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安:辛亥时期“五族共和”论的思想渊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9 次 更新时间:2011-10-26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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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孙相传,遂为民族;而国民一为"人格也,据有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即国民组成国家并具有国家成员的资格可"发表其意想,制定其权利者也",二为"法团也,生存于国家中之一法律体也,国家为完全统一永生之公同体",即国民组合成国家这样一个法律共同体。所以,民族为建国之阶梯,但其未联合以创一国之时,则"终不能为人格为法团"。接下来,梁氏又援引伯伦知理理论,指出单一民族并非建国之独一无二法门,还包括"化其人民而别造一新民族"、"合并同族诸邦为一大帝国"、"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等多种情况,且"合多数之民族为一国家,其弊虽多,其利亦不少"。18

  梁启超之所以长篇累犊的介绍伯伦知理的学说,当然不是为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即排满与建国问题。梁氏指出,当务之急是改革现有政治体制、培养国民的政治能力与政治资格(即新民),革命党人的排满仅仅是建国的手段而不应是建国的目的,其将排满作为建国手段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是由建国主义沦为复仇主义,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危机关头显然属于本末倒置;而且,依照伯伦知理的学说,并非只有单一民族才能完成民族建国大业,即不是只有通过排满才能完成建设现代国家的任务,同时,还要涉及蒙、苗、回、藏等民族,所以,"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这种大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体,共同缔造现代民族国家,即五族建国。

  2.以《民报》与《新民丛报》为中心的论战

  双方的论争在1905年至1907年间达到了高峰。1905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在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其革命纲领明确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而其中,民族主义为首,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19 民报创刊后,先后就君宪还是共和、排满还是容满等重大政治问题与梁启超等主办的立宪派报纸《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因其特有的宪政思想史意义而一直为史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所重视,但多关注的是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其实,当时的论争中论战双方很大一部分精力是集中于满汉矛盾、种族革命还是政治革命等民族观问题20;当然,如前所述,君宪共和论争作为一种政体涉及方案或者建国大计,和双方所秉持的排满还是容满等民族观是纠结在一起的,即双方的论争焦点,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到底是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族共和国,还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君宪。

  在民报第一期和第二期上,连载了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一文,直指梁启超援引伯伦之理的关于民族与国民概念区分的论断,作者认为,虽然民族定义繁多,但不外"同气力的人类团体也",即同血系、同语言文字,同住所、同习惯、同宗教、同精神气质等要素,同时,民族也为"继续的人类团体",即长久的结合延续;而国民则为一法学用语,虽然民族与国民一为族类方面言,一为政治方面言,但有一共同之问题也,即"同一之民族果必为同一之国民","同一之国民必为同一之民族"。汪精卫与梁启超的民族与国民论调针锋相对,在界定了民族的定义后再一次重申了民族国家意为单一民族建国。而针对立宪派认为满人两百多年来已被汉化,属于同族的观点,汪精卫分别从其所列的习惯、擅长、精神气质、宗教等具体要素方面进行评判,认为"三百年满汉之界,昭然分明",所谓大民族主义"有类梦呓",并发出了"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的呼吁。在《民报》的第二期连载中,汪精卫历数了满、汉两族在官制、军制、司法、公民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指出近三百年的清朝统治为"不平等统治"之贵族政治,而欲破之贵族政治,唯有民族主义,同时,清朝统治本身为"六千年来君权专制之延续",所以,欲"颠覆六千年之君权专制政治",21必须通过革命实现共和,即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是交织着一起的,要实现国民平等、摆脱专制统治,排满也为第一要务,立宪派试图通过立宪实现满汉平等、实现宪政,均系不可能的幻想。

