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3 次 更新时间:2011-03-24 2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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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虹  

  尽管她独自在家使个人能动性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她也可以通过和娘家频繁互动发展自己独立的社会网络,但是这种能动性目前仍不足以跳出父系偏重的框架。男性世系不仅由父权制家庭所维系,也为村级治理体制和土地制度所巩固。妇女必须依女儿、妻子身份获得村民资格,也就是说土地以及福利的分配仍然建立在男性血统之上。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农村妇女一旦离婚或者丧偶就可能变得无处立足,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那些留守的妻子即使饱受长期分离之苦、婚姻冲突的困扰,仍然要苦苦维系着离散之家的缘由。

  

    (二)离乡式流动家庭

  

  离乡式流动家庭指举家外出或家庭重心在外的夫妇家庭。离乡式流动家庭普遍采取新居制,从理论上说,新居方式将对传统父权家庭制度构成直接挑战。但对这类流动家庭的实地观察显示:在从夫居消失的地方仍然能够生产出男性支配、女性从属的权力关系以及父权制意识形态——即使女性家庭成员获得比男性更高的经济收入,“一家之主”仍然为丈夫,流动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也仍未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窠臼。

  A 省来的老三夫妻搭档经营着一家搬家公司(所谓公司,也就是一辆卡车,夫妻俩人加1—2个搬运工),老三是老板,他的妻子要接客户电话、给丈夫和搬运工做饭、分拣清洗客户扔掉的旧东西、人手不够时充当搬运工、为照顾留在家乡读书的子女奔波于两地。我问老三怎样看待妻子对家庭的贡献?他说:“比如我一年挣5万,她在和不在都是5万,只是她在的时候我会舒服一点。”在老三眼里,妻子不过是个“有她不多,没她不少”的帮手,她的劳动被隐形化,老三和妻子之间是主从关系,他对妻子有绝对权威和支配权。

  精明强干的拾荒者老吉转向做拆迁废旧建筑材料生意,收入远高于收废品的丈夫老张。但老张兄弟对父亲实行轮养,老吉每隔半年就要回家乡照顾卧病在床的公公,她感叹一走半年耽误了大好生意。我问为什么不让老张头回去照顾他爹呢?她说:“那哪是爷们的事呢!”

  我们的观察似乎显示:改变从夫居并不必然带来男权文化的自然消解,换言之,父权制并不必然与从夫居勾连。家庭父权制所具有的观念、规范至今如影相随。究其深层原因,流动农民家庭的这种新居制与现代意义上的夫妻独立的新居制还不尽相同。流动农民极少会采取把自己从家乡连根拔起的做法,即使成年子女打工、恋爱成家皆在外,他们也会把新房建在老宅基地上并在家乡举办婚礼。即使一部分民工表示不会再回到家乡,但是他们还会在家乡小镇(条件好一点的在县城)买下一套商品房。这种把根留下的意识,使每个流动进城的农民即使其生活重心全部移到了城市,他和家乡的土地、宅基,以及先人故旧仍有剪不断分不开的联系,这不是仅用农民乡土观念能解释得了的。体制性约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只要他们的户籍仍然留在家乡,基于户籍制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就会像风筝线一样把远离的农民系牢。诸如身份的证明(户籍、婚姻生育状况)、结婚登记、新生儿上户口、接受奖惩(包括对独生子女、独女户的奖励)都要在户籍所在地实现。此外,子女享受义务教育、享受国家征用农田、退耕还林的土地补偿,以及上农保——家乡是他们全部福利所在,有他们想拔也无法干净利落地拔起的根。

  传统关系的再生产还表现为在新居制上重新衍生出扩大家庭的倾向。在民工聚集的观察点通常可以看到以夫妇家庭为核心,随时依据需要和可能有选择地将“碎片化”了的亲属关系组成新的网络的现象。流动家庭的“新居制”,是一有机会就要“牵枝蔓藤”、“拖亲带故”的“新居制”——他们大多倾向于按扩大家庭的模式组织生活和经济活动,只要有条件,就会在都市边缘地带建立起“同乡同业”的职业群落和扩大亲属的居住群落——“一家人住得近一点好有照应”,很多流动者说,除了住房条件不如家乡,出门抬头不是亲戚就是老乡,日子过得还像是“一个门里的”。

