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03 次 更新时间:2011-06-05 09: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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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农民、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等群体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和分化。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页28-29。

  [8]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一九九一年,第四期,页15-17。

  [9]王绍光得出的结论是:“‘放权让利’的改革方针并没有缩小公共权力机构(各级政府及其分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只是缩小了中央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随着地方政府财权的扩大,他们以行政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能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而且这种干预比以往中央政府的干预更为直接。‘放权让利’的改革方针并没有导致传统命令经济体制的消亡,而是造成了传统体制小型化。”同上,页20。

  [10]经济收入的差距首先表现在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与国营企业职工收入的比例失调(赵人伟:《中国转型期中收入分配的一些特殊现象》,见作者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内部分化则表现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差距扩大(冯同庆等:《中国职工状况、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雇工阶层的地位利益包括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和劳动契约无法得到保障;劳动能力弱化阶层的初期劳动价值无法得到正当的补偿。均参见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页29-30。

  [11]人们通常将吴敬琏视为主张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协调进行的代表,而厉以宁在1980年代则以主张股份化的主张为人所知。1988年,吴敬琏曾主持中期改革规划总报告(《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8),其它相关的资料见《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规划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价格改革和体制转轨的成功保证》(《改革》杂志,1988年6期)。

  [12]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页181。

  [13]关于“治理整顿”政策的主要目标,请参见1989年11月9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国金融年鉴(1990)》),《十年计划体制改革概览》(中国计划出版社,1989)。

  [14]胡和元:《1988年中国租金价值的估算》,《经济体制比较》,1989年第7期。

  [15]关于干部阶层在改革前后的变化,参见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16] 按统计数据,1979至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 1985至1988年增长幅度为5.1%, 到1989至1991年增长率仅为1.7%。在1992年国家提高粮价、农民收入有所回升之后,1997年以降,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而市场价格却下降了30%。陆学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读书》2000年1期,页3。

  [17]在人们通常称之为“新时期”(1978-1988)的历史时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大多是大学和研究体制中的领导者。如经济学界的一些争议,起源于有关国家政策的内部争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思想领域的“左”与“右”实质上起源于国家体制内部的争论和派别。由于这些人位尊权重,他们之间的分歧经常被理解为整个知识界的“左”与“右”的分野。时至今日,有些人也是以党内斗争的模式来理解中国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左”与“右”的。

  [18]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始终以1949年确立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前提,因此,人们习惯于从连续性的角度观察毛时代与邓时代的关系。这也是人们把对现实的不满归结于毛时代及其计划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改革时代的国家及其主导政策与毛时代的国家及其主导政策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正由于此,当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坚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时,它与国家改革政策和实践的内在矛盾也就暴露无遗。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以及执政党的双重合法性(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政党)使得针对国家的批判运动也具有含混的特点,即它经常在反对旧制度的名义下批判现实的国家政策及其实践。就1989年而言,在反对“官倒”、反对“腐败”和反对“太子党”等口号下动员起来的批判运动不能简单归结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批判,而是对改革中的国家的批判,或者说是一种双重批判。

  [19]在这里,我需要特别声明:我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指一种意识形态。即使本文涉及的个别学者的观点与这一意识形态存在许多重叠,我在这里的分析也不是着眼于个别人的观点。此外,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指称一种支配性的统治思想,它能够转化为人们判断问题的方式。例如,中美WTO协议签订以后,几乎所有媒体均作了一边倒的报道,同时也赢得了广大社会的反响。然而,普通民众、甚至知识分子对于这一协议的内容一无所知,为什么他们为此兴高采烈?如果没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现象。1989年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继续运作,但如果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不能有效地行使其意识形态的职能,毋宁是通过行政手段和强制手段对“违规”现象进行处理。至少我们可以说,国家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双重的面向,即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的面向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面向。后一方面已经蜕变为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极端僵硬的宣传。

