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我的一九七一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8 次 更新时间:2011-09-15 22: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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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  

  作为医生,母亲非常重视实际经验,问他一些医学上的事,他的回答让叶群和我母亲很满意。

  豆豆他们走了之后,母亲说已经托人从湖南买了两床湘绣被面,还想为两位新人做几套衣服。当叶群得知被面每床要三十多元,比一般的缎子被面要贵,说一定要照市价付钱,还说结婚时豆豆他们就穿军装吧,最多做两件衬衣,婚事一定要节俭。

  我8月初到东北办事,然后回北京休假到9月7日。

  返回部队路过广州时住了两天,9月10日归队。

  临回部队前,我把母亲托我带给军区首长的一些北方水果分别送去。军区政委任思忠和我谈了一会儿,说部队反映你锻炼得不错,想让你向政治工作干部上发展,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我说最好不离开连队,如果调到机关,最好还在基层做干部工作。任政委笑了,说干部工作是有很多人羡慕。但你父亲要求你学真本事,你们师决定你调到三七二团政治处当宣传股副股长。你当连队指导员前当过宣传干事,写的文章有的在《战士报》、《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有些基础。三七二团是四十二军的团一级政治处里很优秀的,他们编写的连队思想工作《六十个怎么办?》,受到林总的高度评价,你到了那里,要从这些基层思想工作中学习。

  我到了广东博罗县三七二团驻地报到,团政委和政治处主任说到我们军的老政委(任思忠)对这个团政治处一直非常关心。我说他在我临来前还交代,要团里发扬政治工作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

  我捎来的这个话,被师团当成了军区首长“指示”,立即布置贯彻执行。我刚到新的单位人们就知道了我的背景,这令我很不安,甚至感到害臊,心想要加倍努力工作才行。

  

  晴天霹雳

  

  1971年国庆节假日刚过,团政委突然叫我去,不是通常那样让通讯员来喊,而是保卫股长“随便”来叫。政委严肃地说,上级决定送你到广州学习。我说回去准备一下,他说不必了,这就走。我发现,保卫股长带着两名连里抽上来的干部已站在我身后,保卫股长用眼神示意我不许再问,带我上了门口停的一辆吉普车,我坐在后排,两边各一个人夹着我。车到广州,我们在军区附近的中山二路一个小院子的楼里住下,大门口站着双岗,楼门口有内岗,这是特别加强的警戒。陆续还有人押进来,有黄永胜的两个儿子,还有几个穿空军衣服的年轻人。

  一会儿,一名干部来向我们宣读文件,是1971年9月29日向全国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内容只有一句话:

  “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宗派话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停职反省,彻底交待。”

  听到这儿,我的头轰的一下,感到全身发热……我难以置信,我9月7日离开家,才几天呀……

  我这住处,是一间教室那么大的房子,里而摆放了三张床,其中两张紧挨着,另一张和这两张之间有个能让人下床的二十公分的缝,我睡在中间一张上,两边睡的是保卫人员,这比对狱中的犯人还看得紧。

  从此,每天开始了“学习”。说是对“林陈反党集团”揭发批判,不知为何成了对我们的批斗,要交待所知道的“政变”阴谋。我刚好8、9月份在北京,自然成了重点,办案人员穷追不舍地逼我揭发交代。我把我所能记得的都说了,但他们不满意,不时说出一些凶恶的话,似乎我是“同党”,将要受到严惩。

  我实在是没有可交代的事,巨大的精神压力使我整夜难以入睡。我想,与其这样无辜地扣上反革命帽子苟且半生,还不如一了百了,我一生中第一次想到了“死”。在我的要求下,医生每晚给几粒安眠药。他对管学习班的人说,这样不睡觉,几天后他身体就垮了,不能“学习”了,这才得到同意。每天只给我了两粒,我说不够,又加了两粒。我假装服下,暗中积攒下来,几天之后终于积到二十多粒了,我在准备吞药之前的一瞬,回顾留在世上还有什么憾事,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文件不是说“停职反省”吗,万一爸妈活着出来了,知道了我已死去,该多么难过!再大的屈辱折磨我也要承受,要活下去!

