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和:身份政治:回归社区后的北京市下岗失业职工的生计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8 次 更新时间:2009-04-23 20: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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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和  

  只要让他们能生活,他们也就很感激。像我们这里最近刚给住户的房子刷新了一下,胡同里的路也硬化了一下,他们都很感激。我们介绍出去的社区再就业,比如交通协理员,他们都挺满意,有时候回来看我们,都挺感激的。"

  虽然公共就业是政府提供的,但其实政府的公共就业岗位也是采取了一种灵活、弹性、低薪的形式,只不过政府通过志愿服务、义务工作、公共就业等词语进行了包装,从而掩盖了公共就业的低劣属性。当然,也得承认政府的公共就业确实比市场就业机会要更加稳定,而且政府本身还是更容易获得下岗失业职工的信任,因为他们一直在期待着政府重新安置他们重新上岗。在市场就业普遍走向了灵活、弹性、低薪等非正式形式状况下,只要政府的公共就业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社会保险问题,其它条件已经不允许下岗失业职工再挑三拣四了。所以,经过了长期的下岗失业状态,能够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就业援助,已经让下岗失业职工心满意足。

  运河社区的两位获得了公共就业援助的失业职工就表达了这种心态。一位年龄偏大的失业职工说:"所以说正好呢,2004年吧,咱们街道找我,说有一个城管协管员,这个工作挺合适,说能干你就去。这样呢,说是北京市一共招了七十几个人,当时是在地坛报名呢,报名的人特别多,下岗的人也特别多,我看有好几千人。结果撒来撒去,我们街道有七、八个人选上了。反正我们办事处有我,经过培训、考核,就合格了。反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吃低保的。国家照顾吃低保人员,'四零五零'人员,安排再就业。这样呢,就从零四年干到现在。??一参加工作啊,心情也舒畅了,所以我现在也比原来胖多了,原来我最瘦的时候才多少?100斤啊!现在我达到120多斤了。??很满意,因为我这个班啊,是属于城管协管员,服务于王府井和这个王府井大街。对这个无照经营的,协助他们城管的管理一下。不累,工作性质不累,一天五、六个小时,挺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我觉得像我们五十多岁的人了,卖力气你又不行了,技术呢,你这技术又用不上,所以只能干这个。"

  另一个年轻一些的失业职工也说:"就咱这个阶段啊,这个工作正合适的。正好有一个城管协管员,他说是招'四零五零'.反正我就是35岁,行了,我说试试吧!到那儿,说'多大呀?'我说'35'.说'那个,35?我们这儿收四零五零'.我说'你们就让我试试吧'.他说'你就先考考,试试吧,不知道,成与不成我可不知道,你先考'.我说考吧,考完了最后我才知道,比我还小的还有呢!二十多岁的也有。可是有了这份工作以后呢,特别珍惜。

  要不然,总比在家拿三百多块钱好吧!而且,这个好很多,而且干得心情特好!??有一个公益性组织啊,虽然工资是少点,但是心情好!起码说,人家问'干吗去?'咱说'上班去'.有个班上了,就感觉着,甭管挣多少钱,唉,甭管挣多少钱,虽然说挣六百多块钱,感觉是上班了,比在家里游手好闲好得多!"

  所以,显然经过了将近五、六年的折磨过程,借助于市场的打压,政府已经很轻松地通过略施恩惠——提供一份稳定但低薪的公共就业,就已经把下岗失业职工转化成一个介于产业工人和市场劳工之间的特殊过渡身份。这个身份既保留了产业工人的稳定形式和政府雇佣的特征,但是条件却是雷同于市场就业的恶劣条件。这可能是下岗失业职工和市场、政府互动之后三方均衡的身份再造了。

  

  三、身份之争的意义所在

  

  下岗失业职工的身份再造不仅仅是围绕着他们的身份建构进行的一种口舌之争,其实它服务于中国市场转型过程新的就业生计模式的塑造。布迪厄多次谈到,符号分类体系之所以能够起到力量作用,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话语体系而已,而是这种分类体系深深结合在一种实践场域的结构体系中,和人们的行动模式相吻合,从而让人们误识了这套分类体系,这才能够发挥符号分类体系的暴力作用(Bourdieu,1977:183;1984:480;1987:15)。他提醒我们身份建构不是如主观建构主义所言,是一种开放、随意、耦合的过程,而是依附于社会实践场域中的结构性关系的,服务于社会实践的紧迫性需要。最成功的建构效果,是让社会成员都默认和误识一套分类体系,并且深深嵌入自己的身体中,在日常行动中自发地即兴发挥出来,其次才是依靠霸权话语体系支配社会大众(Bourdieu,1977)。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转型期,要想重新打造社会群体的身份,就更加艰难。

