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伯清: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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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带来怨恨。尽管许多现象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来解释,但其中也有道义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的原因。我们必须突破狭隘的利益范畴来理解我们当下的社会状况。虽然我们不应轻易地从经济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视角转向社会承认(recognition)的问题,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必须重视这个维度在社会现实中的意义。

  下面我们从“伤害”和“比较”两个角度,来分析目前社会中怨恨的主要成因。

  若从不能获得期待的承认来看,伤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情感支持的缺乏,这同许多因素有关:扩展家庭和邻里关系的疏离、职场竞争的加剧,导致可以获得情感支持的来源锐减,而婚姻的不稳定(离婚率的急剧上升),也使核心家庭提供的情感支持不再是牢固的保障。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人情和情感的社会,至少对于情感支持抱着特定的期待(这与中国人的社会化方式有关),对于这种“亲密关系的转型”,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越来越孤立的个体,纷纷掉入利害计算的冰水之中,爱和友谊成为手段,又没有信仰体系作为支撑和纾解之道,谁都容易心生怨恨。

  其次,从认知尊重来看,我们既缺乏具有权威性的法律体系(我们习惯上都把强制性视为法律的首要特征,其实,没有普遍认可的权威性,法律仅凭强制根本就不能有效运作,至少运作起来代价高昂。现在法院判决执行率之低,就是一个明证),又没有关于道德责任的共识(自五四运动彻底动摇传统道德以来,我们尚未从根本上来重建我们的道德伦理体系),结果就是在认知尊重上普遍存在着势利的专断性。不能作为一个合格、成熟的成员参与社会生活和承担社会责任,其实关键还在于权利的制度保障的缺失。在公共领域作为自主的参与者获得社会性的自我实现,必须以基本的权利保障为基础。反之,个人自尊屡受侵害,必然满腹怨恨。

  第三,从社会团结来说,我们这个没有了内在凝聚机制的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漠不关心、袖手旁观的场所,沦落为一种竞争的体系,没有了休戚与共之感。所谓的竞争,经常又没有明确的正当规则,只有实力或者势力之间的较量。所有人为了名利同所有人展开了较量,而且只问结果,不问手段和方式是否合理合情合法。一种“本事主义”的哲学,盛行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客观上所有的人都受到了伤害,因为人的社会性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当然,这其中有社会运作机制转型的原因,正如梅奥所言:“技术指向型社会的进展过于强调工程技术,并从工艺技术方面来解释工作的意义,以致衡量工作成绩的标准是以讲求效率的经济逻辑为基础的。个人的社会需求被放到次要地位,因而降低了个人‘在工作中进行协作的能力’。管理上对效率的逻辑的强调,窒息了个人获得团体认可的愿望和获得社会满足的愿望,以及通过公共生活达到社会目标的愿望。……造成了一种个人无能为力和幻想破灭的普遍感觉。用以应付工作变动的社会发明赶不上技术发明。正是这种‘社会差距’造成了广泛的无力感和从之而生的社会解体”(转引自雷恩,2000:327)。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公共生活确实也越来越少。间或有之,也侧重于显示权力等级,能从这种仪式化活动中得到满足感的,无疑是位高权重者或者狐假虎威者,其他参与者所体验到的多半是屈就和屈辱的无奈之感。另外的所谓公共空间,如果说有的话,也是商业化的娱乐场所。在这种地方得到的与其说是社会性需求的满足,还不如说是私人化的发泄。——上述情况也从反面解释解释了,为何一旦发生大灾大难,“奉献爱心”会呈井喷现象。

  第四,从社会荣誉的分配来看,我们这个时代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这里既有社会转型的缘故,也有价值颠覆的因素。“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式的状况,使得真正具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边缘化。权势主导的价值判断模式加上商业化的话语争夺,在缺乏任何带有超越性的道义矫正机制的情况下,必然使世人追求的所谓声名,并不带有内在的高尚性,甚至也不具备基本的正当性。这种情形,带来的只能是普遍的社会耻辱,客观上让所有人蒙羞。

  追根溯源,中国社会中最大的伤害源,显然来自于未曾给予有效限制和制衡的权力。本来,怨恨作为一种情绪,就同权力有关。它不是简单的自怜,也不只是一种对自身不幸的意识,而是包含着一种谴责和个人愤慨,一种向外投射,一种不可遏制的不公平感。而中国式的权力,按照一种愤世嫉俗的说法,很容易蜕变为“合法的伤害权”(吴思,2001)。为了获得与之相反的“合法恩惠权”的眷顾,也一样需要付出代价。“为了在这种政治情势下获得权力或只是尽可能地减少风险,个人很可能被诱惑去培养那种使官员向自己利益倾斜的关系。其极端形式便是,门路和关系的重要性导致裙带联系的普遍结构,许多职位都是通过攀爬关系网而争得的”(汤森、沃马克,1994:228)。在这种格局里,得势者固然得意洋洋,失势者如何能不满怀失落和怨恨?而由于缺乏恒久和客观的保障,一朝得势,未必就能永葆地位,结果就是容易滋生普遍的怨恨。

  当然,怨恨的社会分布确实又是不均匀的。由于在公共权力的运作中普遍存在着体制性迟钝和官僚式麻木,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但凡远离权力中心的人群,更容易在维护自身权利和谋取利益的过程中受到挫折和伤害而又无计可施,只能隐忍,甚至陷入绝望。他们自然也就成为怨恨的高发人群。至于为未必合乎情理的社会竞争所淘汰而被边缘化甚至沦为结构性多余的人群,则就更不用说了。而目前的社会转变,又将太多的人推向了这种境地。特别是一些原先具有较高地位的社会阶层,譬如工人阶级,在急剧的变迁中不得不面对向下流动的现实——尽管物质生活的绝对水准有所提高,但社会认可度却急遽下降——失落和怨恨在所难免。

