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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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最大危险是“新左派”,云云。在权力市场化的过程中,在中国的特定政治条件下,谈论民主对自由的“妨碍”实在是一种重大的发现,作者自然不会问:谁的自由?哪里的民主?

  [54]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总39,页4-17;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读书》1998年4期;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9年1期;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钱永祥:《“我总是活在表层上”》,《读书》,1999年4期;1998年;赵刚:《杜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石元康:《道德、法律与社群--哈特与德弗林的论辩》,《学术思想评论》第4辑,1998年11月;罗永生:《经济学还是自由主义?》,《读书》,1998年9期;万俊人:《全球化的另一面》,《读书》,2000年1期,等等。海耶克在1990年代成为热门的话题,但新自由主义者似乎从未思考过他们的激进市场主义主张与海耶克对历史性的态度的内在矛盾,也没有思考过他们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和自由市场的激进计划与哈耶克对“计划”的批判的内在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意味着简单否定对于自由主义理论的探讨,恰恰相反,我认为越是对这类理论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探讨,就越有可能揭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上的脆弱性。

  [55]在一度时期里,何清涟尽管明确地将自己视为自由主义者,但她仍不免因为揭露腐败等问题而被称为“新左派”(见她于1998年在《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发表的访谈录);秦晖对于俄国民粹主义给予激烈批判,但他也时常被冠以“民粹主义”的名目。这种情况的改变在他们不断地“批评”“新左派”的情况下才有所扭转。事实上,何、秦对于腐败和农民问题的关注与所谓“新左派”之间存在许多交叉之处,这一点新自由主义者对他们的指控并非毫无根据。当然,在如何估计全球化进程、如何理解西方的市场、如何理解民主等问题上,许多学者之间存在重要的分歧。让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批判力量没有能够形成建设性的对话关系。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二元论限制了人们对于各自理论和视野的认真思考和理解,从而也没有能够产生积极的争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话语的力量,看到了缺乏一种良性的政治文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有多大的损害。

  [56]参与讨论的某些作者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试图在几者之间建立平衡而作出的努力。这种调整、平衡和摆动还将持续下去。参见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读书》,2000年1期;汪丁丁:《中国九十年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看到的版本是发表在Intenet上的文本);汪丁丁:《社会选择,市场经济与自由》,《读书》1999年1期。

  [57]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1998年6期;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一、之二,《读书》1999年10期、2000年3期。

  [58]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8年2-3期;许宝强:《危中之机》,《读书》1998年4期;B. 安德生:《“奇迹”背后的幽灵》,《读书》1998年8-9期;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天涯》1998年6期;卢荻:《东亚经验与历史资本主义》,《读书》,1998年9期;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1998年5期;卢荻:《重读孙冶方的帝国主义论》,《读书》1999年6期。

  [59]1999年11月16日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同日,《多维新闻》刊出刘军宁的专稿《中国加入WTO的政治意义》对中美协议表示支持;《金融时报》(Finanial Times)发表了James Kynge and Mark Suzman的题为"Chian to Enter WTO after Signing US Deal"的报道,称引中国学者话说,这是1978年以来开放政策的第二阶段;次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刊登了John Pomfret and Michael Laris的报道,题为《中国改革者欢迎WTO协议》("WTO Deal Welcomed by China's Reformers"),内中引用了王山、李克、茅于轼、徐友渔等人欢迎WTO的谈话,主要内容为WTO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和法制。这类意见与国家及其媒体的声音并无差别,也得到了美国媒体的欢迎。在这类问题上,也无法区分出所谓“经济自由主义”与“人文自由主义”。