  因为社会转型不是社会纵向的流动,而是各种资本重新在社会空间中转换和结构化(Bourdieu ,1984:132)。社会群体会在一个失效的实践场景里,延续他们以往的行动程式和习性,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自尊,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要对过去的行动习性的效力做出让步,放慢过去一些资格资历的贬值的速度(Bourdieu ,1984:142)。这种行为的惰性或者滞后惯性的力量不可轻视,有可能激发社会动荡。主流统治者为了社会稳定,必须在社会转型中对社会大众的行动习性做出让步,从而给出社会大众参与社会转型的缝隙。

  中国市场转型中的国企工人的身份再造,正是围绕着这样一种日常生活实践策略展开。主流意识形态试图把他们类比为外来的市场上的打工商贩,而他们自己却紧紧抱着北京人的身份资源,抵制市场化就业,迫使政府提供公共就业援助和社会福利,从而协商建构出一种既不是市场身份、也不是国企身份的模糊身份。这种身份的意义一方面维护了他们习以为常的生计模式,另一方面扭转了市场转型中的原子化就业机制。

  (一)身份政治的生计实践意义

  从微观层面来言,我同意布迪厄的意见,身份之争是服务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就算是当今的新社会运动的身份政治,其实也是为了获得某种地位、资格和权利,只不过它打破了传统社会运动的阶级概念的支配地位。我承认,正如华尔德(1984)所言,在改革前的中国,国企工人确实在整个社会职业分层中是一群公民权利最充分和完备的群体。甚至在改革的前期,这个群体的经济福利和社会地位也是改善的。比如我访谈的下岗失业职工栋梁指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前期,他也都利用周末、或者其它私下时间,凭自己是国营大型服装企业的技术工人,到乡镇企业里兼职,赚取外快。也或者如西站社区的景仰通过停薪留职的办法参与到当时倒卖计划内物资的商业大潮中。亚运村的老蔡甚至告诉我,当时他们厂派他到外地去做面点师傅,帮助指导外地食品企业,当时也是风光过。但是,伴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而来的彻底市场化转型,这个群体的公民资格权利在迅速、彻底地损害,他们被抛弃、下岗、失业,被要求像外地农民工一样原子化地参与市场自由劳工契约,或者成为一个自由商贩,放弃本来整个社会都应具备的工作保障权利和社会福利权利。整个中国社会重新出现了T.H.马歇尔曾经说的英国十九世纪公民资格的自身分化敌对——发端于乡村社区的社会权利站在旧的一面,而产生于市场经济的自由市民权利站在新的一面(Marshall,1950:22)。

  面对着自由主义市场学派提出的市民的自由契约权利,注重社群资格和福利权利的社会权利到底是不是应该受保护的公民资格权利的一部分呢?正如卡尔。博兰尼在分析英国1795年的斯宾汉姆兰(Speenhamland )体系时那样,我们一方面可以批判斯宾汉姆兰体系代表着陈旧的势力,阻碍了劳工的自由流动和劳动权利,把劳工变成一种没有尊严的依靠福利生活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必须看到,1834年的济贫法改革法案,使英国走向了缺乏社会保护的纯粹自由契约的商品化劳动力,必然导致一种更加非人性的社会破坏力。博兰尼说,"假如史宾翰连意味着腐蚀之温暖的悲惨的话,现在的劳工却是无家可归。

  假如史宾翰连制度滥用街坊、家庭及乡居环境之价值的话,现在的人却是远离家庭及亲人,并从他的根及所有有意义的环境中飘荡出来。简而言之,如果史宾翰连意味着停滞的腐朽的话,那么,现在的危险是遗弃之死亡。"(博兰尼,1989:165)

  中国当前的市场化改革正处在这么一个阶段,一方面因为当年国有企业的全面官僚制度影响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进而提倡废除这种全面官僚管理体系,实行企业改革。但是市场化转型同时也把职工的基本工作保障权利和社会福利保护权利抛弃,把国企工人试图赶向一个纯粹商品化的劳动力市场,这怎能不激发起国企工人的抵抗呢?他们把这种纯粹的商品化劳动力改革视做打掉了饭碗。

  正如西站社区的景仰所言,"磕食罐,给你磕食罐给端了。就是什么呀?养鸟,鸟笼里有俩小碗,那叫磕食罐。这磕食罐从哪来呀?从那个清朝,清朝满人,他不是提笼架鸟么?

