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韦伯与文化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3 次 更新时间:2009-03-17 13: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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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 (进入专栏)  

  一种新的反民族文化的全球文化。然而,只要分析一下这种新世界主义文化的物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具体形态,人们就不会对其普遍性的修辞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所对应并赖以存在的生活世界从来就没有在政治上和文化认同上放弃自己的特殊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你说,人不一定要做德国人或中国人,做一个普遍的世界公民个体不是很好吗?那你只是在表达一种特定的生活态度,它本身则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表象。你也可以说,后现代人都是多样的多面的,人都是随机的,是偶然性的等等,不一定要把自己纳入民族国家或阶级或历史这样的大叙事。为什么要让自己服从于一种本质化的叙述?等等。你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把它拆掉,但这种态度就是捷克裔英国社会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谓的"普遍的、原子式的态度",它要以最小公约数来打掉集体性的种种壁垒,打掉种种"浪漫的、社群式的"人生观。盖尔纳讲的还不是当代,是十九世纪,是德国浪漫派面对工商社会的问题。韦伯的问题可以追溯到这个交叉路口,是这个现代性内在矛盾的较为晚近的表述。他问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是我们身为德国人的基本冲动?这个东西你要不要?第一是有没有,第二是要不要,第三是拿它怎么办?

  虽然韦伯的问题核心在于政治,但他的论述策略是退一步,从经济问题入手。他说,现在大家都讲经济,好像除了经济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其他的问题,好像所有的人都是经济人,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动物。那么好我们看看,就从经济角度来看你又能怎么样。他写道:

  物竞天择的结果并不一定像我们乐观者所想的那样,总是使高等的或者更有经济头脑的民族胜出。这一点我们刚刚才看到。人类历史上劣等民族胜利的例子实在不少。当一个人类社会出现在一个社会组织的原因或者种族特征的原因无法适应环境时,其知识或者精神上的光芒就会消失。

  这句话以当代西方学院的"政治正确性"标准来衡量肯定过不了关,但韦伯要说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有一连串的反问句:你以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就是,谁经济上更强、谁生产技术上更好更进步、谁更会做生意,谁就是一个更伟大的民族,谁就是最终历史意义上的胜利者?不是。首先,高等文明经常被低等文明打败。我们在中国古代史上可以招到很多例子。有的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概括化的观察,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一般是落后民族打败先进民族--先进民族太高贵太风雅太颓废,所以根本打不过人家那些马背上的民族;可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则是越文明的民族越能打败那些所谓的野蛮民族。你现在再骑着马用那些长矛是不可能打赢美国这个武装到牙齿的上天入地的好像整个地球都处在它的包围圈之下的高技术的战争机器,你没有办法打了。

  韦伯这里讲的无非是生存竞争的残酷性--这是韦伯要人始终不要忘记的一点。不要以为现在大家都文明了,大家都做生意就没有真正残酷的生存竞争了。实际上当代人面临同样残酷的生存竞争,只不过这种生存竞争的游戏规则不一样了。以前是打、杀,谁更强壮,谁就能在战场上打赢。现在变成了经济战争,后来变成政治制度的竞争,再后来变成一种全民文化上的竞争,这并没有改变生存竞争的事实,只是说游戏的玩法不一样。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包含着这样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息,这种斗争并不会因为是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不同。和平环境下的斗争与战争状态下的斗争本质上是一样的,但这种本质往往在和平时期不太能被人识别出来。这也和德国法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施密特(Carl Schmitt)认为在非常状态下,主权国家才会展示出它的政治本质的看法相似。德国农民和短工在德国东部,被并不在政治上占优势的敌人,即斯拉夫移民以公开冲突的方式赶出自己的土地,相反他们是在为日常经济生存,在为劣等民族竞争,并在这一无声而惨烈的斗争中变得每况愈下。这里韦伯听上去像个种族主义者,他认为波兰人俄国人就是落后民族,吃草都能活下去;而德国人是个文化更高级的民族,它对生产技术和文化生活的要求更高,所以竞争不过他们。但他这样讲主要还是为了突出生存竞争的无声而非常惨烈的斗争,"他们背井离乡走向黑洞洞的未来"。换而言之--在政治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只有那些被和平的外表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的后代在未来将会享有和平的幸福的生活。众所周知,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就在于它以不断培植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根据这种庸俗的经济学观,政治经济学惟一可理解的目的就是在于添油加醋地促进人类生存的愉悦和平衡。

  我们把这两段连在一起看,就会看得明白。韦伯反对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反的就是普遍幸福的幻象、普遍人性的修辞术和普遍历史的意识形态秩序。

  这还是他的论述策略。但紧接着第二步就提出一个所谓的生存竞争策略的残酷性,本质上的残酷性。然后再下一步,他就来批评这种幸福的外表,这种庸俗政治学观。他实际上是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从一个国家着眼,它的经济利益和它的经济政策能不能划等号?它的经济上的利益和它的政治上利益、文化上的利益是不是一致?韦伯的答案当然是不一致了。韦伯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单人口问题--你只要想想人口问题,每个人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幸福主义者。没有办法想象世界上这么大的人口会真正地达到那种幸福论者所鼓吹的和平、普遍幸福的这个幻想。不可能。无法想象合法的幸福会在未来的某地等待我们。无法相信在这个城市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创造人类自由行动的机会。”演讲中有一个拉丁文句子出自但丁的《神曲》:“lasciate ogni speranza(放弃一切希望)。”这是但丁由维吉尔带进地狱之门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的现状还容纳不下这种简单的幸福主义者,容不下所谓普遍幸福的希望。

  这里我们又一次回到开头的那个自由问题。韦伯这里说的"自由行动的机会"是一种很明确、很通俗的说法。“什么是自由”的问题马上引出了"我们还有没有对自由的追求和冲动"的问题;也就是说,"什么是自由"被还原为"我们到底要什么";什么是德国的自由变成了"我们如何做德国人"和"做德国人意味着什么"。对自由的追求就是对自由的创造,是去创造自由行动的机会。他在后面会说,所有民族真正的历史使命不是给后代留下了多少家产、多少财富,而是留给后代多少自由行动的空间。韦伯直截了当地写道:"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地墓地而思考时,超越我们自己的坟墓来想这样的问题,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这里开始韦伯才真正进入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跟尼采的问题一模一样。尼采认为"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文化的全部问题所在,因此他认为在文化的核心里没有历史;谈这种文化比那种文化先进,谈如何在文化上进步是很可笑的。韦伯认为,这个问题同样也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

  “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高贵的伟大的素质。”这句话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面的指向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一八九五年,德国已在统一以后的三十年里突飞猛进,用马克思的话说,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已经跟英法并驾齐驱。统一后的德国迅速成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国,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跟西方世界处在一种全面竞争的关系中。这是德国历史上一个蒸蒸日上、前所未有的最好的状态。但是韦伯却生出深深的危机感。他考虑了一个很深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不是说我们德国人是不是已经达到小康,下一个目标是要像英国一样富,像法国一样颓废,像美国人一样自由,像瑞士人一样事不管己高高挂起。他说得很简单,他问为什么德国的兴起如此艰难?为什么当年德国人在争取统一时展现出来的政治激情和道德勇气在今天显得不合时宜?如果德国在大国的压力面前分崩离析,分裂成十个小国,普通德国人卸下大国的包袱,难道不会过得更好吗?像丹麦人、奥地利人、卢森堡人、瑞士人一样生活不更舒适吗?韦伯所说的德国人如何生活并不是要问德国人均收入是多少、谁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而是德国人要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是他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明明白白地不是庸俗政治经济学所能解决的。这是一个所谓的价值的问题: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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