  [60]崔之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我见》,《联合早报》,1999年7月4日;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12期;《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7-8月号(该年度第4期)发表专题“WTO与中国”,对中国加入WTO的具体条件进行了讨论,文章分别为宋泓《工业优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收益与代价》、孙振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农业及对策思考》、王松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影响中国的金融安全吗?》、贺力平《银行业的竞争主要是非价格竞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完善中国银行机构的支付服务体系》、张燕生《中国应如何走进世界贸易组织》、汪晓亚、许国平《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61]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1期;许宝强:《知识、权力与“现代化”发展论述》,《读书》1999年2期;许宝强:《发展主义的迷思》,《读书》1999年7期;黄平:《关于“发展主义”的笔记》,《天涯》2000年1期。1999年10月下旬,由海南省作家协会、南方航空公司海南分公司协办的“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海南省召开,会议期间,部分与会者就环境、生态和发展等问题进行座谈。《天涯》2000年1期发表了根据这次座谈记录整理的纪要《南山纪要》,从生态问题出发,对发展主义给予系统的批评。参与者包括黄平、李陀、陈燕谷、戴锦华、王晓明、陈思和、南帆、王鸿生、耿占春和韩少功等。

  [62]公共空间的拓展不一定直接表现为对言论自由的呼吁,而经常表现为在各个重要领域开展积极的讨论,触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存在多重限制,但经过多年的努力,知识界的讨论已经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在复杂的条件下争得了一定的讨论空间。在知识界讨论中有一种倾向,即将思想能力的匮乏归咎于外在的条件(我绝非说外在条件不重要)。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方式。关于言论自由和新闻问题的直接讨论,请参见吕新雨:《当代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运动》,《读书》1999年5期;林旭东、陈虻:《「生活空间」:一种记录/媒体实践》,《读书》1999年5期;卜卫《V-chip与美国的言论自由》,《读书》1999年5期;王华之《媒体与今日之现实》,《读书》1999年8期,等等。

  [63]陈燕谷:《超帝国主义时代的圣战》,《天涯》1999年4期;乐钢:《解构科索沃》,《读书》,1999年11期;张汝伦:《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读书》,1999年9期;王希:《民主的非民主化》,《读书》,1999年10期,等等。

  [64]崔之元:《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读书》,1999年8期。

  [65]汪晖:《死火重温·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韩少功:《国境的这边和那边》,《天涯》1999年6期。

  [66]有人将对女性的评论与对革命的激进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认为“女性往往伴随着……病态的狂热”,又将这一时代视为“阿谀女人的时代,是按照女性口味设计的时代,从男人的发型到汽车的造型,连革命史都有阴火虚热的谀辞。”这类修辞本身暴露出对于革命的批判在日常生活层面正在落入怎样的泥沼。朱学勤:《平静的坏心情》,《天涯》,1996年3期。

  [67]夏晓虹:《从父母专婚到父母主婚》,《读书》1999年1期;《读书》1999年3期刊出“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专题讨论,分别为刘健芝的《恐惧、暴力、 国家、女人》、戴锦华的《见证与见证人》、陈顺馨的《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孙歌的《理想家的黄昏》。

  [68]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96年孙歌为《读书》撰写的几篇关于日本学者的系列学术文集《在亚洲思考》的述评。更为系统深入的讨论见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学术思想评论》,第5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白永瑞(韩):《世纪之交再思东亚》,《读书》,1999年8期;小岛洁(日):《思考的前提》,《读书》,2000年3期;沟口雄三(日):《“战争与革命”之于日本人》,《读书》,2000年3期,崔元植(韩):《第三种答案》,《天涯》1999年3期;旷新年:《在亚洲的天空下思考》,《天涯》1999年3期。

  [69]社会矛盾和危机迫使人们关注实际的社会问题,并促使理论工作者更为直接地参与社会的和思想的论战。这一过程与媒体时代的商业化取向相互配合,最容易导致对于理论工作本身的排斥。然而,社会问题越是迫切,越是需要在广阔的视野和范围内进行理论的探讨,重新建立我们看待历史与现实的视野。没有理论层面的认真对话和研究,也就不可能对现实进行深刻的把握。对于学者而言,思想自由的命题必须落实在这种理论工作自身的严谨性上。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拒绝那些对于理论工作的似是而非的责难,拒绝那些假借问题的现实性来否定理论创新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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