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第二次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3 次 更新时间:2010-03-03 18: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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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 (进入专栏)  

  思想就不再是个人的主观活动过程,而是可以交流的、可以共享的共同的客观内容。同样,根据这种思想观念理解的“世界”概念也不是囿于自我的门户之见,而是一个不断克服自我限制而获得共识的公共领域,这样的世界概念就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共平台。

  我们知道,英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对思想和世界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对“思想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ought)以及“世界观”(view of the world)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但他们都摆脱了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模式,竭力把思想建立在我们可以交流和共享的基础之上,并以互动的方式理解和解释思想与世界的相互联系。《逻辑哲学论》和《世界的逻辑构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逻辑的世界,这是按照思想的逻辑对世界的重新建构;《逻辑研究》和《真理与方法》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思想的世界,这是根据思想的形式对世界的全新阐明。当蒯因在《词与物》中为我们解释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利科和德里达也在向我们展现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通过解释甚至是消解而显现出来的世界。

  当然,以上这三个方面并不能完全说明“语言的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发生的重大变化,也没有完全包括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共同关注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要表明,经过了“语言的转向”,西方哲学已经表现出了与以往哲学迥然不同的一些特征。我们今天来了解和研究当今的西方哲学,就必须首先要了解西方哲学的这种具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摆脱了近代哲学的视角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当今的西方哲学,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当代西方哲学,才能真正抓住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所在。

  

  二,哲学视野的重大转变:从理论到实践

  

  有的西方哲学家曾经把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作几个不同阶段,例如古希腊时期为“本体论阶段”,近代哲学为“认识论阶段”,现代哲学为“语言哲学阶段”。也有的哲学家把整个哲学史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代,例如古希腊为“蒙昧的时代”,中世纪为“黑暗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为“启蒙的时代”,17-18世纪为“理性的时代”,19世纪之后为“分析的时代”等。无论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它们至少表明了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关注的问题是各不相同的,或者说他们有某些较为共同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焦点。如果我们把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看作是分析和语言,那么当代哲学的主要兴趣焦点就是生活和实践。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哲学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把研究视角转向了与人类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一些现实问题不断地引发哲学家们的哲学思考,由此形成了一些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的应用哲学,例如,对市民社会与福利国家、民主与政治制度、公平与正义、个人与社会、国际政治关系等问题的思考,促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产生;对科技发展中提出的一些涉及生命价值和伦理观念变化的问题的解决,最终形成了生命伦理学;同样,对人类生存环境以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的伦理思考,产生了另一门新的应用伦理学即环境伦理学。这些应用哲学学科的产生虽然具有明显的时代发展的印记,但并不是仅仅出于现实的考虑,也不是仅仅被看作时代的产物,相反,它们更多是出于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反省,是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深层忧患。所以,这些应用学科中讨论的问题表面上远离了传统哲学以及现代哲学中关注的纯粹理论问题,少了一些形而上学的意味,但从哲学抽象上看,它们都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现实存在问题,特别是关系到作为类的人与作为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是正义和公平问题,还是生命伦理中的现实问题,它们都把人类的存在问题推到了哲学家的面前。从根本上说,如何解决这些应用哲学中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理解人的问题。

  另一方面,时代的变化也促使西方哲学家们对自身所在的哲学传统提出了质疑和反思。这既是时代提出的问题,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从时代的角度看,科技的迅猛发展在为人类带来更为便利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对人类的存在本身提出了严峻挑战。人类在工具方面的日益进步,促使不同地区和国度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容易地交流和交往;科学的“双刃剑效应”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警惕。不过,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们会像今天的人类一样,在享受现代技术带给人们的快乐和便捷的时候,却感到更加的孤独和痛苦;在科学发明日益昌盛、科学发现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却对自我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感到迷茫。早在20世纪30年代,胡塞尔就提出了欧洲面临文化危机的呼吁,在他看来,哲学上的实证主义不仅没有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自我,反而使人类陷入了“遗忘人自身”的困境。后来,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更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科学技术日益昌盛的现代社会,认为工具理性的猖獗使得人类完全变成了仅仅知道满足和享乐的机械的动物。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再次对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提出了挑战,这促使哲学家们反思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具有悖论性质的问题,如个人的权利与社会的要求、公平原则与国家利益以及自由与义务等等之间的矛盾关系。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正是哲学家们把研究目光更多地投向现实中的人类并以此作为哲学反思重要基础的一个结果。

  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看,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受到了当代哲学的挑战。从古希腊开始,理性和逻辑就被看作是哲学的法宝;只有按照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提出的哲学理论只有符合逻辑的要求,这样的哲学家才被看作是重要的和有价值的。虽然也有哲学家并不按照这样的方式思考,如尼采等人,但他们的思想也往往被解释成一套套理论学说,或者被纳入到某种现成的学说流派中加以解释。这样,哲学思维就被固定为一种统一的模式,理性主义就成为哲学的唯一标致。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法国思想家中涌现出来的哲学思想逐渐改变了传统哲学的这种唯一模式。

