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美浓部达吉立宪主义思想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2 次 更新时间:2010-09-10 16: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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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进入专栏)  

  新宪法第14条体现了平等主义思想,坚持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理念,在文本中直接排除可能对平等带来侵害的几种情形,如人种、信条、性别、社会身份等。在平等权中,他特别强调政治上的平等权的实现问题,主张对旧宪法体制下存在的贵族院制度、华族等制度进行改革。在参政权方面,他积极肯定国民主权原则,主张扩大国民参政的范围与途径,突出国会在国政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受益权方面,他首先区分自由权与受益权的界限,受益权是国民为了利益而向国家要求作为或者希望从国家那里获得利益的权利;而自由权是指国民对国家消极地要求不作为的权利。基于这种区别,他把自由权称为“消极的公权”,把受益权称为“积极的公权”。[48]

  在权利与自由的论述中,美浓部也强调宪法义务的作用与价值。他在分析新宪法第三章时,特别指出:本章中的义务条款虽然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轻视国民的义务,“宪法上国民的权利与自由同时包含着国民的义务宗旨”,“宪法尊重国民每个人的人格权以及权利、自由的目的,并仅仅是保护国民个人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适合国家及社会利益”。他的结论是:所有的国民,作为国家及社会的成员,有义务健全地维持与发展国家及社会的命运,与此相适应,国家对个人人格的尊重以及保障权利和自由,也是为了保持国家与社会的健全发展,故不能超越正当的界限。在美浓部的权利哲学中,个人与国家是相互转化的概念,要区分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他认为,在公法关系中,国家与国民之间并不存在对立的利害关系,国家以国民利益的保护为任务,而国民有责任拥护国家存在的维持与发展。因此,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是相互适应的,国家利益的存在也就是国民利益之所在,同理,国民利益也必然存在于国家利益之中。[49]在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权利与义务双重性的论述中,美浓部力图寻求合理的平衡,并以日本文化传统为基础,对西方社会的人权论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对此,有学者认为,美浓部的宪法论是以议会为中心建立的制度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人自我决定意义上的人权论、自由论并没有发挥充分的效果。[50]

  

  六、美浓部的“宪法维持”理念与立宪主义思想

  

  (一)宪法与法律的关系

  

  宪法与法律的关系是美浓部立宪主义思想的基本范畴与基础。在美浓部的思想体系中,立宪主义是一种实践的概念,始终强调规范意义上的宪法效力优先与适度的效力等级。而这种思想的具体运用是通过宪法解释主义来实现的。以立宪主义思想为基础,采用宪法解释的理论阐释明治宪法是美浓部宪法学的基本特色。他在日本宪法学界最早讨论了宪法文本上的“法律”一词的含义。

  在日本,围绕宪法第76条第1款[51]的解释形成了丰富的学术传统。其学说的争论可追溯到明治宪法时代。在明治宪法下,对宪法文本中的“依照法律”的基本理解是“根据议会制定的法律(经帝国议会协赞和天皇裁可程序的国法)”。[52]在宪法解释学上,围绕宪法上的“依照法律”形成了三种学说:一是诉讼程序法律说,即用形式意义的法律来规定法院裁判活动的程序。二是裁判标准说,即法律是作为裁判依据的标准,不仅包括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而且包括法规的一般内容,这一主张的代表性学者就是美浓部达吉。他首先把法律区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和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对穗积等人提出的“形式法律”的学说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宪法文本上的法律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根据穗积等人的形式法律理论,宪法上的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样的,即“法律”都是经过议会协赞而规定的意思表示。按照这种解释,明治宪法第57条规定的司法权依据法律行使只能解释为“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对此,美浓部提出“实质法律”的新学说,他认为法院行使司法权时,不能仅仅以形式法律为基准,必要时也可运用命令、习惯。[53]他认为,司法权依照法律行使的含义是:以法律作为唯一的准绳行使司法权,但这里的“法律”指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第57条中的法律应该解释为“法规”。由此他进一步认为,明治宪法第5条中的“立法权”是指制定实质意义法律的权力,除了宪法条文上的例外情况外,凡是 “关系到人民权利与义务方面的法则应通过议会的协赞”,其他事项可以通过其他法规作出规定。

