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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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不得不认真地思考长期被奉为楷模的市场模式在中国当代进程中的意义,不得不冷静地观察在立法改革的民主化要求的表象下隐藏的将既定利益关系合法化的尝试--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对于一九八O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那些思想前提的必要反思。正是在这一历史视野中,“历史终结论”的实际含义得到了彻底的揭露,民主命题的当代意义得到了理论的扩展。[52]一九九八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WTO问题的争执,以及在改革过程中进一步深化的失业、下岗、制度性的和日益国际化的腐败(从走私到洗钱,从个别人的见利忘义到集团性的行为)、贫富分化、环境危机和其它社会矛盾,击破了任何关于现代社会的天真幻想和理论幻觉。这一进程本身充分证明:全球化不再是一个外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再是我们要不要加入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内在的问题。政治权力与市场安排的关系,新的社会贫困和不公的制造,旧的权力网络与新的市场扩张的内在联系,在这里触发了重新思考近代和现代历史的机会,触发了重新创造性地理解社会主义遗产的讨论。一九八九年深藏在社会运动内部的那些潜在的、不自觉的要素,现在逐渐地明朗化了。因此,一方面,以《读书》杂志和《天涯》杂志为中心,出现了大量的有关经济危机、发展主义、政治民主、全球化、社会平等、妇女问题、教育问题、战争与革命、“新自由主义”、殖民主义等观点各异的公共讨论和论辩;另一方面,随着某些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有时也被直接表述为古典自由主义)经典的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以及一些自由主义者的著作和文章在朝向保守主义方向上的激进化,“新自由主义”显然进入了一个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系统阐释和宣传的时期。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经济理论为中心的范围广泛的意识形态,它渗透到当代社会各个方面,并具有相当强大的支配力量。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批评展现为各个相互区别的方面。在过去二十年的历史中,中国大陆的社会思想从未出现过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我看来,这一现象表明了当代世界的那些支配关系本身的裂痕和危机。也因为如此,在介绍这些批评之前,有必要作出几点说明:首先,这些批评针对的论题极为广泛,并不都是直接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但它们涉及的社会关系本身与“新自由主义”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其次,这些批评并没有统一的、一贯的逻辑,它们相互之间经常存在着重要歧异和矛盾,其中既有批判的自由主义的因素,也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因素,既有国际主义的因素,也有民族主义的因素,既有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因素,也有后现代的因素,等等。因此,我们不能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视为统一的思想运动。第三,我的概述不可避免地集中于一些明确的讨论和交锋,无法深入说明在许多学科领域正在展开的学术研究,但这绝不意味着这类研究与此无关。最后,我在此扼要地分析这类讨论与“新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的关系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本人认同所有这些讨论以及所有作者提出的论点。我提供的是一个历史分析。

  一九九七年以降的讨论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自由主义传统及其当代问题的讨论。“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主义为名,但其核心是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市场激进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新自由主义”不仅以专断的方式排斥各种批判理论,而且对于自由主义内部的其它传统如罗尔斯、德沃金等人的平等主义取向、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有关讨论也毫不宽容。在权力市场化的时代、在以私有化的名义瓜分公共资产的过程中,那种明确地将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反对“民主妨碍自由”的理论方式和论调是意味深长的。[53]即使对于哈耶克的理论,“新自由主义”也只是用之于“自由市场”的合法性论证,他们将解构一切社会传统的激进的市场计划等同于“自由”的观念,从而绝不关心哈耶克理论内部有关历史性的讨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特点之一是否定市场过程与政治过程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解构国家为名放弃对于市场化条件下民主问题的探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一九九七年起,一些学者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重新疏理,从自由主义内部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反民主的实质。这类讨论遍及托克维尔、柏林、阿伦特、哈耶克、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等思想家,对于近代欧洲自由主义政治传统及当代自由主义理论进行再诠释,在分析其内在的困境的同时,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恢复和发展了自由主义内含的平等主义取向。是贵族的自由主义,还是平民的自由主义?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是真的尊重传统,还是破坏一切社会关系的市场激进主义?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还是将社会人为地、有计划地、强制性地分化为阶级?对这类问题的追问将批判性的自由主义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喧嚣中解放出来。这一方式从自由主义传统内部颠覆了“新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并在自由主义讨论中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54]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某些自由主义者通过揭露和分析现实的市场化过程与腐败、垄断的内在关系,吁求社会公正,力图将他们与“新自由主义”区别开来,以至在不同的情境中,这些学者偶尔也被命名为“新左派”或“民粹主义”。[55]这一语境推动了有关自由主义的理论思考和反思,某些较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立场,试图在自由主义理论与其它理论之间进行积极的对话。[56]我认为有必要击破当代自由主义的神话,即“新自由主义”创造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二元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右翼思潮,它不仅与各种批判理论相对立,而且也与自由主义自身的许多诉求相对立,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内部可以区分出左与右。另一方面,对腐败和专制的抗议并不自明地表明可以在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划出鲜明的界线,我们仍然必须检验针对腐败和专制的替代性方案。在这个意义上,从批判性的视野重新阐发、探讨和反省自由主义不仅具有特殊的解构作用,而且也是构思中国的民主方案的必要步骤。

