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68 次 更新时间:2004-10-13 16: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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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哈耶克著   邓正来译  

  

   自由主义原则所要求的、为了实行正义行为的普遍规则而对政府权力进行严格限制,仅仅涉及到政府的强迫性权力。通过运用自己所拥有的支配权,政府可能额外提供许多服务,这些服务除了通过税收提供的手段外,不包括强迫性内容。抛开自由主义运动中某些极端派别的观点不说,政府承担这类责任的愿望从来没有被世人否认过。然而在19世纪,这些服务仍然是很有限的,主要具有传统上的重要性,并且绝少为自由主义理论所讨论,自由主义理论仅仅强调这些服务最好留给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去提供。当时主导性的考虑是担心中央政府会变得太过强大,而且希望不同地方权威之间的竞争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控制和引导这类服务的发展。

  

   财富的普遍增长以及因此而可能被满足的新抱负,此后导致了这类服务活动的急剧增加,而且使得一种古典自由主义所从未采取过的、对于这类服务的更加鲜明的态度成为必然。毫无疑问,存在着大量的这类服务,即经济政策所说的“公共产品”,它们为公众所极为盼望却无法由市场机制提供,因为如果提供这种服务,它们就会惠及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愿意出钱购买服务的人。从最基本的工作,诸如打击犯罪、预防传染病传播和其他健康服务,到解决大规模的城市化所迅速引发的无数问题,为此所需的服务只有通过税收的方式支付其开销之后才能提供。这意味着,如果要想彻底提供这类服务,那么即使这些服务的实施过程不必由拥有征税权的机构进行控制,至少它们的财政也要掌握在这些机构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被赋予了提供这些服务的垄断性权力,而且自由主义者仍然希望只要能找到合适的方法,由私人企业提供这种服务的可能性仍然会被保留。自由主义者同样将保持传统的偏好,即只要有可能,这些服务最好还是由地方而不是中央政府来提供,并且由地方税收来支付费用。因为用这种方式,至少可以保持那些收益者同特殊服务的出资者之间的某些联系。但是除此以外,自由主义在这一不断增加其重要性的广泛领域内,几乎没有发展出任何明确地用于指导政策的原则。   

  

   在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将自由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新问题的错误显现出来。尽管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西方福利国家制度本来有可能达到许多它的目标,但这应该通过一种缓慢的实验步骤来达到。然而对通过一种立杆见影的方法实现目标的渴望,导致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在各地都被抛弃了。尤其,通过一种真正竞争意义上的保险机制的发展,福利国家制度本来有可能提供绝大多数的社会保障服务;而且在自由主义框架内甚至保证所有人都享有最低收入的办法也可以被创造出来。但是,将整个社会保险领域置于政府垄断之下以及将为了社会保障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整个机构变成从事收入在分配的庞大机器的决定,导致了经济中政府控制成分的不断增长和自由主义原则仍旧通行的领域的持续衰落。   

  

   15、自由主义立法的积极责任

  

   然而,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非但无法充分解决新问题,而且从来没有为目的在于保持一种有效的市场秩序的法律框架的发展提供一种足够明确的方针。如果要使自由企业制度良好地运行,那么由法律来满足早先制定的消极标准是不够的。自由主义原则同样必须具有积极的内容,比如说使市场机制能够令人满意的运转,这要求特定的规则,这些规则能够有益于保护竞争,并且有可能的话,限制垄断地位的发展。这类观念一般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原则所否定的,仅仅是到了最近,才被一些“新自由主义”团体加以系统化的检验。

  

   然而,也许在企业经营的领域中,垄断将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只要政府不通过关税、特定的公司法和工业专利法内容来助长这种垄断。除了赋予法律体制一种有利于竞争的特色外,是否有必要或值得去采取特定措施来反对垄断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这些措施是必要的,那么古代习惯法关于禁止蓄意阻碍贸易发展的内容本来可以为反垄断的发展提供一个基础。然而,这些内容长期以来一直未被使用过。只有到了相对晚近的时代,以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法案为开端(在欧洲要推迟到几乎二战以后)、因为行政部门被赋予了自由行动的权力,人们才开始进行反垄断的努力,这表现在一种深思熟虑的反托拉斯和反卡特尔立法上,这种立法同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并不完全相符。

  

   但是,在为有组织的工会和贸易联盟所垄断的领域中,没能成功地应用自由主义原则导致了市场秩序的功能机制日益衰败。古典自由主义曾经支持过工人们关于“自由结社”的要求,也许正因为此,日后它无法有效地阻止工会向着拥有法定特权的机构方向发展,这种特权地位使得工会能够以一种他人无法染指的方式运用强制力。正是工会的这种地位,使得决定工资收入的市场机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效力,而且如果竞争决定价格的原则不再被应用于决定收入高低,那么市场经济是否还能生存下去也是颇值得怀疑的。市场秩序是继续存在下去还是将被一种中央计划的经济制度所取代,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保持一种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这些发展的结果显示这些发展本身已经处于一种在稍嫌次要的领域中影响政府行为的状态中。人们普遍相信,一个有效的市场秩序需要政府的积极行为:提供一种稳定的金融体系。古典自由主义设想金本位能够为货币和信用供应的稳定提供一种自动调节机制,而这足以维持一种有效的市场秩序。实际上,历史的发展表明,通过中央权威已经创造出了另一种信用结构,这种结构已经变得在相当高的程度上依赖于精心维护的稳定性。这种控制权曾经一度掌握在独立的中央银行手中,而最近实际上已经转移给了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预算政策已经被当作进行货币控制的主要机制之一,政府因而变得有责任决定运行中的市场体制所依赖的基本条件。   