  同时,尽管流动人口在城市都是“租房而居”,住房逼仄,但只要条件允许,第二代流动者大多倾向于按“准从夫居”的模式建立新家——他们大都选择靠近男方父母以节约生活成本、但肯定不会靠到女方的父母家,因为要合“老规矩”。

  就这样,流动农民在城市的缝隙中通过选择居住—互助模式重新建构关系网络,最终形成一种“新居”和“从夫居”的混杂物、一种类扩展式家庭模式。这种类扩展式家庭是一个动态的弹性结构——可能是空间上共居,也可能仅仅承担扩展式家庭的功能。

  

    (三)都市亚文化圈:一个保留传统文化习俗的地方性领地

  

  进城农民家庭在都市现代文化包围之下,大多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习俗,这是研究观察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比如暴力仍然是男性维持权威和控制女性的手段;比如一部分女性结婚生孩子后就不肯再工作,“给她找了工作也不做”。何以解释这些现象?观察显示,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亚文化圈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生活于都市的流动农民,一般都生活在特定的亚文化圈之中。这种文化圈以地域为基础,其文化规范和习俗具有高度的地方性。流动带来的去地域化是相对的。地方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的,更是“关系性地方”。同一个地理空间的居住者,可能处在很不一样的“关系性地方”中。被中国城乡二元化体制分割的,不仅仅是农民与城里人的身份,也形成了社会生活空间的隔绝。另一方面,为了克服社会关系的断裂,流动者在脱域之后还会再次植入特定的地方,重建自己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流动者个体在地方归属性被消解的同时,“地方感”却持续不断地强化着,包括方言和地方习俗的复兴——流动人口在地理空间“去地域化”的同时,会在社会空间努力“再地域化”。这种关系的“再地域化”不仅为进城农民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也在建构起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并以自己文化规范抗拒都市文化排斥和挤压的亚文化圈。亚文化圈的建立是出于“异乡人”应对都市文化排斥的生存需要。

  这种亚文化圈不仅是地方性的,且偏于传统,因为唯传统方能给饱受冲击的都市漂泊者带来稳定和安全。尽管不同亚文化圈之间同样存在差异,但其性别规范基本体现着父权制意识形态。

  在一个A 省人聚集区,老L 家儿子谈了对象,并未婚同居生了个女儿,婆婆却不让登记结婚:“女儿生一百个也没用!”她放言什么时候生出一个孙子什么时候才给结婚。准媳妇甚至连月子都没人给做,后来她还真的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下婆婆忙着回家乡补办结婚登记、接受超生处罚以便给孙子上户口。城里人但凡听说今天都市里居然还有这等事情发生莫不感到“匪夷所思”!但她周边的老乡们却觉得天经地义:“老L 家就这么一个小子,当然不能绝了后。”

  HN来的Z 嫂包做好多家家政,钱也挣得比做保安的丈夫“多不只一倍”。但是丈夫喜赌,还经常打她。Z 嫂向一对知识分子雇主哭诉,夫妇俩十分同情,劝她到妇联投诉,说丈夫若不改就和他离婚。但Z 嫂觉得那些建议对她来说都太“奢侈”了,离婚更是想都不要想。她说,“我不能离婚,我们HN人都不兴离婚,尤其是女的不能提出离。我要是离了婚,我就没法再在HN人圈子里混下去了”。

  Z 嫂不仅在心理上觉得不能离了男人,而且不能离开HN人的圈子。一个经济上完全具备独立能力的女人为何感到离开了老乡圈子就难以生存?因为尽管这个圈子的传统习俗和文化规范压迫着她,但从另一角度说,这个具有地方性关系和地方性知识的老乡圈子,又是一个能给她归属感、安全感的精神共同体。而父权制家庭所具有的规范和意识,包括男系继承、强烈的生男偏好、女性的附属意识,都通过这个地方性的文化圈漂移并植入所在地。因此,以地域为基础的亚文化圈在某种意义上对流动的个体既是桎梏又是安全网,成为一个保留传统文化习俗的地方性领地。

  

  五、谁需要父权制家庭

  

  在探讨了父权制家庭的延续和重构的种种表象之后,我们难免心存疑惑:是什么力量使已经原子化了的个体和小型化了的流动家庭,一有机会就要按照扩大家庭的模式组织起来?为什么父权制家庭能在高度流动的农民群体中、在市场化的中国都市继续存在并以新的方式再建?仅仅是传统的惯性使然吗?什么是父权制家庭重建的动力机制?

