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

——陈江教授《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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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有关下层民众的生活与感受,有价值的史料少得可怜,而乡风民俗的田园调查与利用,比之华南、华北同行,风气又较为淡薄,精确连续的统计数据更是付之阙如。在此种情景下,恕我直言,若要描述士人以上的生活境况与切身感受,尚有可能,而要实现向下俯视基层与民众的社会状态,甚至进而抬举到研究社会变迁的高度,冒险试验“计量史学”,就不能不显出心高而气促的窘境。另一重困难易被忽略,便是明清江南的文人习气极重,描述景象,偏好华丽词藻,一似山水泼墨潇洒任情;陈述感慨,不少溢美或危言,不离见识的局促。读多了江南明清文人作品乃至府县方志,恐怕所有人的感觉都是沉重的。离开文人的笔墨,我们几乎很难追寻历史的记忆。由他们书写的历史记忆,不知有多少偏差失真,史家若无可靠的依仗,极易坠入其中而不自觉。因为某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已经牢牢支配了我们研究的取向,对有些疑惑难信的史料,论说的需要放弃了必要的辨伪纠谬。为着论题的确立,举例式地以个别取代一般,以少数萌芽却长期得不到推广的“先进”,用以标识全局性的增长变迁,在我们的研究论著中间或有之。因此,重提以全面求证叙述为主,倡导考据与辨伪,并非自我降格,它或许真是对根治“以论带史”旧疾有益的一项传统健身运动。

  综合观察过去的明清江南研究群体,有三个特点比较明显:(一)多数止步于1840年前,延伸至晚清不多,更少“入侵”到民国时期[⑧]。(二)多数偏好于狭小的太湖流域,江南成了只有“中心”而无层级、边缘推衍演进的“琼岛”,研究的整体意义大为减弱[⑨]。(三)主要以开发方志、笔记(附以少数文集)见长,以全“江南”、大时段的综合居多,各种专题分解不全(集中于城镇、经贸),较小单位(一县、一乡、一村)个案考察与区域内比较研究也相对薄弱,且没有形成扩散性效应,一定程度折射出目前存在史料取材重复、开发不足的缺陷,成了制约明清江南研究的瓶颈。没有这方面的显著突破,新的局面就不容易打开。。(二)多数偏好于狭小的太湖流域,江南成了只有“中心”而无层级、边缘推衍演进的“琼岛”,研究的整体意义大为减弱。(三)主要以开发方志、笔记(附以少数文集)见长,以全“江南”、大时段的综合居多,各种专题分解不全(集中于城镇、经贸),较小单位(一县、一乡、一村)个案考察与区域内比较研究也相对薄弱,且没有形成扩散性效应,一定程度折射出目前存在史料取材重复、开发不足的缺陷,成了制约明清江南研究的瓶颈。没有这方面的显著突破,新的局面就不容易打开。

  在江南研究的前期,着力于总体概貌呈现与特征揭示,在当时既合乎情理,也确有其必要。文章总得先行破题,起承转合继之。今天看来,概论性的研究,重分析推理,归纳不可能完整,加以“进化论”的影响,极容易牺牲过程、细节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换取所谓“结构”、“增长”等等逻辑的圆满。这样,发展的不平衡与进退迂回的历史动态悄然若失,就很难克服百年来历史认识单线论与简单化的痼疾。何以后续研究亦逡巡于既定的“宏大”格局?分解性的,细部与个案研究难以形成大气候(这一方面华南研究成绩赫然,令人羡慕[⑩])?这都是值得深刻检讨的。)?这都是值得深刻检讨的。

  为了进一步申论上述意思,特别向江南同行推荐王庆成先生雄文《晚清华北的集市与集市圈》一文[11]。先生虽年事已高,至今仍细水长流,每有大作问世,必令观者倾倒。长该文利用华北(主要是直隶与山东)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参证近代以来的许多实地调查(如定县与“满铁”调查)、西人游历见闻等丰富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详尽的描述与各类数据复杂细致的对勘,统计图表用工俱精,心血不菲,证明华北各州县集市数量参差不一,甚至差距很大,集市数与州县人口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的关系,亦无有规则的比率。集市圈即集市与赶集村庄的空间构成,所包含的村庄多至近百村,少則二三村,甚至一村。由此对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较全面地提出有说服力的诘驳。以个人阅读所见,这是近年来通过充足的实例考据,证伪某些不符实情的理论假设,复原历史真实景象,相当成功的一篇史界力作。。先生虽年事已高,至今仍细水长流,每有大作问世,必令观者倾倒。长该文利用华北(主要是直隶与山东)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参证近代以来的许多实地调查(如定县与“满铁”调查)、西人游历见闻等丰富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详尽的描述与各类数据复杂细致的对勘,统计图表用工俱精,心血不菲,证明华北各州县集市数量参差不一,甚至差距很大,集市数与州县人口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的关系,亦无有规则的比率。集市圈即集市与赶集村庄的空间构成,所包含的村庄多至近百村,少則二三村,甚至一村。由此对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较全面地提出有说服力的诘驳。以个人阅读所见,这是近年来通过充足的实例考据,证伪某些不符实情的理论假设,复原历史真实景象,相当成功的一篇史界力作。

