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 王志泉:关于中西政治文明的谈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0 次 更新时间:2008-12-29 1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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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 (进入专栏)   王志泉  

  

  王志泉(以下简称“王”):丛老师,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在国内有开创性的价值,您能先谈谈您是怎样开始这项研究的吗?

  

  丛日云(以下简称“丛”)为什么要研究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呢?近代以来,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研究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所遭遇到的西方的挑战,是生死的挑战。这和以往的挑战是不同的,以往的挑战主要是王朝能不能存在,而西方文化挑战是要将一种文化连根拔起。所以我们要认识它,研究它。

  中国人开始研究西方文化时是把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认识中国文化,而我是把中国文化作为参照系来认识西方文化。我们古人是“以史为鉴”,但现代人还要“以西为鉴”,正确认识西方,以西方文化为镜子反观自己,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西方人说,他们研究历史是为了知道“在我们成为我们之前我们是什么?”那我研究他们的历史就是为了知道“在他们成为他们之前他们是什么?”但我们先辈们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把当时的西方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作比较,当他们说西方怎么样的时候,说的都是同时代的西方,讲中国的时候,说的都是传统文化。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虽然已经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传统还是很强大的。他们是拿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当代或者近现代比较,并不是把中国前现代的和西方前现代的文化相比较。

  

  王:可那时也出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今天的后学都很尊崇他们。

  

  丛:我也敬重他们,因为他们是先躯。他们的成就更多地是在哲学和一般文化研究方面,就政治文化领域而言,他们的成就是有限的。他们讲西方的时候,往往是一种宏观的印象。所谓学贯中西的大师们对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几乎都没有以一系列的专题研究做基础,都是总体的和宏观的概括,是一种观察得来的印象。他可能看到某一点,然后就以这一点做概括。但是,如果没有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时代的一系重大问题的专门深入的研究,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宏观把握就不可能准确,所做的概括、归纳也是建立在沙滩上的。

  可以说,中国百年来搞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都没有这样的研究基础。比如说研究西方的传统政治文化,你得对古希腊的城邦,城邦背景下的公民文化,古罗马的共和制度、罗马法,基督教的政治影响,日尔曼人的政治传统,封建主义及其政治影响,中世纪后期的城市政治文化等等,都有所了解。这是按照块块划分的。还有些具体的专门的问题,比如西方人的自由理念,你要了解古希腊人的自由,罗马人的自由,中世纪的自由(城市自由、教会自由等),近代的自由,就是自由观念的演变。比如从混合政体到现代的分权制衡的漫长的演进,比如说西方的法治传统,希腊、罗马、日尔曼人,虽然属于三个族群、三个历史阶段,但他们对法律的尊崇是一贯的。比如西方近代人权观怎么汇聚了不同的因素,经过怎样的过程最后形成了现代的人权观念。还有民主,古希腊的民主,罗马的共和民主,中世纪的代议制民主,教会和修道院里的民主,城市的民主,这些怎样转型为现代的民主。既有制度的发展,又有理论的演进。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个个人主义内涵是什么,在现代个人主义形成前的个人是什么样的,也就是前个人主义、半个人主义的形态是怎样的?必须对这些重要的问题都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然后才能对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做出一个比较恰当的归纳。

  我也曾经翻看过国内前辈学者写的这个领域的东西,觉得可借鉴的很少。使我吃惊的是,像“关涉大家的事要得到大家的同意”这一句话,是中世纪民主的基本原则,国内没见有人介绍过。人们只知道“没有代表不纳税”,但这是从前面那个更一般性原则引申出来的一部分。还有像格拉修斯谈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关系的那两封信,对西方政治文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本,其地位决不下于《大宪章》、《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但国内也没有人完整地翻译过。在我介绍它之前,国内几乎没有人引用过它。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国内学界对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了解的程度。

  建国后学者的局限性更大,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局限,阶级斗争史观、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等等,跳不出这个圈子,就不能客观地认识历史。我的书则完全不受这些教条的束缚,那一套陈腐的概念和理论,我完全不予理会。除掉这个有色眼镜后,我们才有可能做到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历史学家就怎样叙说”。