  费孝通先生的一个经典比喻给我们一个深究底里的钥匙:他把家庭比作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就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费先生说的“家庭事业”,包括了物的生产和人的再生产两重内容。

  宋少鹏从这个意义上指出:扩展式家庭是流动农民家庭的一种生存策略。扩展式家庭之所以在市场化的中国依然存在,是基于个人社会保障的制度性缺失、基于市场从生产/消费两方面对农民的双重剥夺。她指出:国家与市场的共同作用是父权制家庭的流变与重构的结构性原因。

  国家农地制度和二元结构下的城市化战略,决定了多数进城的农民还要把“根”留在农村;资本利用城乡二元分隔机制以获得最廉价的劳动力,迫使流动农民家庭必须以最经济的方式求生存,包括采取最经济有效的家庭内分工模式,将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两种“事业”拆分在不同空间完成。父权制之所以在流动农民家庭得以延续和重构,确实是市场和国家交互作用下的产物。正如唐灿等在研究女儿赡养问题时的发现:农民会利用家庭的“现代”资源(女儿挣取薪酬的经济功效)补充传统体制的缺失,同样,市场也从不拒绝使用父权制的传统资源。例如女孩早晚要回乡嫁人的习俗,恰恰为世界工厂大量使用年轻未婚女工,名正言顺地将她们定位于临时的、随时可以置换的劳动力范畴提供了“合理性”。而正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和妇女的无酬照顾性劳动,支撑起“打工在城市,养老养小在农村”的空间拆分模式。

  中国自向世界开放、纳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之中以来,对劳动力的要求和使用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对生产—人口再生产体系产生了新的要求。可以说,父权制家庭的延续和重建,恰恰适应了全球工业社会对具有自由流动弹性、又无须承担其代际人口生产成本的劳动力的需要。这是它在现代化强大话语下仍具强盛生命力和再生能力的原因之一。

  在市场和国家这两种外部的结构性力量的交互作用之外,还需要指出第三种维系和重构父权制力量的存在。这是一种来自父权制家庭自我延续的需要以及“身在城市,户籍在农村”的流动者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研究已表明,改变从夫居并不必然重创父权制家庭,核心家庭结构也并不必然和平等的性别关系相勾连。迄今为止,无论是“扎根”式的还是“举家离乡”式的农民家庭,依然都是父系继承男性嗣续制,相比具有较大弹性的婚居模式,父系的世系传承才是父权制最核心的部分。因此,流动家庭父权制的重构,也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完成父系制再生产的目标而运行。

  如L 女的案例表明,控制妇女的生育和男孩偏好,是父权制家庭出于“至少要生一个儿子”的延续男性世系的需要。

  此外,流动家庭在进入都市后仍采取扩大家庭模式,不仅有利于个人和家庭打拼发展,也为有效应对都市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概言之,流动家庭之所以延续和重构父权制度,是因为当下具有弹性适应能力的父权制家庭是他们在城乡间流动、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低成本生存的一种最有效率的家庭模式。

  土地和宅基是农民基本的生存性资源,中国的乡村管理制度与农地制度决定了农民以其村民身份确定其对集体和国家的义务,也才可能享有村民配享的基本权利。女性和男性的不同之处在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男性村民的身份确定是无条件的,而女性的身份却是待定的。中国村庄治理至今沿用了男系主宰的民间制度“丁口制”——男为丁,女为口,以家庭户为单位的制度决定了她的基本福利是以附属于某一个男性为前提:父亲的未出嫁女儿和丈夫的妻子,而不是独立个体。特别是宅基地所有权(在广东方言中,民间亦称宅基为“丁屋”,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命名)。也就是说,她的集体归属和村民身份也是要由她在血缘家庭中的身份和归属来确定的。所以,这种基于男性世系的有关资源和福利的制度安排,是为什么即使农村女性外出打工获得了很高的独立性,大多仍不能逃脱“回归家庭”和个人发展“止于婚姻”的根本原因。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妇女们在家庭父权制的制约下接受了、内化了这种规则和规范。因为即使和丈夫一起流动进城,在劳动力市场境遇、社会福利等方面比男性更为不利的情况下,她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家庭。这也是一些年轻的流动妇女,为什么会在结婚生育后心安理得地“让丈夫养”、“让婆家养”的缘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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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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