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7 次 更新时间:2010-11-24 13: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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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工业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中国现阶段企业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 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企业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问题,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 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法律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历史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理论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 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 企业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中国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经济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社会原因。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理论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问题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2.4 其他体制缺陷的作用

  

  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也是造成企业间债务大量增长的原因。其中包括:金融市场不完全,资金的使用与配置缺乏效率,缺乏商业票据的贴现与抵押机制,缺乏银行对企业财务状况的监督。更重要的是,整个经济中尚缺乏对财产权(包括债权)的保护,不履行债务合约的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结果必然是违约方、债务方得益,任意拖欠,越拖欠越受益而不会受损,而债权方反倒处在被动的地位,商业信用无法正常展开,反倒形成了不讲信用的"拖欠文化"。这些体制上的缺陷都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间债务拖欠的恶性循环。

  但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中目前缺乏有效的信用关系,是以企业预算软约束为基本体制前提的,其他体制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基本体制缺陷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要想最终解决信用保障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以企业产权结构为基础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三、企业间债务的"正常增长"与"超常增长"

  

  3.1 企业债务的"实际增长"

  

  通常我们从统计数字中看到的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包含着通货膨胀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间产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因为企业间相互拖欠主要是由于中间产品的交易引起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于扩大了企业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了经济中交易手段的总额,本身可能就是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因素(有人认为在独联体国家,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见Rostowski,1994)。特别是经济高增长时期(繁荣时期或"过热"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会影响到以后物价水平的上涨。但在有些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主要受前期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导致同一生产资料的交易款项因价格上涨而较前期增多(我国1993-1995年期间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

  人们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来计算企业间的"实际债务"(Rostowski,1994),我们也按照这种办法进行了分析(见表2)。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体制转轨经济中,经济结构一般距均衡点较远,不同市场上物价变动幅度相差较远,用物价总水平的变化率(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并不能准确地说明主要由生产资料(中间产品)交易引起的企业间债务问题。比如,在最近的一次周期性波动中,1992-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roducerindex)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消费品价格指数增幅不大;而当开始实行宏观紧缩政策之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下跌,而消费品价格在1993年下半年以后因成本上涨而大幅度上涨(见表4,各种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更详细的分析还应计算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平减指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从而对企业间债务的实际增长率有一较清楚的认识。例如,在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小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而在1994年,由于生产资料价格趋于稳定,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高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增长率(见表4)。

  

  3.2 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

  

  除了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企业债务增长之外,经济的增长、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本身也会引起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生产的东西多了,每一笔交易的数量大了,企业间相互欠债的规模自然也会加大。当然,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实际债务增长率是"自然的"。一个复杂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可能正是与企业间债务的过分增长相关(见后面的分析),但是,为了近似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假定与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工业企业的总交易量)增长率相等的债务增长,为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率"。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有的年份(比如1994年)企业间债务大规模增加,大大超出正常增长的范围,导致下一年的债务增量虽然绝对值也很大,但与前一年的总量相比增长率却较小甚至出现增长率下降(比如1995年)。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以货币紧缩政策实施以前的债务增量为基数,乘以各年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得出一个乘积,可视为"企业实际间债务自然增量";然后研究各年实际债务增量与这一"自然增量"的关系,可得出一个债务增长是否正常的概念。

  

  3.3 企业间债务的"超常增长"

  

  我们在现实中直接观察到的是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用d表示;而要得到需要我们着重研究的"实际债务的过度增长率"(用d′表示),需要从d中"减去"以下因素:

  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用g表示;

  即:d′≈d-p-g

  (此外,还有在前面第2.1小节分析过的企业间债务"体制性增长"的因素。由于统计上存在的困难,我们在对近年债务增长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

  举例来说,1994年37万家工业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d)约为82.65%,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为1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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