  要认识西方政治文化传统,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我们得超越史学界、政治学界、哲学界的条条块块的分割。比如史学界,往往搞上古史的不懂中世纪,搞中世纪的不懂近现代,就搞他那一段。这是块块分割。还有条条分割,比如搞政治思想史的只了解政治思想家的名著,而不懂历史。如果讲历史背景的话,往往是抄来的,所以讲的政治思想与它的时代背景往往是两层皮。很多搞政治思想史的人不懂历史,尤其是不懂文化史、经济史、宗教史,不懂哲学史。

  

  王:学者们似乎都会有学科的局限,知识结构的局限。

  

  丛:是的。比如哲学界,他们搞西方哲学史,长期不搞政治哲学。当他们涉及一个哲学家政治思想时,是归纳他的政治观点,用来确认他的政治立场、阶级属性之类。哲学界开始重视政治哲学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前很少。

  

  王:的确,如果要全面认识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不是单一学科范围能够解决的,必须超越学科划分的限制。

  

  丛:我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进行了超越:一是摆脱了过去那种僵化的历史观念,还有就是超越了那种学科上的条块分割。我试图在全方位地了解西方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历史的、人类学的知识的基础之上来勾画西方政治文化传统。这也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达到专家水平,实际情况是,我在任何一个专门的领域都达不到专家水平,也许政治思想史领域除外。

  另外,我们还必须有当代政治学的知识储备来认识历史上的政治思想。比如,我们谈历史上的民主,得以当代民主理论作为参照,这一点往往是搞史学的一个薄弱环节。

  我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作一个宏观的阐述,就是要超越这些东西,从整体上来认识西方:西方的传统是怎样的,现代的西方是怎么来的。那里面有很多问题我写得比较匆忙,没有展开,后来又继续研究,但都没有否定我当时那本书里写的内容,都是那本书的进一步的发挥。比如说“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后来我把这个问题又扩展成一本书,就是我的博士论文。将《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相关的内容都吸收进去了。

  

  王:您认为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是具有本质的区别呢,还是只是一些次要的区别?

  

  丛:我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中西文化或者说各民族文化原来是走在一个平行的轨道上,如果不是西方文化的扩张,它们永远也不会相交。并不是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是一条轨道,只不过是西方先走一步,我们落后一些,世界各民族都在一条路上走,奔向一个最终的目标。我的理解是中西两种文化是各自独立发展,走在平行的轨道上,是中世纪末开始的西方文化的向外扩张,把全世界卷入了这个漩涡,遮断了中国文化正常的进程,使中国文化被裹挟着进入西方文化的漩涡。如果不是西方文化的扩张,而是让中国文化在自己的道路上发展,即使再过一千年、一万年,中国也不会出现民主和法治。就像中医即使再发展一万年,也还是阴阳、五行、经络、穴位、望闻问切,不会出现细胞、病菌、病毒,什么CT,什么核磁共振,它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走在不同的轨道上。就像草不会长成树一样。

  我们中国人经常有一个困惑,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那么发达,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这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伪问题,当然,所谓中国古代科技发达的说法本身就有一些假象和误解,跟我们的宣传有关。中国如果按照原来的轨迹发展,再有一千年一万年,也不会产生现代科学。可能会有中国自己的一些“科学”,是什么我们现在无法想象,但不会是西方式的现代科学。

  

  王:就是说,中西文化完全是两种类型?

