抵抗力量、投降者为自己寻找借口的依据,这是它局限性的一面。1894年,日军兵不血刃地顺利占领东北重镇九连城,据日本官方《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日本陆军大臣、第一军司令长官山县有朋发出安民告示,免除当地百姓本年税款,“告示贴出以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 日军随后约请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将日军描绘成“王者之师”: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种文化攻势是很有效的,失落了文明认同而又未能缔结牢固的民族认同观念的中国充斥着漫山遍野的汉奸,据统计,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向中国政府投降的日军为128万人,而消灭伪军的人数,则高达213万人(其中歼灭118万人,投降95万人)。

  

  中共创始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先生曾感慨地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29陈独秀先生的感慨,正是中国传统文明面对西方文明发生崩裂和重构的心态写照。中国这个中心文明体国家,随着儒家思想作为旧政治体制秩序的意识形态不再在思想领域充当主角,中国已经失去了文明的内核,只残留下破败的社会结构和西方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的肌体,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近代中国思想领域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裂,这种思想分裂是完全缺乏价值观共识的对立,也是与中国传统文明的告别宣言,和相距两千多年前的虽然“百家争鸣”却有一以贯之的“道”存在的中国文明框架内之思想争鸣大相径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仁人志士,自觉担负起了重塑民族意识的重任。但是,这些早期的民族论者,并没有在民族问题上产生统一的认识,他们在不同时期甚至产生自相矛盾的观点。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30他主张国民民族主义,要将“卢梭与伯伦知理结合起来,从国民的自主性出发铸造中国的民族主义”, 31还“强调中国固有文明因素的‘国性论’” 32。事实上,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如何在多种民族文明分歧中找到中国固有的文明因素,又如何能产生基于国民自主性的民族主义共识呢?这三个相互冲突、语焉不详的观点明显是梁启超先生潜意识的映射——实质是想把中国的传统文明认同提炼为中国的民族意识,但此时,传统文明已经失落了,“破巢之下,安有完卵” 33?他的主张实际在当时已走不通。孙中山先生首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口号,继之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称要实现五族共和 34,但他9年后即提出汉族同化其他民族的主张 35。梁、孙的观点,仅仅加入了民族这一近代民族主义的词汇而没有新的创见,反而让中国境内的一些民族凸显了自觉意义上的民族感。这些自相矛盾冲突的观点反映出近现代政治精英未能全面系统地接受现代文明观念的洗礼,草就急章而成落后民族观的历史真相。随着中华文明向心力的衰落、军阀割据混战和日寇侵略中国、中央国民政府的统治覆盖区域也已经渐渐缩小,衰落的中国不得不面对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自觉的民族意识引发的民族独立问题。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伴随着西方文明强势进入中国而产生的。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以后,欧美国家的“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古典民族主义思想,“民族自决”、“人权大于主权”的思潮传入中国,都给中国以极大的思想冲击。1949年后中国采取苏联式“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划分政策,已经和中国传统的天下华夷观念分道扬镳,在民族治理问题上左支右绌,不得不面对三个现实问题:一、民族自决思想影响下的民族分离问题,主要涉及西藏和新疆;二、地方分离问题,主要涉及台湾的独立势力;三、“人权大于主权”观念下的丧失主权观念的问题 36,主要涉及国内的崇西方势力引起的中国利益与主权流失。

  

  要解决这三个重大问题,必须要回归到中国文明传统之中,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与民族观念;在此基础上,对近现代中国在民族问题上名实混乱的概念予以严肃厘清;同时,要跳出西方文化思维既有的框架和规定语境,基于现代性的内涵重构具有中国气质的国家民族认同观念。但这些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37之事。笔者认为,必须坚持以下三点原则,而这些原则的实现可能需要数代人的努力:

  

  1、确立文明、国家和民族三位一体的格局意识,即中国只有一个文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爱中华文明、爱中国与爱中华民族等量齐观,认同中华文明、认同中国与认同中华民族等量齐观。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总称,这56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分支, 56个民族和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关系。

  

  2、确立中国的核心精神价值体系,形成以文明认同为标志的中华民族。中国应重拾道德伦理文明,道德是维系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天然纽带,是人类的最高理性和入世的最高追求,是人心中最深切的渴望,道德可以站在“此世”的道义制高点上,批判一切不义。道德可以弥补法律与科学、宗教与西方现代性的局限,矫正这个世界越来越倾斜的精神重心。这不仅是中国可以借重而能提高“软实力”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也是能与多种文明和谐共处的法宝。在重拾道德文明的同时,将中华文明与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法治、人权、自由、民主、公义、多元、王道、理性、环保等)相融合,不仅是人类普世价值的高度凝练,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源泉,是避免中国成为“新夷狄”的支柱,也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更是中国56个民族取得文明认同共识继而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基础。

  

  3、认同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具有世界主义的中华文明具有不分国家、种族、文化的开放性特质,但只有赋予文明使命的中华民族拥有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才能具备发展中华文明的载体。这将是一种新的“华夏中心观”,即中心文明体国家主义。

  

  要实现以上三点原则,需要政治家们高明的政治策略和奉行开放多元的治理政策,更重要的是,需要在21世纪解决中华复兴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良性互动,即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二是锻造出中华文明新的精神价值体系,即树立全民族的精神信仰追求和拥抱现代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实现了上述两个条件,才能真正解决困扰中国的民族与统一问题。然而,这两项历史任务何等宏大,又何其难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38,这也许正是中国数代人毕生努力之方向与注定之宿命。

  

  1 费孝通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 扬弃是黑格尔解释发展过程的基本概念之一。他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对于前一阶段而言都是一种否定,但又不是单纯的否定或完全抛弃,而是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从而使发展过程体现出对旧质既有抛弃又有保存的性质。这里借用此描述发展的概念,指人有意识地、有选择地肯定、批判和创造。

  

  3 内在超越可以理解为依靠自己内心的判断和力量,从社会组织中走出来,追问独立于社会的意义与正当性的内心追求,是终极关怀的一种形式。参见金观涛著《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60-6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4《左传·成公四年》。

  

  5《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

  

  6《礼记·王制》。

  

  7《礼记·王制》。

  

  8《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三国志·魏志·何夔传》:“先王辨九服之赋以殊远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乱。”

  

  9 金耀基著,《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77页。

  

  10 余英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载《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

  

  11《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

  

  12《论语·雍也》。

  

  13《论语·述而》。

  

  14《论语·先进》。

  

  15《庄子·齐物论》。

  

  16 王岱舆《正教真诠》。

  

  17《孟子·离娄》。

  

  18《地藏菩萨本愿经》。

  

  19 李白《少年行二首·之二》。

  

  20 鲁迅《书信集·致曹聚仁》。

  

  21 王建《凉州行》。

  

  22《孟子·尽心下》。

  

  23《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

  

  24《史记》卷四十二《赵世家第十二》。

  

  25《史记》卷四十二《赵世家第十二》。

  

  26 张之洞《劝学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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