  王庆成论述的“问题意识”有鲜明的针对性。早于此前,日本的加藤繁曾经给出过清代州县村镇集市的“平均数”,施坚雅还比较过各区域此种“平均数”与增长速率的差异,进而大胆揭出分布“规律”及诸多理论假设,在当时实属不易。但先生清醒地认为:“平均数是研究概况的重要手段;但平均数不能显示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如不能推究平均数所包含的多样性,认识就可能流于空泛而不切实际。” 论文的最后成功,除作者的学识功力外,很大程度上还依仗了史料来源的重大突破。最富关键性的史料,为李鸿章同治十年(1871)任直隶总督用心纂修《畿辅通志》时下属州县积累的许多“副产品”,其中《深州村图》和《青县村图》两种共载录有800余村的资料(另有《正定村图》残卷,作者无法亲见,从日人论著中转引)。由上述两种村图所载原始资料,州县集市的数目和分布情况及每集赶集村数的参差复杂,可以进行确凿可靠的考据,克服与纠正了由州县方志带来的记载缺憾;日本“满铁”调查以及著名的定县调查等实地考察报告,也直接间接地为这种深入考辨提供了参证。因此,先生对施坚雅理论假设的证伪是十分雄辩的,至今未见有所反驳。这就生动地证明,寅恪老所说“预流”确为史家必须掌握的学问要领:“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2]

  由此勾起一段心情:长期浸润在1840年前的古代世界,均能体验到史料的不敷需要,用以精确分析的软件甚少,叫苦不迭。试问:华北、华南可以搜索到不少高品质的“另类”史料,江南就没有?因指导论文的缘故,这几年颇注意搜索寻觅各方面史料来源,发现晚清开“眼”以来,作历史记忆者毕竟视野有所开拓,观念亦已大为更新;入至民国,尤其是试验“地方自治”的阶段,不少县府都曾花力气进行过现代观念指导下的社会调查,而且还有“农村复兴委员会”与“乡村建设”积累的大量成果。以上各类史料存录的素材与数据,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较之以前含混笼统的文字描述,数量与质量均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日本“满铁”在江南的调查,工夫也了得。晚清以来基层政府的档案、文牍亦并非全数堙没,用力搜索多有存留,土改前后的调查材料更是不难获得。明清江南研究固守于定居的家园,划地为牢,不善利用这方面的史料参证,待读到王庆成的雄文,更是惋惜心痛。说实在,待到真有觉悟时,我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史家立论,最忌孤证、偏证,讲求的是资料积累博瞻与会通,尤须参证辨伪,征实求真。王国维倡“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立“三重证法”[13],更是因应史学的变迁,在史法、史术方面揭出一种新的境界。或许是专业分化过细的“现代性”,抑或习惯思维定式作祟,我们往往不敢轻易跨越1840年人为设定的界线。然而,在中国历史底层,在历史的深处,时间没有想象中那样尖锐淋漓,在社会机体上划出深深的鸿沟。是则以同理衡之,既然,更是因应史学的变迁,在史法、史术方面揭出一种新的境界。或许是专业分化过细的“现代性”,抑或习惯思维定式作祟,我们往往不敢轻易跨越1840年人为设定的界线。然而,在中国历史底层,在历史的深处,时间没有想象中那样尖锐淋漓,在社会机体上划出深深的鸿沟。是则以同理衡之,既然地下出土文物、古典文献资料、民族学人类遗迹、外国异族载录都可以成为相互参证对勘必备的多重材料,同一空间、变迁连续的近代史料,何以就不能成为明清(-1840)历史对勘辨析的重要参证?尽管此项工作极为繁重细琐,耗时费神,不少朋友都有共同的预感,有关人口、产量、生产率、消费水平、家庭生计,乃至涉及社会、经济结构的诸种复杂形相,上述丰富史料源待到我们广泛开发与利用,参证前此认识,正如王庆成先生成功实践展示的,不说长袖善舞,至少也不必再捉襟见肘,许多判断由此可能获得有力的丰富或修正,有些认识盲区也可能被打开[14]。 。

