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64 次 更新时间:2011-09-05 1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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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进入专栏)  

  留北大的只有4个人,另外3人是李克强、武树臣、姜明安)。

  虽然我比老郭小了几岁,但我们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身上都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比较深。这种影响,当时在我们身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在“文革”中被荒废了诸多青春年华,故都很珍惜时间,拼命学习,希望把失去的时间抓回来;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很有感情。不仅在农村里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而且在四年大学期间,也都拼命地学习马恩原著,从他们的经典作品中吸取知识的营养(这与那时法学方面的著作还太少也有关系)。我记得,在课下和老郭经常讨论一些马恩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名句的内涵,这是我们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或者说也是一种乐趣。经常加入我们之间讨论的,我记得还有陈兴良、王绍光、李启家等同学。这些学习和讨论,虽然现在想起来可能有些幼稚,但对我们以后的学业和人生道路的帮助是无法用语言来述说的。

  1982年初大学毕业以后,老郭留在北大任教,我考回了上海。作毕业论文时,我到北京去看望在那里当助教的同专业同学武树臣,同时也见到了老郭。在老郭宿舍狭小的空间里,到处都是书籍,可以想象得出他在教学科研上的勤奋与刻苦。之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我没有机会离开上海,故关于老郭的情况只是听说,知道他在当时民法经济法大论战的时候非常活跃,撰写了《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民法调整的必要性》的重要论文,参加了中国民法经济法研究会成立大会,后来又与王利明、吴汉东一起编写出版了影响很大的《民法新论》(上下册)一书,1985年,老郭离开北大去了新成立的烟台大学工作,1988年,破格提了副教授,1992年提了教授,同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赵中孚教授专攻担保物权。其间又出任烟台大学法律系主任,最后一直到出任烟台大学校长,取得了令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同学都感到自豪的成就。

  1999年底,我担任了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出外开会的任务一下子多起来了,与同是校长的老郭的接触也随之增多了。加上我和老郭都是中国法学会的常务理事、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会员会成员,因此,我们每年都有许多次在一起说话、讨论问题的机会,我们之间聊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在做好校长的同时,不要让自己的学问荒废。因为我们俩都是嗜学问为生命的人,总想在自己所在的领域能够有点作为。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非常一致:就是学问不能荒废,但要少搞一点,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学校的管理事业上,否则就是对不起信任我们、将我们推上校长岗位的教职员工和全体学生,等今后从这个岗位上下来后,再回归到书斋之中。老郭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做的,并且做得非常优秀。烟台大学作为山东省的重点综合大学,管理任务异常繁重。而老郭在充分调动下面教职员工积极性的基础上,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这几年在专业设置、学科建设、教学科研水平、对外合作和毕业生质量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我们华政学习的榜样。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如今老郭和我都已经步入了中老年的行列,在校长这一岗位上,我们也都已经工作了许多年。这里,我预祝老郭他英雄本色继续,在学校管理和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一边走路一边背英语的李克强

  

  李克强是从安徽考上来的,与我同年。比我高半个头,一米七六的样子,身材非常匀称,肤色较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有点卷,耳朵也很有福相,给人感觉是英气逼人。话不多,但讲起来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

  克强当时分在一组,和王志勇、王建平、丛培国等在一起。因此,我们之间平时接触不是很多,说话也不是很多。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学习异常用功。没有课的时候,一早就离开宿舍,吃好早饭就去图书馆,除了出来吃中午饭和晚饭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闭馆才离开。

  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小学、中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没有外语的基础,所以克强入学时的英语也不好,但他非常勤奋,自己制作一个小本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看到英语单词认识了,理解了,就翻过去;不认识或者还不太记得住,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释(《南方周末》去年发表的关于北大法律系77级的那篇文章,记者将这一点搞错了,写成:“正面是英语,反面也是英语”,这样,就无法让读者理解当时我们背外语的方法和过程)。

  克强学英语的刻苦勤奋,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也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正是由于他抓住了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时间,拼命苦读英语,因此,没过多久,克强的英语水平就上去了,大三以后就开始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了。1980年5月17日,我的日记是这么写的:“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一万多字。他另外翻译的两篇文章,也初步为我系杂志《国外法学》看中。他写的《信息控制与法学》的论文,已由系里打印,送交《法学研究》。他与周振想同学合写的报道《法律系学生五四科学讨论会》也将被《光明日报》录用”(当然,这些内容有的也是从其他同学那里听来的,没有核实过)。克强后来还和其他同学一起合作翻译了几部西方著名法学家的名著(如英国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就是由克强等三名同学翻译的,该书于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在我与克强同学的交往中,有两件事印象比较深刻,至今依然非常清晰。一件是我们两人认识的过程。那是入学之后的事,在一次全班大会上,听取系里领导的讲话。我一边听,一边翻看手里的同学花名册。我当时的学号是36号,跟在我后面的37号同学叫李克强。在这次大会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他是从安徽考上来的,1955年出生,去农村插队落户,是个知识青年,入学之前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还获得了全省学习《毛选》的先进个人的称号。我想这个同学的经历与我非常相似,我应该认识他,交流交流。此时,我看到坐在身边的一位同学也在翻看同学名册,于是,我就问他:你是哪个小组?他说是一组的。我又问他:哪个是李克强?他说我就是。同时,他马上反问:你是何勤华吧?我说是啊(大概是我们的学号连在一起,故他对我也比较注意)。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之后,有过几次我们坐在一起听学术报告的经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听一个外国专家的讲座,专家讲到一个名词:canon law,讲座中多次出现。我没有听出来,就问克强:什么是canon law?他就告诉我:canon law就是教会法呀,我才反应过来。同时也对他的专业外语水平感到钦佩。