  

   处于这种地位上的所有西方国家政府,为了在工资由工会行为所决定的情况下保证充分就业,被迫寻找一种通货膨胀政策,这使得货币的需求比商品的供给增长得更快,随之,政府被陷入加速通货膨胀的状态中,这使得政府感到必须运用直接控制价格的手段来摆脱,而控制价格会威胁到市场机制,使其迅速失去活力。作为直接出现在历史阶段中的事实,这种政策看起来已经成为了作为自由主义体制基石的市场秩序逐步走向毁灭的不归之路。   

  

   16、 思想和物质自由

  

   自由主义在这一表述中所关注的政治原则,对于许多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来说,在他们的信仰中将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内容。正如已经指出的,“自由“这一术语经常──尤其是最近──被用于表达这样一种含义,即它所主要描述的是一种关于思想的普遍态度而不是关于政府适当功能的特定观点。因而,最后让我们恰如其分地回到所有自由主义思想最普遍的基础和法律经济原则的关系上,以便显示后者是自由主义观点持续运用的必然结果,而这些自由主义观念导致了对思想自由的要求。这是自由主义的不同派别所一致同意的。

  

   如果我们不依赖于应用任何人所给予我们的知识,而是鼓励人与人之间思想的交流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更好的知识就会产生,那么我们就能够更为成功地解决社会问题,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信念,所有的自由主义假设也据说都出自其间。正是源自人们不同经验的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和相互批评,被认为推动了对真理的发现,或者说,至少达到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接近真理的程度。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要求马虎不得,因为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易犯错误的,因此人们只能期望通过由自由争论所维护的,对所有信念进行的不停检验来发现最好的知识。或者,换句话说,对知识的发现与其说是来自于个人理性的力量(对此,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不加以信任的),还不如说是来自于人际间的争论和批评的结果。这是一个向人们所期待的真理稳步前进的过程,即便是个人理性和知识的增长也被认为只有当个人成为这一过程的一部份的时候,才是可能达到的。

  

   由思想自由所保护的、知识或进步的发展,以及人们实现自己目标权力的相应增长,是格外吸引人的,也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必然假设之一。人们有时不十分公正地断言,自由主义所关注的完全是物质进步。尽管自由主义确实希望通过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进步来解决大多数问题,但这是同一种多少有点想当然的信条──自由同样能够在道德领域带来进步──相联系的,而且从经验的角度来看这种信条也许不能算错。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那些在早先时代只能被不准确地或着被部分地意识到的道德观念,如今通常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接受,这一事实至少是确定的。(也许那种认为由自由所产生的、知识上的快速发展也会同样引起艺术敏感性发展的观点颇值得怀疑,但是自由主义原则从没有在这方面提出任何观点。)

  

   然而,所有关于支持思想自由的争论也同样使用于做事的自由或者说行动自由的情况。各种各样的经历导致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想是知识发展的源泉,而不同的经历反过来又是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人采取不同行为的结果。知识领域如同物质领域一样,竞争是最有效的发现途径,它将导致为了人类的目标而发现更好的道路,只有当数不清的办事方法能够被尝试时,世上才会存在种种不同的个人经历、知识和技能,这种对最成功者的不停选择将会导致稳定的进步。当行动成为个人知识的主要来源后(这种个人知识是知识进步的社会过程的基础),行动自由的事实就和思想自由的事实一样强有力了,而且在以劳动力和市场分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新的行动类型是在经济领域内产生的。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行动自由,尤其是在通常表现得相对次要的经济领域中,事实上是和思想自由同样重要的。如果正是思想选择了人类行为的目的,那么目的的实现就取决于所采取的方法的可行性,而任何使得权力超越了方法范畴的经济控制,最终也会使得权力超越目的范畴,而达不到目的。如果出版机构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就不会有言论自由,如果所需的场所由政府控制,就不会有集会自由,如果交通方式由政府垄断,就不会有迁徙自由,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经常空怀着为达到所有经济目标提供一个更充分手段的徒劳希望,而对经济活动进行的指导却都毫无例外地对个人所能够追求的目标造成了严格的限制。这也许是20世纪的政治发展中最鲜明的教训,即对物质生活的控制已经使政府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得到了如此广泛的权力,而这正是我们学来用以称呼极权体制的特征。请记住,正是准备向我们提供发展道路的数不清的独立机构使得我们能够选择自己愿意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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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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