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共产主义者都以无神论者自居。但至少在这个运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却以对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著称。在理性主义的思维中，这种虔诚唯有宗教信仰可以比拟，因此共产主义运动也常被认为是宗教运动。19世纪以后，民族国家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机器，惨烈的世界大战也难以打破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但共产主义运动却能逾越国家、民族甚至阶级的边界，唤起无数信徒的忠诚。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令共产主义的外部观察者迷惑万分，以致前者的高涨令后者惊恐不已，而前者的衰退也令后者倍感意外，对后一点最著名的例证是美国对冷战的胜利措手不及。
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使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学者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如果对意识形态缺乏经验和敏感，很难在这一研究中登堂入室。这导致大部分西方的研究者最后一定会遭遇瓶颈，而这一工作必须由共产主义运动的亲历者，或者具有充分敏感的学者来把握。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也穿插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因此，经典的党史干脆就是路线斗争史。改革开放以后，党内继续承认的路线斗争有七次，其中六次都发生在建国之前。正是在这一领域，高华教授做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他最知名的著作，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在该书中，高华教授从党史上的著名政治事件"延安整风"出发，研究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被接受的历史过程，即第六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高华认为，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地位，同时也确立了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并为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但与此同时，"延安整风"也破坏了正常的党内生活，造成了党内制度的扭曲，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在中国的体制下，现代史的研究和写作常被认为有政治影响，而党史研究更是如此。大部分研究者或者按照官方的口径写作，或者干脆避开这一禁区，而缺乏独立的研究和思考。尽管党史堪称中国现代史的重心，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缓慢，其原因就在于此。
"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党和全国上下痛定思痛，开始反思建国，乃至建党以来的历史。《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之后，社会上大规模的反思告一段落。但高华个人的反思走的更远，最后以个人身份进入党史研究，试图以此揭开中国现代史上的最大谜题。作为个人身份的研究者，高华教授必须忍受异常艰苦的条件，但也保证了研究的独立性。相关研究在党内和党外受到关注和称誉，很大原因即在于此。
高华这一代的学者，早年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后来又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作为亲身经验者，高华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体会甚深。在运动之中，神圣的使命、虔诚的信仰、纯洁的道德，令无数人奋不顾身，直到最后革命的残酷惊醒了一代人的梦。这种个人性的体验，在高华能打开研究视角的原因，也是最容易引起读者共鸣的地方。对于这一代学者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革命的历史就是当代史，这既意味着代价，也意味着成就。
对后来的历史研究者而言，随着体制的开放，他们或许会受到更好的专业训练，得到更多的研究支持，掌握更多的资料。但既然革命已经远去，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后现代大行其道，在这样寂静的年代里，还能写出革命的传奇吗？革命的遗产还在，但是吟唱史诗的诗人已经逝去了。
那么，对这位诗人最好的纪念，就是读他写的历史，因为他从历史中走来，他也走进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