  还有一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是在1979年我们读大二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们看了香港电影《至爱亲朋》,它描写的是资本家之间为了获取最大经济利益而彼此竞争,乃至完全丧失了朋友、亲戚、父女、夫妻感情的故事,虽然许多地方模仿了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情节和手法,有些夸张和搞笑,但看过以后,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深的,而且人也很兴奋。趁着一股热情,我就将看后的一些想法,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关于资本在遇到剩余价值时就变得活跃起来,以及资本主义为了利润将

  人世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完全揭开的原理,花了两个晚上一气呵成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写好后给我们宿舍的几位同学看后,大家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但都建议我将文章给克强看看,说他看了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书,对经济理论比较有研究。于是,我就将文章给了克强。三天以后,他将文章还给了我,我就请他帮我提提意见。他说,我们同学之间就不讲客气话了。你这篇文章,虽然下了点功夫,而且也看得出,你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非常熟悉,作为习作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要投出去发表,则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你文字太啰嗦,至少可以删掉三分之二;第二,你必须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可以想象,克强的这个意见,如果是换作另一个同学听了,可能会深受打击,非常沮丧,因为他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把文章给否定了。但我听了以后,感觉到他讲得还是有道理的:一则我当时写东西确实很啰嗦冗长,这一点李志敏老师已经批评过我好多次了。二则我对西方资本的情况以及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并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样,我最后听从他的意见,将此文作为习作,既不修改(按照我当时的水平和能力也没有办法修改),也不投出去,就一直放在了抽屉里。大学毕业整理行李时,我还看到过这篇文章,之后因为不断搬家,资料丢失了许多,这篇文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丢掉了。

  回忆上述小事,并将其写出来,主要目的是要说明,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很容易的。就拿写东西而言,我虽然也写了并且公开发表了不少论著,但开始时完成的成果,许多都是很幼稚、很粗糙、很肤浅的,后来之所以一点点有进步,主要是因为自己比较执著,从不放弃,不断琢磨,并且得到了像李志敏、由嵘、徐轶民、陈鹏生、余先予等老师以及武树臣、李克强、陈兴良等同学的指点、帮助乃至批评。因此,任何人都不必埋怨自己的处境,只要你能够多听他人的意见,善于吸取身边每一个人的长处,来弥补和充实自己,就一定可以有所进步,慢慢前进。

  

  江南才子陈兴良

  

  兴良是浙江人,祖籍义乌,上北大之前在建德县公安局工作。因为兴良年龄与我相仿,我1955年出生,他1957年,所以从一入学就开始接触,交流也比较多。但因为我们不在一个组,他是二组,我是四组,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要是在图书馆出来的路上、课堂之间以及在宿舍里的聊天和讨论问题的时候。兴良人比较瘦弱,又戴着眼镜,故给人的感觉就是文质彬彬的读书人的气质。我虽然也和他一样瘦小,但我没有戴眼镜,且手脚比较大,背有点驼,加上手上还有老茧,故不太像知识分子。

  当时,兴良对哲学比较有兴趣,故我们交谈时经常会涉及一些哲学的问题,有时也会讨论一些他正在思考的问题。由于我对哲学不太熟悉,之前看过的一点哲学书,基本上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故在和兴良聊天时,一般是他说的多,我基本上是在听,同时,也常常有一种对他的崇拜之情。比如有一次,在议论79级师弟查海生(后以“海子”为名发表了许多诗作,在年轻人中很有影响)少年(15岁)就考上北大法律系读书时,我只是羡慕他年龄轻,比我们幸运。而兴良却说出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这不是他的幸运,而是我们的悲哀。”从而让我钦佩了好长时间(此事兴良在他的自传中也有所提及)。

  大学毕业时,兴良考上了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的硕士生,与赵秉志、张智辉同一届,一起师从高铭暄老师,我则考回了上海,跟随徐轶民老师读外国法制史的研究生。虽然地区南北,但我们联系还是比较多的。1984年夏天,我为写硕士论文而外出调研,第一站就到了北京,兴良将他的宿舍床铺让出来给我住,他自己则在别处找了一个地方住下,还给了我一些人民大学食堂的饭票。我那几天都是在食堂里吃的饭,人民大学的食堂办得不错,比北大的要好,我吃得还是比较舒服的。

  由于睡兴良的床铺,故与和兴良同一宿舍的王利明也认识了。我记得当时的利明已经开始在埋头写论著了,手稿以及复印的资料从地上一直堆到有一人左右的高度。那是我第一次领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研究生的生活,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我第一次接触的就是当时的佼佼者,现在的法学大师。所以,兴良让床位给我,不仅解决了我的住宿、吃饭等生活问题,也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看到了前进的目标(顺便说一句,当时研究生外出调研,一般都是借住同学的床铺,或者是同学的同学的床铺。如我离开北京到西南政法大学调研时,就睡在了夏勇的床铺上,而夏勇并不是我的同学,是通过北大法律系79级同学何力联系上他并认识成为朋友的)。

  研究生毕业时,由于华政没有博士点,所以当时我就直接留校工作了,而兴良则非常幸运,在留校教书的同时,考了高铭暄老师的博士研究生。从此以后,兴良的学业继续突飞猛进,论著发表也是极为丰硕,成为与秉志齐名的中国刑法学界的两位后起之秀。由于我和兴良关系至深,所以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空话、套话、客气话以及形式主义的内容了。我们平时不太联系,电话也不太打,通电话时,也就短短几句,将想说的话说完,要办的事办完,就挂机了。确实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有一次,我记得是1988年,上海因“毛蚶事件”,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凡是上海的人出差到外地,都要被隔离进行血液检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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