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王明与中共中央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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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宏  

  

  自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批评以后,王明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极力地吹捧毛泽东。1940年5月3日,他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说什么要学习毛泽东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说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便是我们党的主要的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大革命失败后他“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民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所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对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他也说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在这篇讲演中,一切好听的名词几乎都用上了,和林彪、康生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吹捧相比,毫不逊色。对毛泽东做出这么高的评价,王明是第一个。

  可是在王明的心里,在另外的场合,王明对毛泽东就不那么“尊重”和“赞成”了。例如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他在女大传达报告时便说,理论联系实际要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并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学它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用。

  在整风运动中,他更是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对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进行反扑。他不但拒不接受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批评,坚持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抓住1941年10月4日季米特洛夫的一份电报,说应与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关系弄好,中央的方针太“左”了。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他说“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今天的政府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中斗争尖锐了,是因为我们“有些地方执行政策是左了,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在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他发言后与会同志对他进行了批评,他几乎逐条进行了反驳和解释。可是当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这些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时,王明便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并说他同意毛泽东10月8日关于他在武汉时期所犯错误的结论。从此,他就以生病作为拒不检查错误的挡箭牌。

  从1941年10月12日至1945年,王明就一直在医院或家里养病、治病。在治病过程中,他又抓住对他用药不当的“技术事故”大作文章,说是毛泽东通过李富春指使医生去“谋害”他,并说给他治病的金茂岳医生有政治问题甚至特务嫌疑。

  从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以后,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从此,他退出了中共中央的权力核心。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为进一步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11月29日,李富春与王明谈话,说很快就要召开七大,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感到靠山已去,不得不于12月1日让妻子孟庆树代笔,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再一次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对于1941年10月间毛泽东等同志的批评,他“很感谢”,说这些批评“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在这封信的最后,他说希望对他给以指导和教育,“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表示”而已,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查。

  

  七、从初步承认错误到拒绝继续检查

  

  在1945年党的七大前夕,毛泽东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送给王明看,并派人同他谈话,建议他写一个承认错误的声明书。王明迫不得已,于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给六届七中全会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在此信的最后王明声明说,中央对他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并认为应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让他作最接近广大群众的下层群众工作,他“决心在党所指定的任何下层工作岗位上”,“一切从头学起,一切从新做起”,“尽一个小勤务员的能力和责任,以多少补偿由于自己错误缺点而造成的党的工作底重大损失于万一”。

  在这封长信中,虽然有些问题检查得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但这是王明一生中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次最全面、系统的检查。在一些问题上,检查得还是比较深刻的,态度似乎也是沉痛的、诚恳的。但是,在后来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中,王明却说这次检查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并攻击说什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伪造中共党史的第一个文件”[31]。

  因为王明检查了自己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七大上做了工作,七大仍然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在发言中从各个方面吹捧毛泽东和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但毫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对于他的发言大家提出了批评,他不得已在3月10日的第二次发言中作了一些检查,承认“过去有严重的无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现象,特别是在武汉时期,发表文章、声明等,那是严重的闹独立性”。在他检查的过程中,与会同志插了很多话,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他进行了批评,他对有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对有的问题进行了反驳或解释,说他从未反对过新民主主义,从未反过毛,只是“不知道他如此伟大”,“心里也没有想过当总书记”,等等。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他表示愿意“好好想自己的缺点”,“好好改正",“从新学习,从新工作”,并说“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要帮助王明改正错误,并要求王明写一份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但是,王明一直没有写这个声明书。

  1949年10月23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同他谈话,指出他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10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刘少奇对王明谈话时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王明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可是他迟迟不作检查。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王明因病请假。由于他迟迟不写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会议作出了一个《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认为王明“到此为止,对于他过去他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因此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此次声明书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可是到9月上旬,王明便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10月25日动身到苏联去了。他虽于1953年12月回国,但到1956年1月30日,又再次到苏联去了。

  

  八、从躲避检查到谩骂攻击、越走越远

  

  从1956年1月王明去苏联,就再也没有回国。他去苏联固然是为了治病,但毫无疑问也是为了躲避检查。在1960年以前,他一方面养病,一方面写了很多诗歌,其中有些诗歌是赞扬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人民的胜利的,有些是怀念家乡、亲人及战友的。在抒发个人情感的另外一些诗歌里,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不满与怀恨,表示了他坚持错误到底的决心。对于国内的政治运动,他作了很多指责。其中一些指责,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这些运动确实搞错了,如他批评的“反右运动”和“三面红旗”等。但他在这些诗中竭尽嘲讽和挖苦之能事,而且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一人,其态度显然是错误的。从1960年以后,他写的一些诗则明显地是对毛泽东的污蔑和攻击了。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他已明显地站到苏联当时的领导人的一边,适应苏联当时的领导人的需要,在反对毛泽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王明写了一系列诗歌和文章,从各个方面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误的运动,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王明加以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反对“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因为他认识正确,只不过他是以此为借口,继续反对毛泽东,以泄胸中之恨罢了。

  这个时期王明的“代表作”共三部。一部题为《论中国事件》,1969年3月19日首先刊登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随后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印成小册子。第二部“代表作”是他于1970年4月借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写的《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一书,继续攻击毛泽东。第三部“代表作”是他1974年将自1971年以来所写的一些文章拼凑成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32]即所谓《中共五十年》一书,这可以说是他反对毛泽东的一本集大成及登峰造极之作。这本书刚编完,他就于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结束了他的一生。

  还在1968年12月8日,王明便在一首题为《生死斗争》的七律中写道:“吃喝全难排泄难,应停烟火作神仙。坐行都苦睡眠苦,何不飞升到太玄?争取生存为党业,力求述作反毛篇。”[33]1972年8月前后,王明“心脏病不时发作,肝胆肠胃亦常发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于8月24日写的《生活与生存》一诗写道:“浑身全被病纠缠,饮食起居样样难。为什么生存要续延?好多事儿未干完;尤其还要参加斗倒毛集团。”[34]由此可见,王明晚年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反对毛泽东身上,好像他活着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

  王明的一生大起大落。他不到27周岁,就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中共中央掌握实际大权,但不到一年就离开斗争第一线。33岁时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回国风光一时,也是不到一年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失去实权,并在37岁时受到批判,实际上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很快成为“左”右倾错误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党的批判。

  但是,王明的一生也贯穿一条线,那就是教条主义。他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著作,但由于坚持教条主义,接连犯了“左”的和右的两次错误,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的深刻的教训。

  

  2010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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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②]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③]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④]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页。

  [⑤]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1929年7月,王明被调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但没有材料证明王明担任了宣传部长,更不可能代理区委书记等职,此处回忆有误。

  [⑥] 黄允升《毛泽东与王明》,《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⑦]杨奎松《王明上台记》,载杨奎松个人网站“我写我心”(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rwyj/000103_7.htm)。

  [⑧]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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