  10月中旬一天,说是中央首长要找我们谈话。上路时我看到走廊宣传栏里报纸上的标题: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访问广州。我们被解送到珠江宾馆的大餐厅,是最先到的。一会儿,军区一些首长的夫人和机关师以上干部入场了,夫人们多与我很熟悉,现在要么装作不认识,面无表情;要么怒视,好像有深仇大恨一样。只有父亲的老战友杨梅生副司令员的夫人刘健走过我身边时小声说了句:“要懂事,小心好好爱护自己!”这位红军出身的老阿姨的话令我眼睛发湿,我忍住了要流下的泪,怕别人看到。

  军区首长陪着李先念来到了会场,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原来要来的,突然有急事回北京了,叫我来谈谈。”他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对我们“不许歧视,要一视同仁”的指示后,讲了一通话,好像对“九一三”事件已掌握了案情。他说到:“邱会作在自己乘坐的汽车后备厢里放了冲锋枪,想谋害……”一刹那,认识我的人都把眼光投向了我……这个刺激让我长久难忘。

  十年后我见到父亲问了。他并不介意,说:会有那个事儿吗?先念和我工作和个人关系密切,他要划清界限,不得不说些“官话”。“二月逆流”,他是从中最早解脱的,也是对别人说了狠话。

  那天会后,学习班宣布:“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本次学习结束。你们都回原单位原来的岗位,思想上不要有包袱。”

  第二天,我被送回了部队。团政委说,他们已经学习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叫我安心工作。说罢,他把两封已拆开看得破旧的信交给了我,是9月24日我母亲和哥哥写给我的信,过去我的家信家信最多五天就可收到。他们这次扣了一个月才给我。哥哥的信中用暗语写了“树林起火,祸及他人……”母亲叫我“想得开,千万不要走绝路”。信是他们被羁押前写的,我至今还保留着。

  我回到了政治处,同事们没有明显歧视,但我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我向团里提出到农场去工作,哪怕是劳动也行。几天后政治处主任对我说,意见已反映上去了,上级不同意,说如果那样就违反了周总理的指示。你感到工作有困难,那就分管一下文化工作,思想教育工作你愿意参加也可以。我突然有了想法,说想参加宣传教育,因为这样我可以阅读到更多的文件,我要把它们偷偷地抄下来,以后一定有用。

  很快,轰轰烈烈的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开始了。广州军区揭发的一个重点是“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地点是南湖。我们部队是那里的建设者,发言时批判的人少,但私下却在议论,说那里不是给伟大领袖用的吗?一个干部正在说着,政委目光射过去,大喝道,谁敢这么说?管好你的臭嘴!

  与我一同到广州受审查的还有我们团里一个二十多岁姓孙的炮连副连长。他是1968年入伍的。一次上级检查实弹射击,他用82无后坐力炮打出优秀成绩后,一位首长指着四百米远的一棵独立树说,打掉敌人的“火力点”。他一炮射出,随着爆炸火光树干拦腰断掉。他即被提升为排长、副连长。我实在想不出他会和“九一三”有什么牵连。我们在受批斗时,在一片“划清界限,彻底交待”的吼声中,他只是苦笑。回到部队,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后,我和那个副连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这才知道,他受此“待遇”是因和叶群沾亲。

  “九一三”后林彪、叶群的亲属几乎都被审查,这种按血统进行的搜捕非常细致。他到“学习班”才得知了自己涉嫌的“罪状”在于身世。原来,叶群的弟弟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担任解放军师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其妻已经怀有身孕,遗腹子出生后,母亲改嫁给一个姓孙的干部。母亲从来没对孩子提起过这事,外面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隐秘”,孩子一直认为继父就是自己的生父。“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却迅速查出了鲜为人知的叶家这支血脉,将他“归案”。因为找不到他什么把柄,就以“政治历史”问题将他处理复员,在离开部队之前,他和我偷偷聚了一下。他说现在很苦闷尴尬,养父是个军级干部,却帮不上儿子什么忙,想找个好点的单位,别人都婉拒,最后托老战友帮助安排他到西北地区一个城市当工人。我说他已是万幸了,至少比我强,还有个家,还有爱他的父亲母亲,而我,父母的生死都不知道……

  1971年年底到了,天气凉了,广东的冬天并不严寒,可是我突然感到身体很怕冷。我没有任何家人的消息,也不许外出,只是工作还“正常”,但我知道,今后一定有艰苦的日子难熬。我开始天天洗冷水澡,经常跑步锻炼,对寒冷逐渐适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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