  从形式上看,坚持形式意义的法律更加有利于保护人民的权利,但在明治宪法下形式意义的法律与天皇主权的实质理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扩大法律规定的范围,他试图将可能的事项都列入法律的调整范围(除皇室典范和违反宪法的内容),防止过多的不受法律调整的事项。到了昭和时代,他的这一理论逐步被人们普遍接受。[54]

  

  (二)宪法稳定性价值

  

  立宪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是需要依赖于具有实效性的宪法监督制度,以实现“文本宪法”向“现实宪法”的转变。在美浓部的思想体系中宪法理想的现实关怀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命题。在《宪法学原理》中专门谈到“成文宪法的维持”问题,在分别介绍美国的司法审查、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宪法保障制度后强调法律不得抵触宪法的原则,认为“单从抽象的理论言之,宪法既与法律有别,而且是在法律之上,法律与宪法相抵触时,当然无效”。在他看来,由哪些主体行使违宪审查权是宪法维持的重要问题,客观上不存在绝对统一的模式。他甚至对行使违宪审查权机关决定可能违反宪法的后果表示担心,主张合宪性推定原则。其机关之所决定,常常假定是正确的,于此假定之下,方能达其目的。如果违宪决定“违反宪法”,则维持宪法的制度不免陷于破坏宪法的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主张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在具体制度类型的选择上,他一贯主张多样性的学术立场,认为:哪一种制度是要适当呢?这是与国家组织的全体的构成互相关联的,而且是依裁判官的人格与信用,及由历史的传说所养成的国民感情等而受影响的问题。他的基本判断是:宪法的维持,须依政府及议会的自制,及其相互的抑制、社会的舆论、学者的议论等之政治上的势力,始为适当。同时对“特别的拥护机关”担任宪法维持的任务,“并不是适当的制度”。[55]当然,他的学术立场也有相互矛盾的时候,如在《宪法修改程序》的论文中,对法院能否行使违宪审查权曾表示怀疑,甚至主张继续保留明治宪法的制度。按照他的理论,“宪法维持”是综合性的概念或制度,要考虑不同的文化与制度需要。

  在国家主义思想的评价中,他一方面认为适度的国家主义是宪法实现的一种途径,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过度的国家主义是破坏国家统一和宪法尊严的一种行为。他特别强调,作为国家的一员,家庭的一员,要尊重国宪,遵守国法,这也是一种道德。[56]他从三个方面批判过度国家主义带来的危害:过度的国家主义容易带来排外主义;过度的国家主义立场破坏国内民心的统一;过度的国家主义容易使一些人借对国家的忠诚,无视国法,倾向于暴力。在1930年代的大环境下,他对国家主义提出的警戒是很有学术眼光的。

  

  (三)宪法修改权的界限

  