  再说怨恨形成的另外一个关键环节,即比较。中国社会中的“平等”意识由来已久。当然,中国式的平等并非是承认他人相应权利上的平等,而是别人不能超过自己。在一个人人都喜欢同其他人相比而实际上又不堪相比的社会中,怨恨也就成为我们文化中如影随形的构成部分。如果说,在西方,平等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或者说动力之一,那么在中国情形绝非如此简单。因为自秦代以后就以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度为主,神圣的封建等级秩序早就被打破——孔子所慨叹和抨击的“礼崩乐坏”现象,多数属于等级序列遭到抛弃的现象。当然,孔子所谓“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从另外一个方面摧毁了门第和血统制度的道德基础。平等意识的崛起,固然是一种觉悟,但现实中却是种种的不平等。中央集权加上家产制的统治模式,基本上是按照等级森严的大格局来上下“一以贯之”。其中又是以恩宠主义(favoritism)为手段来维持这个等级。由此形成的得势集团,往往仅凭一时的侥幸,并无令人心悦诚服的理由和基础,无怪乎旁边总是挤满了觊觎之人。所以,一方面,中国的“平等意识”(或者说“平均意识”更为恰当一点)出现较早,但经常是以私藏于心的方式(“野心”?)出现的,使所有的等级秩序失去了内在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历来依靠严密的等级层层控制,而且这种控制往往变为合法的伤害能力。所以,怨恨产生的社会条件,很早就具备了。社会变革的动员,也确实经常是以破坏性的仇恨和怨恨情绪为媒介(Pye,1992)。“翻身”的结果,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压迫原先的压迫者。这也是中国的历次革命或者起义未能带来社会结构的进步和发展的原因之一。

  就当下而言,口惠性的平等(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和实质性的等级(从级别到待遇层层细分),依然存在,并充分体现在任何一个权力运作的仪式和活动中。任何一个受过平等启蒙的人,遭遇这种情形的时候,内心难免受到伤害而又无可发作。结果,自然就是一种无意识的怨恨不断萌生。这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们在网络言论中总是满怀怨气,评点世事的话语大部可归入怨恨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罢。正如舍勒所说,“当对权力的嫌恶成为一种持久的特质,批判就为怨恨所驱动了”。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并非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而是觉得面对庞然的复杂体制问题,单个的行动者根本就没有解决之道,甚至只能不停地相互制造着伤害,久而久之这就被体验为一种宿命而生成怨恨。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最有可能表现出怨恨的是罢黜下野的官员、怀才不遇的文人和忍辱负重的下层民众(其他宫女、弃妇之类的怨恨,也多是文人的投射),那么,现在,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怨恨的时代了。

  中国人之沉溺于比较,或许还有文化的因素,特别是讲求面子。任何比较的结果,不外乎挣面子或丢面子。【而这又跟所谓的“耻感文化”不无关系。耻感文化更多地依赖于人际关系的制约,通过相互指责、谴责乃至伤害——特别是伤面子,而伤面子又是最易招致怨恨——来规训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思想。】挣得面子的人肯定会让丢掉面子的人产生嫉妒。经常有人指责我们社会充满了嫉妒(在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眼中,特别严重的是“仇富心理”)。其实,我们绝不应把所有的嫉妒都归结为文化因素,而且,在越来越陌生化的社会,特别是随着羞耻阈限的降低,面子也不再那么重要了。我们应更多地从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原因。其实,根据罗尔斯的说法,嫉妒的产生,“社会制度是一种基本的诱因”。在他看来,三种情况可能导致嫉妒带着敌意而爆发:一是个人对自身的价值和能力缺乏明确的信心;二是由于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原因,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差异变得明显可见,并成为一种痛苦和羞辱的体验;三是不幸者看不到任何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可以改变他们的不利处境,为舒缓痛苦和卑下之感,他们相信唯一的选择就是以自己受损害为代价让处境较佳者也受损害,别无他法,除非彻底认命和陷入麻木(Rawls,1971:535-536)。而对照这三个条件,我们应该能够理解我们社会为何嫉妒成风。

  归根结底,承认方式的不足和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体尊严的缺失、意义感和价值感的匮乏,可能是我们社会中怨恨产生的核心根源。刘小枫(1998)曾经从怨恨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目前社会中的怨恨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根源,而且目前社会中郁积的怨恨,也不大可能酿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但不时出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已经证明了其可能的爆发力和破坏力。更让人忧心的是,这种怨恨经常以刑事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刑事犯罪的增多,就是我们为结构性问题付出的代价。

  

  参考文献:

  Birns, Nicholas 2004. “Ressentiment and Counter-Ressentiment: Nietzsche, Scheler,

  and the Reaction Against Equality”. www.nietzschecircle.com/RessentimentMaster.pdf.

  Nieschtze, Friedrich 2003.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本)。

  Bourdieu, Pierre & L.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ye, Lucian 1992.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eler, Max 1994. Ressentiment. Milwaukee, Wisconsin: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弗林斯,2006,《舍勒的心灵》,张志平、张任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霍内特,2005,《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雷恩,2000,《管理思想的演变》,孔令济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小枫,1998,《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尼采,1992,《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三联书店。

  倪梁康,2004,“译后记”,载于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北京:三联书店。

  舍勒,1997a,《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悌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舍勒,1997b,《价值的颠覆》,罗悌论、林克、曹卫东译,北京:三联书店。

  汤森、沃马克,1994,《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吴思,2001,《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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