  同期刊登的蛰伸(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中,也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立宪难。能立宪者唯我汉人,汉人欲立宪,则必哥们。彼满洲即欲立宪,亦非其所能也",其理由为即使立宪,也应为汉人主导满洲驱后,因为汉人的政治能力强于满洲,但现在满洲作为统治者,更不用说满汉几百年来的隔阂与矛盾。立宪派认为可以通过立宪打破满汉畛域是低估了满汉两族之间的界线。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则针对立宪派主张的中国通过效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君主立宪从而实现复兴大业的论断,首先将清朝二百多年的统治界定为汉族臣服于异族几百年的亡国史,指出"日本之奏维新之功也,由于尊王倾幕,而吾之王室既亡于二百余年之前,现之政府,则正德川氏之类",所以中国无法主张君主立宪,只能通过民主立宪。22另外如汪东的《论支那立宪必先革命》也持相同论调,认为立宪无法得行的最关键原因在于满汉民族差异。

  针对革命党人的攻势,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答某报第四号对本报之驳论》等文,遍引卢梭、孟德斯鸠等西方诸贤学说,强调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之区别,且阻止立宪的除了满人,还有为数众多的汉人,满清政府的性质中君主专制的成分多于汪精卫所说的贵族政体成分,所以中国能否立宪与满汉种族差异并无关系,且满汉两族也很难说是"纯粹的异民族"。 针对革命派欲先立宪必先革命的主张,梁启超认为,"立宪之几,恒不在君主而在人民,但使人民有立宪之智识,有立宪之能力,而发表其立宪之支援,则无论为如何之君主,而遂必归宿于立宪",所以立宪难行的原因并不在于"异族为政",且这个"异族为政"也大可怀疑,梁启超以汪精卫所提出的民族界定六要素为例,主张在语言方面,满语对于很多普通满族人已经殆久不用,住所方面满人杂居北京及内地十八省,习惯方面已多同化于北省之人,宗教方面满汉皆有信奉佛教或者孔教者,除了精神气质与血气无法下断语,但也很难绝对界分;所以革命党人强调的满、汉界分实际上只是对顺、康年间的旧事重复而已,而既然满、汉种族差别消失成为同一民族,那么革命派基于种族主义的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合一论就失去了合法性依据。23

  由上述梳理也可知,此时双方对于民族观的论战,固然有"华夷之辩"或"夷夏大防"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等内容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学理中的人种学、民族学理论来分析界定,双方论争中也多有援引西方民族建国的历史,且论战本身,又何尝不是基于对未来国家建设蓝图的一种政治设计,具有显明的宪政意蕴。革命党人主张的摒弃满洲、由汉族单一建国的言论,固然有最大程度的孤立清朝统治者的策略成分,但将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相提并论,以及论战双方围绕满族是否为异族、是否被同化的争论本身就说明了民族问题在清末宪政史中的特殊性。革命党人攻讦清朝统治者为异族入侵者、立宪论者为帮闲无赖,立宪派则竭力辩称民族压迫仅系清朝初年旧事,且当时地方大多数督抚已为汉人。但某种程度上或许正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汉人地方督抚势力的坐大以及风起云涌的排满风潮,使得满洲亲贵们的提防之心益重而作出的皇族内阁的安排,而这更给革命党人以口实,同时也使立宪派莫口难辩。

  另外,满清政府多年在内政外交上的弱势状态,以及雨后春笋般的各类报刊中关于汉族史、黄帝崇拜等"振大汉之雄风"的扬汉排满之宣传24,再加上革命党人咄咄逼人、饱含激情的情绪化文字的渲染,乃至在辩论中刻意混淆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界限,均使得革命派一时在气势上占据上风。25但在双方关于民族、宪政等问题的激烈辩论中,彼此也在修改、调整一些原本为论辩而刻意为之的过激主张,如1906年,在《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孙中山就明确提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家,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它的政府,光复我们的民族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26与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人在排满宣传中的过激言辞,已是大有改变。同时,对于汉族单一建国的思想,革命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他们也开始悄悄的进行修正,且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立宪派五族建国论的合理成分,因此,五族共和的思想渊源,并非自孙中山始,而应追溯到近代中国西方民族建国思潮的传入,以及革命派与立宪派对于民族建国政治设计的宪政论战,对此,笔者将在下文中具体阐述。