  

  丛:是的,完全是两种类型,不是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

  受一元历史观的影响,我们习惯于将不同文明摆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不承认不同的类型,看不到它们实际上处在平行的轨道上。比如我们经常讲,我们在唐宋时代——相当于西方的中世纪前期,我们比西方发达,只是后来我们落后了。如果截取公元5到10世纪,日耳曼蛮族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几百年,西方是所谓“黑暗时代”。那时整个西罗马帝国的地盘上是蛮族人的天下,而同时代的唐宋是处在一个比较辉煌的时代。但是这种对比我们忽略了一个什么东西?第一,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虽然发展水平低——日耳曼蛮族刚从丛林里出来嘛,但他们的速度非常快,变化非常快。所以到10世纪尽管他还是黑暗时代,到11—12世纪才开始过上一种有秩序的生活,但是到14、15世纪,就已经把所有的民族都甩在后面。唐宋时期虽然发达,但是再过几百年,还是那个水平,说不定有的领域还倒退了。第二,从5到10世纪,在西方孕育了一种新型的文明,只有这种文明才能发展成现代文明。哪怕那五个世纪只是黑暗时代,哪怕日耳曼人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但是在这种混乱的时期,日耳曼的、罗马的、希腊的、基督教的、犹太教的、阿拉伯的因素在这里混合之后,孕育出了一种新型的文明。这种文明注定会成长为一种现代的文明。5到10世纪就注定了西方要在现代领先,要征服全世界。而中国完全是另一个类型的文明,虽然你在这个时候比它的发展水平要高的多。就好比树苗只有一寸高,而草有一尺高,但这个树苗注定将来会超过这个草,就是这个意思。它是两个类型,我们往往忽略这个问题。

  

  王:那么,两种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是怎样呢?

  

  丛:西方传统社会是前现代的,甚至是准现代的。你看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许多东西,离现代就只是一步之差。你看雅典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即使当代发达国家的公民也无法相比。你看希腊时代的科学,已经是相当现代了。亚里士多德对动物植物的解剖分类,阿基米德对圆周率的计算,还有那时形成的几何学、逻辑学等等,直到现在我们还用着。像亚里士多德所进行的学科划分,我们今天基本上还沿用着。你看罗马法,是世界上唯一活的法系,到现在世界各国立法,直接使用罗马法的概念、原则、技术和理论,别的法系几乎都成了死的法系。你可以看,我们今天的民法是从《大唐律》、《大清律》来的多呢还是从罗马法来的多呢?罗马法就是西方文明的一个象征或者说缩影,它是活的,它是现代社会法律的重要来源,别的都是死的,是化石了,成为纯粹的历史了。

  

  王:我们的政治学是否也可以这么说呢?

  

  丛:是啊。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虽然现代化水平还不高,但如果一个几百年前的中国人活过来,会不认识。什么主席总理呀,皇帝尚书哪去了?什么党的领导呀,把真龙天子往哪放?见到真龙天子,怎么不磕头,却去抓他的手?在形式上,很大程度在内容上,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源于西方。政治学也是如此。我们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都源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正义、法治、政体等,都源于西方,都需要按西方的语言传统来进行诠释。讲民主,我们得从希腊人对民主的理解谈起,不然,按中国的传统诠释,就是为民之主,为民作主。讲自由,我们得到西方的语境中去理解,那里才有政治法律自由。在我们祖先那里,自由只是一种心境。至于人权,我们传统的语汇中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老祖宗也创造了一整套政治学概念,我们后代都把它送进历史博物馆了。

  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关系却不是这样,它是前现代的,它迈过一个门槛,就发展为现代的了,它向现代文化的转换是自然成长的。比如说英国的议会制度,什么时候是中世纪议会制度,什么时候转变为现代议会制度,基本上没法划一个清晰的界线。这本身就说明它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连续的传统,它的现代是从传统社会直接成长起来的。所以说西方的古代社会是前现代的。而中国的传统则是非现代的,不过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包含有一些现代的因素。比如政治的世俗化、社会身份的淡化和社会的平民化、系统的官僚制度以及相应的税收财政制度的建立等。有些民族的文化传统则完全是反现代的,比如一些原始的民族。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还有一部分东西能和现代相容,虽然基本上是相斥的。所以中国的现代政治文明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嫁接形成的,有的民族,这种嫁接也不会成功。

  

  王:那么,西方人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传统的呢?

  

  丛:西方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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