  第二,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理论探讨和历史分析。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制度视为“自生自发秩序”、将自由贸易看成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法则、把利益最大化看作是市场时代唯一的伦理准则,这一理论的视野与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不断深化的经济危机、从未中止的腐败和权力市场化过程构成了尖锐的对比。新自由主义用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的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场主义拜物教阉割平等的价值,在抽象的竞争和效率为幌子下,放弃对一个社会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巨大的贫富差别、在自由贸易的名号下实行的对落后地区的掠夺性开发和贸易等现实进行批判性分析,从而掩盖了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本身正是政治性安排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这一主义拒绝考虑市场规则的形成与普遍的民主参与和起码的平等诉求之间的关系,从而与通过权力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资本或国内资本联手霸占市场资源的利益群体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新自由主义”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强了垄断和反市场的趋向。然而,仅仅在道德的层面谴责“新自由主义”是无力的,这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科学的名义拒绝这类道德批评的主要理由。[57]在这一情境中,超越道德批评,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层面回答“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预设成为迫切的要求。延续着前一时期关于全球关系和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从一九九八年起,《读书》杂志、《天涯》杂志和其它一些刊物陆续发表了若干有关历史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探讨,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尤其是金融危机)等方面极为有力地回击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在这一讨论中,卡尔·波拉尼、布罗代尔的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或经济史的批判视野中,批判的知识分子试图重新检讨历史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及其与当代经济危机的联系,分析新自由主义有关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自然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这些理论预设被展示为一种历史的虚构和意识形态。这类研究为更为现实、也更为直接的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铺平了道路。[58]上述讨论突出了资本主义市场与权力、暴力、干预、垄断之间的内在的联系,揭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从未中止的连带关系,并对市场与资本主义在理论上作了必要的区分,不仅为设想一种平等的、共同参与的市场关系和民主的政治架构提供了历史的视野,而且也为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第三,与对历史资本主义的分析直接相关的是有关WTO和发展主义的讨论。这一讨论最为集中地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利益集团和跨国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国家及其指导下的媒体对WTO谈判进行了长时期的、一边倒的宣传,恰好与美国媒体的有关报道相互呼应。一些知识分子利用网络和学术刊物对WTO问题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但几乎所有对于WTO的批评意见均无法在公开的媒体出现,也从未有过真正的有关WTO的公开论辩。“新自由主义”把WTO视为“自由市场”计划的伟大发展,认为这一计划为中国铺平了通向民主的道路。然而,这是涉及上亿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却没有任何公共讨论的政治安排,甚至在中美谈判之后,有关的信息也没有公开。[59]然而,很少有人将这一问题与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为什么?据我的阅读,大多数批评WTO协议的学者都没有在原则上反对中国加入WTO,也不是无条件地、抽象地反对全球化,他们的诸多具体分析提出的是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中国应该在何种条件下加入WTO;第二,是否存在公开的讨论、具体的分析以及对于WTO所代表的世界秩序的批评。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主问题:是否存在公开的、民主的讨论,是否存在制定国际规则的民主程序。我们要问:WTO规则的制定是否公开和民主,我们还要问:中国加入WTO和如何加入WTO的问题是否遵循了民主的和共同参与的原则。没有这样的公开的、民主的参与,大谈全球化与民主的关系无非是用民主的外衣将一套专制的规则合法化而已。从一些影响不大的专门刊物(如《国际经济评论》)、Internet及有些海外报刊的讨论来看,对于WTO的理论批评和具体探讨,连同其它少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尖锐分析,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尖锐挑战,揭示了激进市场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对立关系。

  上述讨论与人文学者和社会学家关于发展主义的讨论相互呼应,它们共同揭示出“发展”的幻象和“过渡”神话如何掩盖了政治自由和社会民主问题的迫切性。[60]对于发展主义的批评不是对于发展的批评,而是要重建发展与自由之间的内在的联系,重申民主和多元性在这一过程之中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将发展理解为狭隘的经济增长,而不关心这一增长与政治自由、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经济增长的政治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发展主义的讨论涉及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及其模式问题,而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发展主义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核心,而且也是WTO、IMF等国际组织对当代世界进行规划的依据,它的理论支柱就是“新自由主义”或市场激进主义。发展主义通过将成功的发展模式当作普遍的发展模式,掩盖了这些发展模式本身产生于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之中,从而切断了自由选择与发展的内在联系。这一“自由市场”计划在创造生态危机、贫富分化的同时,还在民族国家内部和世界范围内构筑各式各样的殖民关系,拒绝民主地控制社会。[61]有关WTO的论辩深刻地反映了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的必要性。WTO以及其它重大社会问题的出现同时对知识分子争取言论权利的斗争提出新的要求:在当代社会的极为复杂的情境中,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斗争必须置于更为广泛的民主视野内,从而将上述宪法权利与社会各阶层的权利诉求和社会运动密切地联系起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防止利益集团对于这类权利的垄断,防止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实质性地扩展我们的社会空间。[62]

  第四,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这是一九九三年关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问题的讨论的继续,但在科索沃战争和中国使馆被炸事件中重新激化了。一九九九年是一个戏剧性的年头,远在中欧的南斯拉夫在发生了一系列分裂之后,科索沃危机再次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过联合国、以人道主义为名进行武力干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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