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维富:变革社会中的法律:以社会文化事实为分析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6 次 更新时间:2012-01-31 1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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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维富  

  代表人民的利益,充分体现“民之生计”;在行政管理上,民生法治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民生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和持续,以实现惠及民生的初衷;在司法上,民生法治要求司法给予公民权利以及时、有效的救济,从而维护权利、实现民主{7}。随着中国社会文化事实的变化,公民维权意识不断加强,要求法律不断扩大“民权”。因此,以“民生法治论”为主题的立法必然催生出以“民权法治论”为主题的立法。在新时期,民权法治论表现为:在立法上,通过民主和科学的立法方式,制定和完善公民权利保护的法律,扩大公民权利的范围,尊重公民权利,使公民权利明晰化和正当化;在行政管理上,按照法治政府和限权政府的基本原则,运用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限制和控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执法机关滥用行政权力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在司法上,有权利必有救济,法律既然为公民设定了各种权利,就必须为公民设定权利保护的路径。因此建立健全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平等地保护公民的法定权利和其他权利,从而实现司法公正与正义。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在民主法治社会下,民生和民权是密切相联的,民生是民权实现的基础,民权是民生实现的路径。

  因此,基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文化事实,结合我国学者所界定的法律概念,[23]从社会学视角给法律下定义似乎应该包含如下因素:

  (1)法律的内容:法律是社会的法律,其治理对象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而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语境则决定着法律的内在规定性,而且法律所规定的内容将随着社会文化事实的嬗变而变化。

  (2)法律的价值取向:法律以规范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社会行为为切入点,具有矫正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之偏离行为。基于此,无论是正向均衡还是逆向均衡,法律的最终价值取向都在于实现社会控制,保障社会和谐有序,保护公民的基本法律权利,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

  (3)法律的实质:法律是以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当社会中的人组成社会共同体时,社会的内在属性已经确立。当法律成为社会共同体的主要治理方式时,社会的内在规定性被法律的规定予以外在化。因此法律的实质在于体现社会发展的内在属性,法律是社会属性的外在化。

  (4)法律的目的和功能: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规范和调整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行为,实现社会内在统一和外在和谐,使公民社会的个体权利和自由在法定范围内最大化,因为法律并不是限制权利而是扩大权利。

  据此,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之法律,是指国家权威机关制定或认可、社会所认同的,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以丰富繁杂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语境为主要内容,反映社会文化事实,以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和促进自由的优化,实现社会和谐为目的,以维护和实现社会正义为价值取向,体现社会内在规定性的不可或缺的治理范式。

  

  

  青维富,单位为西华师范大学。

  

  【注释】

  [1]D. Brinkerhoff, L. White, S. Ortega. Essentials of Sociology ,3rd ed. Minneapolis/St. Paul: West Publishing( 1995) , p.32.

  [2]与威廉·韦德所提出的从1914年尤其是“二战”后,世界各国相继进入“行政国家”时代的“行政国家”具有不同意涵,表现为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社会思想观念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参见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3]马丽·布莱德韦尔向伊利诺州最高法院申请颁发从事法律职业的许可证,伊利诺州最高法院拒绝授予她许可证,拒绝的理由是妇女在伊利诺州不被允许从事法律职业。See Bradwell V. Illinios,83U. S.(16wall)130(1872)。

  [4]See Bailey V. People, 130P. 832 (Colorado Supreme Court)(1913).

  [5]齐玉苓案引起了全国许多学者的讨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是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第5版。该文提出:齐玉苓案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法制日报》记者查庆九在《法制日报》2001年9月16日第2版发表题为:“齐玉苓案:学者的回应:记一次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者的讨论”对此做了评论。姜明安:“基本权利的保障:从宪法到宪政”,对法院适用宪法判决齐玉苓案做了评价;陈云生:“宪法权利司法化及私法保护”对适用私法保护宪法基本权利做了肯定评价,参见法制日报2001年8月19日第3版。“在知与无知之间的宪法司法化,’(朱晓);“宪法司法化的是与非”(张海斌);“宪法司法化问题的几点质疑与思考”(殷啸虎);“权利如何救济”(林彦);“适用宪法处理齐玉苓并无不当”(朱应平)等讨论,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童之伟“‘宪法司法化’引出的是是非非”,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12期。

  [6]2010年4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共27条的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决定。历时5年、经过4次审议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终于出台。第35条规定:有本法第3条或者第17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7]See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347U. S. 483 (1954).

  [8]See Plessy V. Ferguson,163U. S. 537(1896).

  [9]http://news. xinhuanet. com/edu/2007-02/09.

  [10]http://www. china. com. cn/news/txt/2008-06/30.

  [11]http://job.chsi.com.cn/jyzd/jyxx/201008/20100827.

  [12]http://www. smovision. net/index. php? module=news&act=details&news_id.

  [13]Edwin Schur, Law and Society, a Sociological View,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 4.

  [14]Talcott Parsons, The Law and Social Control, Beacon Press,1962. p. 198.

  [15]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 Y. the Free Press. 1964. p. 45.

  [16]S. Vago,Law and Societ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4,4thed. p.39.

  [17]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Claus Wittich e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 V. I. p. 33 , 36.

  [18]Donald Black, The Behavior of Law,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976 , soft cover edition ,1980) . pp. 107-111.

  [19]S. Vago,Law and Societ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1994) ,4''. p.37.

  [20]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1 - 292页。

  [21]法律是社会本质属性的体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22]付子堂教授提出了“民生法治论”思想。参见“民生法治论”,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

  [23]张文显教授从“法律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与国家的必然联系”和“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来界定法律,基本上是社会学视角的。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参考文献】

  {1}[英]W·布莱克斯通:“1765年—1769年英国法律评论”,载J·R·凌德根,N·T·里根主编,《性别歧视法》,西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

  {2}牛龙云:“‘孙志刚事件’与违宪审查制度”,载《瞭望》2003年第22期。

  {3}闵家桥:“以公民的姿态挺身而出”,载《南方周末》2003年5月22日。

  {4}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俞荣根:引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载《儒言治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2007年民生立法,健步前行”,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3月10日。

  {7}付子堂、常安:“民生法治论”,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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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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