  [2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赵人伟等)将从事种植业的农民收入与其它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作了如下概述: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为1-2倍,与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为2-5倍,与个体运输和建筑业农工的收入差距为5-8倍。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为191.33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之比(以西部为1)为1.39:1.11:1, 而到199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上升至921元,但同时东、中、西部收入的比例扩大到2.25: 1.75: 1,分别是1380元、786元和604元。雇工与雇主收入差距则按照雇工人数的多少而情况不同,但差距急剧扩大。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也全面扩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区域间的差距扩大,如1983年西部和中部城镇居民的生活费收入与东部差距分别为80和50元(分别为458元、493元和543元),而到1994年,这三个地区的人均生活费收入分别扩大到2402元、2805元和4018元,收入差额上升到1616元和1213元,差额比原来分别扩大了14.2倍和32.3倍。2,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金融、保险等行业的收入超出了原来居于高收入地位的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等行业,高出农、林、牧、渔业约2.4倍,二者收入的绝对值差额更大。第三,不同所有制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1986年三资企业的人均工资为1527元,是该年全国职工人均工资的1.14倍,两者的绝对值相差200元。到1994年1月至2月,三资企业等经济类型职工的人均收入继续上升,当时中国职工工资增长的平均速度是26.3%,而三资企业的增长速度竟高达92.2%,比其上年同期增幅高出41.7个百分点。到2000年,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等职工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党政机关、科研单位等职工平均收入的2到3倍乃至更多。第四,企业内部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中的雇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另一种是公有制企业中的厂长、经理和职工的收入差距。中国的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的年平均收入已达6600美元,是普通职工的10倍左右,而公有制企业中的经营管理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已相当大,企业经营管理者从工资外获得多种利益已经是普遍现象。第五,新贫困阶层的出现,这主要指企业改革中的下岗人员、隐性失业人员、停产半停产企业的人员、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人员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贫困人口等。截至1994年,全国职工中生活困难者的比例已由5%上升到8%,1亿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占中国大陆人口的8%。以上研究成果源自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对此作了综述,均见《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页36。

  [21]卢迈:《始终不能忘记农村的发展》,见罗峪平的访问报道,见《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14期(1998年7月31日,总68期),页26。

  [22]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心“城市化”和“非农化”等课题,原因之一是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使得农村劳动力剩余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1980年代以“小城镇大问题”(费孝通)为取向的讨论逐渐为城市化讨论所取代。参见王颖:《城市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社会学研究》,2000年1期,页65-75。

  [23]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读书》,2000年5期,页3-9。

  [24]中国农村改革和农村危机始终是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和改革试验者关注的问题,但直到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通货紧缩现象持续出现,农民问题才得到广泛关注。然而,相当一部分关注农民问题的学者是从刺激经济发展、缓解城市压力等视野出发触及这一问题的,他们既不是从农民的自由权利的角度、也不是从社会关系的平等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增长、特别是城市经济增长的角度提出农村和农民问题。换言之,农民的劳动契约自由和社会平等仅仅是在经济增长受阻的情况下才得到重视。

  [25]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为1989年后有关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战提供了论题。甘阳:《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二十一世纪》,总3期,页7-10)是另一篇影响广泛的论文。1990年代初期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主要见于《二十一世纪》,请参见林岗《激进主义在中国》(3期,页17-27),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6期,页15-25),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10期,页134-142),余英时:《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答姜义华先生》(10期,页143-149),汪荣祖:《激进与保守赘言》(11期,页133-136),许纪霖:《激进与保守的迷惑》(11期,页137-140),李良玉《激进、保守与知识分子的责任》(12期,页132-134),王绍光《“保守”与“保守主义”》(12期,页135-138),胡成:《激进主义抑或是暴力主义》(13期,页139-145),刘述先《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31期,页40-42)等等。

  [26]引自王焱1998年在《读书》杂志与天则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的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研究历来重视以康、梁为中心的改革派的研究,较少关注地方性的变化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变化。因此,就历史研究而言,注重地方层面的变化对于清代社会改革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是,1990年代的类似研究和取向并不局限于对戊戌改革的看法,而是以更为广泛的政治观为前提的。

  [27]见刘军宁1998年发表于中国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改革报》上的系列文章。

  [28]例如,朱学勤在1995年出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中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民主,但在一九九六年他转而批评余英时教授有关中国近代史中激进与保守的讨论和一九九O年代少数学者从事的学术史研究。他说,余英时教授有关中国近代史中激进与保守的讨论进入大陆的情形有点象“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一样,而在历史事实和治史方法上均有问题。(《五四思潮、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现代与传统》1995年1期;《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日本《中国研究》月刊1996年9期)但这一批评并不意味着他从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立场的后退,相反,在稍后的时期他重申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因为“激进主义不是不可以批判,不过,与之相对的保守主义,理论形态上有其严格的学理要求,”他所批评的主要是“保守主义尚未获得其严格的学理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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