  的确,历史地说,法国哲学始终与同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哲学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哲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如卢梭等人早已指出的,法国人的浪漫和激情不仅为人类带来了美好的艺术和音乐,而且对人类的思想贡献了其他文化传统难以取代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漫游式的思想主题、不拘一格的思想心态。阅读法国哲学史,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到,法国的哲学家都不是或很少是学院派的,他们都在不同的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者说他们不仅是哲学家,更主要的是文学家、诗人、画家、艺术家,甚至是政客或报人,而正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所具有的魅力才使得他们被看作哲学家。虽然经过了理性主义的洗礼,但在法国哲学家的心目中,这样的理性并不是逻辑的化身,而是自然心态的表露,是一种合理性的要求。也正是这样一种自然心态,使得法国哲学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始终处于“另类”的地位,我们从蒙田、帕斯卡尔、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的思想中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法国哲学的这种另类特征使得当代法国哲学家们能够打破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逻辑理性,提出以思想的自然轨迹展现哲学的图景。这样一种哲学图景由于思想的不同风貌而千差万别,因而在思想的各种不同表现形态下就没有一种可以被看作统一的或支配性的思想观念。当代法国哲学的这种独特思维方式当然不仅来自她的思想传统,更是来自法兰西民族的务实精神。例如,法兰西民族在政治上有天生的爱好,他们对政治的热情不亚于对贸易的追求。同样,对情感活动的青睐更是法国人特有的性格品质,感性活动的重要性显然要超出理性的要求。这些都使得当代法国哲学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特征,即摈弃单一性而追求多样性、放弃中心概念而偏爱边缘感觉、捍卫异质体验而反对文化认同。可以说,正是这些特征使得当代法国哲学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发源地。

  如今我们谈论后现代主义的时候,通常把它理解为一种反传统的思维方式,于是,后现代主义中反复提倡的一些思想观念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由此形成了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模式化理解。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在法国的兴起直接是与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我们熟知的“五月风暴”被看作是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最为直接的现实产物,而大学生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才是引发这场革命的直接导火索。如果说萨特的自由主义观念是学生们的思想导师,那么,学生们的现实运动则直接导致了像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们的反思。在法国,政治和哲学从来都是不分家的,由政治运动而引发哲学思考,这在法国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这种从现实政治运动中产生的哲学观念,又会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途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应当被看作是西方哲学家的研究视角从纯粹的理论问题转向社会的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对哲学传统的不同态度:从反叛到回归

  

  从哲学史上看,几乎每一种哲学在提出之初都宣称与以往的哲学有很大的区别,甚至宣称自己的哲学是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哲学家们在提出自己的哲学观念时都会对以往的哲学重新审视,很少有哲学家对以往的哲学一无所知而能够提出对后代具有深远意义的哲学思想。即使维特根斯坦也是在了解了康德、尼采、弗洛伊德、詹姆斯等人的哲学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哲学理念。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以往哲学的不满,才引发了哲学家们提出自己的哲学观念,并希望能够对以往哲学有所推进或改变。所以,哲学家们宣称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哲学的不同或决裂,这正是哲学不断具有活力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从性质上来说,哲学中的问题是永恒的,但是哲学家们对哲学问题的回答或者说他们的哲学探索却是常新的。人们常说,哲学没有进步的概念,就是说哲学中讨论的问题总是前人已经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哲学问题都是由以往的哲学家提出的,甚至是由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提出来的。所以,美国哲学家怀特海说,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不过就是柏拉图哲学的脚注而已。但即使如此,哲学家们还是在不断地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对哲学中的永恒问题的不同理解,这就使得哲学得以保持常新的生命。

  当然,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都包含了哲学家们对待哲学传统的不同态度:或者是对传统完全抛弃、另起炉灶;或者是兼容并蓄、合理吸纳;也有基本上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向前推进。其实,哲学家们无论采取的是哪一种态度,他们都会首先了解传统,学习传统。即使是那些宣称与传统完全决裂的哲学家,他们在提出自己的哲学观念之前也需要对传统有深刻的认识。这样,哲学家们对传统的关系就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对传统究竟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以这样的思路来看待20世纪的西方哲学,我们就会看到当代哲学家们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

  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基本上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各种不同的哲学理论和思想纷纷涌现,而且每一种哲学都宣称自己是批判传统哲学的结果或者是前无来者的“最新发现”。这不仅表现在世纪转折时期的实证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也出现在了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思想中。数学家们在现代数论以及公理化研究者中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推动了现代逻辑的产生,而现代逻辑的出现又极大地鼓舞着始终以实证主义方式从事研究的哲学家们,使他们满怀希望地相信,使用现代的逻辑分析手段,他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传统哲学问题。在1936年,卡尔那普还撰文宣布,他们可以“通过语言分析清除形而上学”。这种热情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中叶。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清算,在以逻辑经验主义为先导的整个分析哲学运动中始终被看作是一件重要的任务,这自然就伴随着分析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拒斥态度。同样是在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和弗洛伊德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念,并以自己的观念作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有效途径。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一卷发表于1900年,开创了当代现象学的先河,成为20世纪欧洲大陆哲学的思想先驱;而就在同一年,弗洛伊德也出版了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梦的解析》,把整个人类的意识活动都建立在了“本我”的基础之上,彻底撕掉了人类理性的庄严面具,这同样是在哲学中引发了一场不亚于哥白尼式的革命。

  胡塞尔宣称,他的现象学是一种关于本质的学说,而核心就在于对理性活动的批判,即他所谓的“认识的批判”。他在1907年的哥廷根讲座中明确表示,“在认识批判的开端,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的标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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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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