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的人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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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  
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及以下并且持续走低而出现的。

   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一般是103~107,而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升高之前就一直处于正常范围的上限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升高、偏高,从1982年的107.6上升到1990年的111.3,2000年的116.9,以及2007年的120.2,大大超出正常范围的上限值(图7)。在早期,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主要发生在农村,1990年代以来,城市地区的出生性别比也出现升高、偏高趋势。

   研究表明,农村户籍人口、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都普遍偏高,但是流动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最高。

   20多年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局面由沿海地区扩散到中、西部地区,形成全国蔓延之势。2000年人口普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性别比除西藏和新疆外,都高出正常范围。而2005年仅有西藏的出生性别比处于正常。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总体上已处于严重失衡状态,而在地理分布上,由北向南连成一片,华南和华东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最为严重。

   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同孩次出生性别比差异很大,主要表现为第二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升高、偏高,而且孩次越高,出生婴儿性别比越偏高。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以往始终正常的第一孩出生性别比,也开始趋于偏高。正是由于对生育第一孩的性别的选择,才促使出生性别比的进一步升高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偏好"根深蒂固,这是生育性别选择的根本原因。但是性别选择技术的可得性却是直接的原因,同时女婴的漏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90年代出生性别比偏高部分中,女婴漏报占接近一半的比例,也就是说实际的出生性别比没有调查结果那么高。近年来在生育率继续下降的条件下,出生性别比在高位运行中的进一步升高,无疑是性别选择性流产起了主导作用。

  

   3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粗死亡率持续稳定处于低水平

  

   在新中国之初,我国人口粗死亡率曾高达20‰,1965年降到10‰以下,1977年降到7‰以下。自此以后的30年,我国人口粗死亡率一直稳定在6‰~7‰之间。仔细考察30年来的变化,粗死亡率在70年代末继续下降,80年代初出现回升,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在平稳变化之中呈现下降趋势,而最近5年来又出现回升(图8)。尽管缺少详细的数据用来考察这些变化背后的因素,但是这些阶段性的变化应该与生育水平和年龄结构的波动与变化有关。一个肯定的结论是,30年来我国人口死亡水平在持续下降,但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粗死亡率的下降被部分抵消了,而近5年来老龄化的加快发展超过了死亡水平下降的作用,导致粗死亡率逐步回升。我国人口粗死亡率由2003年的6.40‰上升到2007年的6.93‰,很可能在2008年回升到7‰以上,从而结束稳定在6‰~7‰之间的低水平时代。

   由于粗死亡率稳定在低水平,而粗出生率在持续下降,因而长期以来我国的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基本上是由出生率下降带来的结果(图8)。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第四次出生高峰,粗出生率下降趋势趋缓甚至停滞;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粗死亡率出现回升。粗死亡率的变化主导了自然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图8显示,2003年粗死亡率开始超过自然增长率,粗死亡率的上升带来了自然增长率的下降。

  

   4 人口的健康状况不断改善,中国进入了长寿社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超过70岁,就进入了长寿社会。

   1996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超过70岁,自此我国进入了长寿社会。古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如今"人生七十"已是十分寻常的事实了。

   我国人口的健康和死亡率转变曾经被西方学者称作"贫穷国家死亡率下降的道路"(Caldwell ,1986)。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建国之初的35岁升至1957年的56岁,1970年代早期的64岁和1981年的68岁(黄荣清、刘琰,1994)。由于这些数字很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死亡率,因为在死亡登记中存在着普遍的漏报,所以许多学者对于死亡率作出了不同的估计。Banister(1987)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1957年为50岁,1970年60岁,1981年65岁,明显地低于原来的未调整的数据。然而,即使依照这些较低的估算,在这一时期中国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平均预期寿命以每十年十岁的速度不断提高。这种提高不仅明显快于西方国家历史上的死亡率下降,同时也超过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它们用了4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相同幅度的死亡率下降。

   50~70年代我国死亡率的迅速转变是我国的社会变革和社会政策的结果。一方面,和战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得益于有效的现代医疗卫生技术,包括现代疾病控制措施、抗生素、免疫等;另一方面,土地革命、粮食调运、助产士培训、城市公费医疗、农村合作医疗、扫除文盲和普及基础教育、消除性别不平等以及爱国卫生运动等促进了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例如,婴儿死亡率由50年代初的150‰下降到1970年的80‰和1980年的50‰,平均预期寿命则在50年代提高了近20岁,60~70年代提高了约10岁(Banister,200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显著改善,我国死亡率保持着持续下降趋势。尽管自70年代后期,我国的社会经济改革使中国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些变化,如许多农村地区的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使公共卫生的进一步改善遇到了困难。收入分配上日益的不平等也使得在贫困地区和社会弱势群体中死亡率的进一步降低很难实现。即便如此,中国的死亡率在继续下降,尽管这种进步与过去几十年相比要缓慢许多。不像一些东欧国家,在转型时期死亡率出现停滞甚至上升。从不同来源的统计资料看,中国又成功地使平均预期寿命又延长了4到7岁。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2000年达到71岁,2005年达到73岁(男性和女性都超过70岁)。