  在强调宪法的稳定性价值的同时,他对宪法修改权给予了新的诠释。他强调:宪法是不能依普通法律的方法来修改,同时主张宪法修改程序的严格性,不能频繁地修改,但“欲使之永世不变,是不可能的。使宪法的修正,过于困难,或使之不可能,恐有增加国民的不平,促进革命的机运之虞”。[57]在明治宪法是否需要修改,能否采用旧宪法修改程序来修改新宪法问题上,他也坚持了一贯的宪法修改理论。战后,“宪法的民主主义化”成为社会生活的焦点,当人们热衷于宪法修改问题时,美浓部则保持了一贯的学术立场,坚持“宪法修改慎重论”的观点,提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宪法修改是否必要?二是如确实必要,应对哪些内容进行修改?在《宪法修改问题》一文中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宪法修改基本理论。其基本理论逻辑是:1、为了实现宪法的民主主义,对形式的宪法条文的修改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即使在明治宪法下修改议院法、贵族院令、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管制、地方自治法的修改以及运用,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在他看来,民主主义有法律的意义与政治(实质)的意义,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内容未必都在形式意义的宪法条文中,而这种政治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能够在其他法令和实际的政治关系中得到实现。宪法的民主主义是指实质意义上的宪法,法律形式的规定如何,并不是核心的问题。2、他认为,日本宪法条文是比较简明的,属于实质意义上内容,法令和政治习惯的内容相对比较多,通过这些法令和政治实践中的惯例进行小修改也可以实现民主主义理想;3、立宪政治的基础是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法治主义,如果排除过去错误的解释或理论,在现在的宪法体制下也可以期待民主主义时代的到来。4、国民的权利与自由被限制,并不是宪法本身造成的,而是存在着很多恶法的存在。因此,现在重要的不是宪法修改,而是对恶法令的急速的革新。按照他的理论,宪法文本与法令的功能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的问题,他以自身的例子说,压制言论自由,把合理的学术活动打成“不敬罪”,在现有的宪法文本上是无法找到依据的,但现实中这种现象仍然存在,故比起宪法修改,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些恶法令的修改。他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个非主流的观点,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不以单纯的政治需求而改变自己的学术立场。其中也包含着他对宪法稳定性价值的认同与追求。他说,宪法是国家的基础法,目的是为国政的大本服务,如果轻易地改动宪法,就会出现动摇国家基础的情况。即使修改宪法,也要在起草和程序上采取慎重的态度,要考虑哪些内容可以修改,哪些不能修改,以保持修改的慎重性。如果修改,他提出几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宪法与皇室典范的关系问题,主张效力的单一化,即把皇室典范上的一些内容可规定在宪法文本之中;二是议院制度的改革问题。是否实行两院制,如实行如何把贵族院加以改革,废除贵族特权政治;三是如何建立宪法裁判制度。如果在议会两院之间以及议会与政府之间在宪法解释上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是否需要宪法法院,如需要如何构成等问题是需要事先进行认真探讨。为了避免外界对他的宪法修改立场的误解,明确指出:我不认为宪法修改绝对没有必要,反而认为半个世纪以来国内以及国际政治发生了变化,通过宪法的各个条款全面地反映这些变化是必要的,但宪法关涉到国家百年政治的基础,对宪法修改应持十分慎重的态度。[58]

  为了进一步认识宪法作为“国家政治基础法”的地位,美浓部在另一篇宪法修改论文中从宪法修改程序的角度分析了宪法稳定与宪法修改关系问题。他针对当时宪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明确表示反对的立场。当时的理论认为,议会两院对宪法修改权既无提案权,也无修改权,只能对依据敕命的议案表示赞成与否。他担心,如果按照这个学说,议会对宪法修改的发言权是非常有限的,政府的草案很容易在议会上通过,影响草案的民意基础。他以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为基础,阐明议会对宪法修改的主导权问题,认为国民的意志是决定政府形态与修改宪法的决定因素,而反映国民意志的议会必须行使修改权,限制政府的修改行为,以实现国民的自由意志。他提出的宪法修改程序问题是,能否以明治宪法第73条的规定修改宪法?如果按照第73条的规定,则意味着承认其宪法的效力;如果不按照第73条,能否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规定作为修改的程序?而这个公告只规定“按照国民的自由精神决定政府形态”,而没有规定具体修改程序。于是,他提出一种修改程序的具体方案,在下次议会上先制定替代第73条的新规定,然后按照新规定再进行修改。[59]在宪法实施中强调议会的作用是美浓部一直坚持的基本观点。从议会政治角度解释立宪主义概念是美浓部宪法思想的核心问题。[60]

  

  七、结语

  

  美浓部达吉在一生中撰写了近百部学术著作,其学问不仅博大精深,而且著述之丰富,非一般学者所能企及。他在权威主义、官僚主义横行的时代,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以自由主义与立宪主义的哲学建立并不断拓展日本宪法学的研究领域,捍卫了宪法学的学术尊严,保持了宪法学者的良知,赢得了学术界的尊敬与好评。

  当然,作为横跨三个时期的学者,他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学术思想的阐释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历史局限性。如有学者认为,美浓部的宪法学过分地考量宪法之外的“政治因素”,削弱了宪法学的专业性;也有学者从“科学的宪法学”理论角度提出,美浓部的宪法学与穗积八束等人的学说相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在“没有把握天皇制的绝对主义本质,没有进行批判”这一点上表现出“非科学性”的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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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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