  

  三、从"五族君宪"到"五族共和"

  

  1907年,杨度在其主办的《中国新报》上开始刊登其《金铁主义说》的长文,系统阐述了其君宪救国的思想,《金铁主义说》全文长约14万字,分"今日中国所处之世界、予所持者世界的国家主义、世界的国家主义之内容、中国现政府之不负责任、中国国民之责任心与能力、政治革命、君主立宪、世界将来之中国"27八节,其中,政治革命、君主立宪、国家主义等均为当时宪政论战的焦点,自然,在其论述中必将涉及到民族宪政问题,且不仅仅局限于满汉之争,而是"五族一家"式的五族君宪论,充分展示了当时仁人志士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在近代内忧外患的格局下如何进行民族国家构建的思考和努力。

  在《金铁主义说》中,杨度明确指出,"独是汉人扑满之后,欲本民族主义,独建立国家以自存于世界,斯亦必为势所不能。何也?以今日之中国国家论之,其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汉、满、蒙回、藏而为其人民",此乃国际、国内之公认事实,各地之内政、外交,皆统一于政府,各国视二十一行省与蒙、回、藏地无别,但知为中国土地而已,视汉人与满、蒙、回、藏人无别,但知为中国人而已,若忽持民族主义,仅以二十一行省地为中国之土地,以汉人为中国之人民,排满之后,"若不进一步排蒙、排回、排藏,则不能达其一以民族成一国家之目的,而全其民族主义,使其如此,则蒙、回、藏固亦主张民族主义之人也,不仅我排彼,彼且排我。于是全体瓦解,外人乘之"。即中国自古以来多民族的民族构成和疆域现实,为国际、国内所公认之事实,中国土地、中国人之大一统的格局具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汉族单一建国,所排斥的不仅仅是满族,还包括国内蒙、回、藏等其他民族,同时,单一建国的思想不仅会唤醒大汉族意识,还会唤醒其他民族的地方民族意识,尤其是在中央政府权威暗弱导致旧有的国家认同体系瓦解之时,这种过于强调族裔色彩的单一民族建国学说只会带来民族分离主义与边疆的不稳,实际上,杨度此言绝对是有先见之明,外蒙在清末民初的民族分离活动即是例证。28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在认识到清末民初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严峻性之后,汪精卫等人的汉族单一建国论、满洲非中国人,明末建州非中国之领土等观点再无人提起也无人注意,甚至作者们也羞于将其收入文集。29

  所以,杨度认为,"五族分立"为"亡国之政策",而必须合五族之人民为中国之人民,合五族之土地为中国之土地,即加强中国、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按照杨度的观点,领土、人民、统治权为国家之至关重要的要素,中国从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之路中,这三个要素坚决不能改变,即"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既指出民族国家建构之路的必然,也指出其艰巨性。既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是五族合一,那么,到底应该选择君主立宪之路,还是民主立宪之路?杨度认为,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其目的均在于改造现有政治体制,实现宪政,即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关键在于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局势下,何者更为合适、妥当;毕竟,政治实践不同于单纯的学理探讨,牵一发动全身,稍有不慎,可能就覆水难收。按照杨度的观点,民主立宪国之国民文化需基本均质化,但"满、蒙、回、藏人之文化,不能骤等于汉人"(杨度依据英国学者甄克思《社会通栓》中的观点,对五族国民程度做了划分),很难实现"五族平等、共同选举",且这些地区的民众宗族、部族观念强于国民观念,极易产生分裂主义;且如建立单一的汉族民主共和国,当时"汉人的兵力不能骤及于蒙、回、藏地区",当地民族分裂分子在西方殖民者的挑唆下必然会产生异念。所以,杨度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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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略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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