  历史有渐无顿,无骤变之迹,更无骤变之理。在时间的连续中悄悄然无声小变、渐变,是历史的定力和常规。看似翻江倒海的事变,颇迷人眼球,潜在的规则却会在事后偷偷复活;人为设计的突变,历史的力量会把它拖回应处的位置。中国式的发展轨迹,确实是西方历史所不能类比的,有其自在的逻辑。虽无弗兰克提醒,我们自己也应有足够的体验。以关怀中国发展为旨归,明清江南研究如何上下联动,“通古今之变”,理应成为未来方法论变革的重中之重。无论课题的大小,是综合还是分解,即或细微的个案,如能以历史为养料,传达中国发展的内在独特神韵,给国人予一种处理历史与现实的智慧,启迪现在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包括掌握“现代化”权力的官员,要十分重视历史深层与底部的分析,那么我们的江南研究,就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而不至孤芳自赏,读者面越来越窄小。

  欣闻亲密接触的同仁有江南新著出版,一兴奋便浮想联翩,虽是由衷之言,毕竟有些放肆,多悖书序常例,糊弄成了不着边际的借题发挥,诚望陈江教授与读者诸君曲谅。如个别妄论,尚可供权商研讨的,更切盼方家同行不吝指教。

  

  注释:

  [①]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②] [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

  [③] 其实当时较顾颉刚更激进的是钱玄同。他在《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书》中,对顾颉刚说: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古史辨》第1册,280页)

  [④]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革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⑤] 参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引论”第12-13页。征引非尽为原文,乃笔者师其意而用之。

  [⑥] 李世众的硕士论文,曾经以“深山中的都市”,向我们展示了遂昌少有人知的市镇――王村。我去过那里,深感历史的奇特,非书本所能尽揽。包伟民教授指导的硕士生钟永民,以台州仙居皤滩为个案,作过实地考察与研讨。我有幸见过他的开题报告。这是一个位于仙居丘陵河谷之间,依傍永安溪而产生的市镇,亦少为人知。我对这个很不熟悉的市镇类型,饶有兴趣。不知成果已经发表否?江南市镇研究,敝人一度混迹其间。今天检查起来,自觉孤陋寡闻。例如由杭州沿富春江而下,市镇格局、农民上市镇的状态迥异于苏松嘉湖;从肖山往东或东南行,宁绍温台,溪川山谷丘陵萦绕,市镇的方位与布局,又是一番光景。再回头看拙文所说“结构”,全然是一隅之识,并不能覆盖全江南,只能以“小江南”自嘲。然检阅“小江南”边缘的上海浦东地区,又发现异样的个性。此项修正工作,陆续有所搜集,然一直未能了却心愿。天假以年,如能收敛浪迹天涯之心,或尚有机会。

  [⑦] 这种情况,直到民国前期进行社会调查时,亦然如此。例如江苏吴县进行的社会调查,工作非常细致,统计表格与数据采集极为繁复,但全县19区竟有127镇,有的区多至9至10镇,有些大镇竟分划为3至4个镇,说明市与镇不分,当地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由综合“地方自治附市政设施状况”各区表格计算而得,见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1930年编印:《吴县》。因此,我们必须将地方志和当地习俗上的“市镇”,与我们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的集镇,加以区分。有些市镇数量增长的描述,往往受此误导,又参杂主观意图,仍需要花大力气比勘辨析,期与实情相符。

  [⑧] 据笔者所知,在涉及近代方面,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等均作过艰辛努力,颇有创获。惋惜的是,他们似乎没有持续做下去,也缺乏学术群体的铺垫。此一情况,在江南几所高校,都有类似窘态。

  [⑨] 据有关披露,日本学者现在致力于宁波地区的历史考察,非常深入细致。成岳冲源于乡情,曾做过很不错的细微考察,颇有心得,惜从政于宁波政界,也不再可能回归。李世众刚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选择了温州为对象,发现有不少与“小江南”同中有异的景象。诚望新生代学者多多往薄弱环节开发。

  [⑩] 例如陈春声:《蓝鼎元与清初县政--〈鹿洲公案〉的研究》,以及有关潮州的系列论文,特别是《乡村神庙系统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为例》。郑振满、刘志伟等也有不少出色的创作。他们多着重于历史人类学的开发,但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内在的复杂性,提供了前此少有人注意的视界与第一手材料。

  [11] 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文内以定县为例,证明交通和商业的发展也不一定导致集市数的锐减,说明事实与理论之间,历史真实是服从于生活的复杂性,远出主观想像之外。类似驳诘施氏的理论假设有多项,联想起江南同类的一些“定论”,颇足玩味。

  [12]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13] 王国维:《古史新证》,载《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

  [14] 李学昌、董建波多年来一直从事于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的调查与研究,我是一直全力支持的。此项工作无十年之功,难以突出显示绩效。可喜的是他们有此耐心,不以目前少有人知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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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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