  从他们那传来。一个鸟笼里有两个罐,一个水罐、一个食罐,那叫磕食。就是磕瓜子的磕,就是给鸟吃的饭,给鸟吃的饭就叫磕食,磕食面。老百姓的话,给你家的磕食罐端了,那意思就是饭就不给吃了。"

  所以,当他们不能再维持基本劳动工作权利,又不愿意"远离家庭及亲人,从他的根及所有有意义的环境中飘荡出来",走向"遗弃之死亡的危险",他们就会强化自己的群体属性,依靠传统文化资源构建新的群体身份,作为要求基本生活权利的条件。这正是本文阐述的围绕着北京下岗失业职工的群体身份而展开的分类大战的意义所在。他们要借助北京产业工人的文化资源,即使是负面的形象,也要作为一种博取政府公共福利救助和就业援助的手段,抵制如外来民工那样落入自由市场的任意压低工资、恶化劳动条件和缺乏劳动保护的不稳定、不人道的就业方式。

  你可以说,为什么外来民工都能接受原子化的纯粹商品化劳动契约,而北京的下岗失业职工不能呢?外来民工也在为他们的劳动权益而奋斗,最关键的是他们现在的劳动力再生产是一种拆分组合状态——靠农村老家养老和获得社会地位(沈原,2007);而城市下岗失业职工必须在同一个地方实行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当前城市低端劳动力市场因为农民工的到来已经把工资压迫得低于城市当地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不能解决他们作为一个合格社区成员的基本生活。当然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布迪厄讲的认知范畴和行动习性的滞后性,他们依然根据自己的实践惯性沿循原来的认知图式和行为习性,虽然不够有效,但是这是实践逻辑的本然。在一个社会还处在社会转型的时期,还没有成功构造出新的结构化空间,没有形成新的有效认知图式和行动模式之前,这些旧有的认知图式和行动习性还是依然发挥作用。如果社会的转型不是改善人类生活,而是破坏人类生活,那这种行动习性的滞后性可能就不是像自由主义理论家所批判的文化堕落,而是有一种维护社会生活的人道、自主性的积极意义。

  (二)身份政治的公民身份权利建构意义

  毫无疑问,市场转型存在着消解传统社会主义官僚管理作风的积极意义,也具有构建自由、自主公民身份的积极意义。然而市场的转型却存在着博兰尼所说的极端自由主义带来的破坏社会生活人道主义属性的危险。如何防止市场转型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不是仅仅靠思想家的社会辩论来解决,也不是主要靠社会精英主导扭转,而是要关注基层社会生活中本就存在的辩证的抵制方式。对于中国市场转型中基层民众的作用和力量需要区别看待。当前中国基层民众的公民身份建构都是一种过渡状态。按照T.H.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的三个构成——市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三种权利在英国是经历了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上半期等过程逐步实现的(Marshall ,1950)。虽然人们批判马歇尔的论述假设了一种和平的时序进步模式,忽视了公民权利实现过程的社会斗争力量,没有解释公民身份如何扩展的原因(特纳,2007b),甚至质疑马歇尔的公民身份概念背后的西方民主共和体制的想当然假定(辛德斯,2007),但是分阶段实现公民权利确实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公民身份的历史建构过程。然而,当前中国的市场转型中公民身份的建构却体现了类似各种文化公民身份的打造过程的特征:一种共时性、差异性和群体认同的特征(史蒂文森,2007)。而且,中国公民身份的建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如布赖恩。特纳所说的不同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以不同的方式经历着社会变迁(特纳,2007b:9)。

  中国两类劳工群体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同时参与建构中国公民身份的不同部分:农民工群体在参与建构公民身份的市民权利的同时,城市国企下岗失业职工群体在维持那逐渐弱化的公民身份的社会权利。

  农民工参与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就是他们打破了乡土束缚,争取了他们的自由劳动者身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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