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让我总结高华先生的学术成就，我不合适。还是让我作为高华的朋友，一个与他交往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讲高华这个人，讲讲高华这本书。

高华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有两件事无法回避，一是文革，二是改革，这是我们的生命底色。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写，后代人也可以写，但文革的历史，必须由我们自己来交这个答卷，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交白卷。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通过各种文本、各种方式，陆陆续续地交出了答卷，但在众多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是最为出色者之一。他深刻挖掘了文革得以形成的老根--中共党内生活之渊源。文革发生已经有四十多年来，到现在还是一个聚集风云的话题。在历史上，它还会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命运一样，让多少代人持续不断地争论下去。但无论是后面有多少代人参与讨论、争论、辩论，它绕不过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所交出的答卷，绕不过高华这个人。

高华让我最感佩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研究生考试，我们这一代人进入历史系有很多人，但对于党史专业，基本上是回避或拒绝。高华毅然敲门，破门而入。这是需要勇气，需要担当的。20年前，在那个年代选择历史专业，进入这个大门以后，再去敲党史这第二扇门，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是在怎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来写那本书的：是收音机里传出苏联八一九政变的广播，在一个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里摊开稿子，黑夜奋然命笔。今天的学术氛围没有根本的变化，只是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多了，开始是人抢钱，现在是钱抢人，大学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其实是人民币淹没，能耐住寂寞不申请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谓课题的人几乎没有了。2002年我与高华参加夏威夷国际会议，为节省经费，会议安排我们住暑期空出的夏威夷大学学生宿舍。我们俩人住同一房间，曾为此感慨并预感学术氛围在表面繁荣的假象下更为崩坏，80年代最后一年开始形成的“第二学术圈”将逐渐瓦解，被体制内“第一学术圈”分化吸收，我们的日子将更为艰难，只能相互打气，文雅的说法叫“共勉”。但高华坚持下来了，我们可以去查高华在南大的学术履历，在取得如此学术成就、获得海内外高度赞誉的同时，他是否申请过一个“国家课题”？高华留下的这一成就，对那些动辄以是否取得国家课题来量人度己者是一个有力回击。

高华当时进入这一行，我一直觉得很惊讶。太难出成果了！有想法，有书稿，怎么能流传下来？一辈子锁在抽屉里？那实在也于心不甘。高华用他一生的经历，最好不过地回答了我的困惑，第一，在最不可能出成果的地方，他出成果了；第二，还不是一般的成果，一个大大的成果，一鸣惊人！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他没有交白卷，交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卷。我们今天在追悼会上看到， 余英时先生也写了：“读过高华先生的书，很佩服”。

其次，我们今天在这个民间场合，不能不正面谈谈今天上午校方主祭时回避提及的高华这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的学术成就，上下两代人，同时交口称赞，这是不容易的。上面一代人，我以现在党内所谓“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方老先生为例。他最近写了《党史笔记》两本，一而再再二三地引用高华这本书。我与何方老先生有两次交谈，一次在上海交大，一次在北京他寓所，两次都谈到这本书。须知何方先生眼界是非常高的，不用说跟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与他的同代人，他都直言不讳。我就知道他和李慎之通信中，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坦率批评，慎公是有傲气的人，他对他们同代人非常挑剔，但慎公曾对我说过，党史这一块，他重视何方的意见。而在谈到高华这本书时，何方竖着大拇指，连声说好。让一个延安整风的过来人，而且是有高层阅历的过来人，来承认一个后代人完全靠资料，而且是公开的资料不是什么秘辛传闻，写延安整风，竟是一部信史，靠得住，绕不开，这是不容易的。

下一代人中，我问过，我教过书的，或者有交往的晚辈，党史这么多书，你们看过哪些？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看过《红太阳》（编者注：即《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当然，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复印，不是看的香港原版。一个人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但是能够得到国内年轻读者这样广泛的响应，在我们这一代人，是很罕见的。高华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传播发行都受到限制，但在中国大陆，上中下三代人，该看还是都看到了，读过了，多少学党史的后来之辈，都在千百次地引用，仅此一点，作为一个学者，高华就足以自慰，足以傲视体制内那些蝇营狗苟的众多伪学者。

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这三块当中具有里程碑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高华选择12月2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走了，他走而无憾，无论是这个人，还是这本书，都永存史卷。　2011年12月30日下午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