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要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必须实现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型，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全方位的制度创新：

　　一是更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做到微观竞争起点公平，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市场决定，政府调控适应市场规律而不是扭曲市场规律。为此，要逐步理顺煤电油气水和矿产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完善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各类要素市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规范市场秩序。

　　二是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的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推进国有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各类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尽快打破行政性垄断；分离垄断行业中的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将竞争性业务推向市场；优化对自然垄断业务的监管，在保持国家必要控制力的前提下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

　　三是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处理好金融改革创新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以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为重点，完善金融调控和监管体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和期货市场。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积极发展各类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四是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以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为重点，着力改变城乡分治的规划管理和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建立健全推动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升大中城市的功能服务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城市辐射力和带动力。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同时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要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自愿基础上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享受与城市其他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住房与社会保障服务。通过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居民收入的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五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六是加快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提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水平。加快政企、政资、政事和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调整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层级，提高政府效能。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应按照管理复杂性、受益范围激励相容等原则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通过税制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这些职能有相应得财力支撑。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与此同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此外，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民主制度建设，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

　　（注：经作者同意，会务组对原文有所删减。）

　　[1]参见Rodrik,D., Subramanian, A. and Trebbi, F. 2004. “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u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9, pp.131-165.

　　[2] 参见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3] 参见蔡洪滨：《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流动性》，《比较》第53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4] Hertz, Tom, Jayasundera, Tamara, Piraino, Selcuk, Sibel, Smith, Nicole and Verashchagnia, Alina.“The Inheritance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ifty-Year Trends.”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si & Policy, 2007, 7(2), Article 10.

　　[5] Huntington, Samuel P., and Joan M. Nelson,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6] 参见大野健一：《东亚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发展模式的过渡》，载青木昌彦、吴敬琏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7] Khor, Niny and Pencavel, John. “Evolution of Income Mobil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91-2002.” Asia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04, June 2010.

　　[8] 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 参见《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至15倍，跃居世界首位》，华商网，http://news.ccvic.com/shehui/gnyw/2011/0210/3862.shtml.

　　[10] 参见曾忠禄：《效率与公平：澳门劳动报酬问题研究》，载郝雨凡、吴志良、林广志编：《澳门蓝皮书：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11] 参见Jean Oi,1992,“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October), pp. 99—126；以及Jean Oi, 1999,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