   我国婴儿死亡率也进一步下降到2000年的32‰和2007年的15‰(卫生部,200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死亡水平持续下降的原因归结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重大变化。至少有5方面的变化促进了死亡率的下降。第一,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第二,城市化迅速推进,先进的医疗服务体系覆盖越来越广大的人群;第三,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即使是贫穷、弱势群体也有较大幅度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第四,全民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促进了卫生和健康知识的普及与提高;第五,我国的计划生育,推行少生优生,控制生育间隔,有利于降低育龄妇女死亡率、产妇死亡率和婴幼儿死亡率。另外,近年来免除农业税和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将对农村人口,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未来健康水平的提高。

  

   5 中国死亡率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

  

   死亡率转变必然伴随着死因结构的变化;同时,死亡率的年龄性别模式也会发生变化。根据流行病转变理论,死亡率转变伴随着主要死因从传染性疾病向慢性退行性疾病的转变,即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比例下降而死于恶性肿瘤和循环系统疾病的比例上升。这种转变导致儿童和妇女生存概率的提高,导致死亡率年龄性别结构发生变化,也带来人口结构和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变化。

   死因转变是死亡率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和重要特征。中国的死因转变符合流行病转变趋势,并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模式。表2显示了过去50年来我国死因模式的转变。在1957年,城市地区最主要的五种死因分别为呼吸系统疾病、传染性疾病、呼吸道结核、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心脏病,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占了50%,其中呼吸系统疾病一项就造成了17%人丧失了生命,而各种传染病造成的死亡比例达到15%以上。到1975年,城市地区的死因模式有了很大改变,70%的死亡归因于脑血管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四类疾病,死因模式基本上已经转变为慢性退行性疾病为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慢性病导致的死亡比例进一步上升,自1980年以来超过80%死亡的原因来自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损伤和中毒。尤为明显的是恶性肿瘤死亡比例不断上升,2000年以来超过四分之一,成为第一位死因。相应地,传染性疾病、呼吸道结核和消化系统疾病导致死亡的比例显著下降。

   虽然得不到70年代之前农村地区的死因资料,但是通过70年代以来的死因变化数据,可以认为,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死因转变过程类似。到20世纪末,农村人口的主要的五种死因与城市地区相同,尽管它们的影响程度和排列位次不尽不同。在农村地区,由呼吸系统疾病、意外伤害和中毒导致死亡的比例相对较高,而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和心脏病导致死亡的比例相对较低。

   2000年以来最显著的变化是恶性肿瘤的死亡比例大幅度上升,到2006年其比例达到四分之一。

   显然,我国的死因模式经历了快速转变,目前已经与发达国家类似。死因模式转变导致的死亡率下降对不同年龄人口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流行病和死亡率转变过程中,不同年龄的死亡率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并出现死亡率的年龄模式由在高死亡率条件下的U 形,转变为在低死亡率条件下的J 形。这主要是由于在各年龄死亡率下降过程中,婴幼儿死亡率下降更快。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死亡率转变,死亡模式呈现J 形;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死亡率转变过程中,死亡模式有的还是U 形,有的在从U 形向J 形转变之中,还有一些国家已经基本转变为J 形。中国死亡率的年龄模式也经历了这一转变,目前的死亡模式已呈现出典型的J 形模式(图9)。

   图9显示,我国死亡率年龄模式从50~70年代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各年龄组死亡率都经历了大幅度下降,而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最为显著。老年死亡率也有明显下降。80年代以来,死亡率下降减缓,但是婴幼儿死亡率和老年死亡率依然有明显下降。随着死亡年龄模式的转变和人口老龄化进程,死亡人口分布将越来越集中于老年人口。

   在死亡率转变过程中,死亡率的性别模式将经历由在高死亡率条件下女性死亡率高于或接近于男性死亡率向女性死亡率低于男性死亡率的转变;并且随着健康与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两性死亡率差异呈现扩大趋势。中国历史上女性死亡率较高与女婴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较高有关,而5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化、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女性存活和健康改善受到了更有利的影响。同时,一些行为和职业因素对男性死亡率下降有着不利的影响。表3显示,我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都得到显著提高的同时,平均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不断扩大。80年代之前两性平均预期寿命几乎是在同步提高,1981年与50年代初相比都提高了20岁左右。1981年以来,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幅度大于男性,到2005年,男性提高了4.3岁,女性提高了5.2岁,因而两性的差距由1982年的不到3岁扩大到2005年的3.7岁。

女性死亡率几乎在各个年龄上也都低于男性死亡率。为了便于分析,我们计算了分年龄死亡率性别比(男性死亡率与女性死亡率之比)。自然地,分年龄死亡率性别比应该大于1,并且按照国际经验应在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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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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