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孚: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0 次 更新时间:2008-10-24 22: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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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孚  

  实际上是把作为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的“人”和具有思想和意识的人排除出去了,把历史发展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排除出去了。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的规律没有区别了。

  马克思这种把生产力作为唯一的决定历史发展因素的历史观被马克思主义者定名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更确切的说,应当是物质生产力决定论的历史观,这似乎更符合马克思理论的实际。

  由于马克思过分强调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思想、意识、观念、政治等方面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不同意,恩格斯在他晚年不能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对反对的意见进行反驳,对马克思的关点进行辩护,这些反驳和辩护都是在恩格斯去世前几年内与人通信中进行的。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提起唯物史观,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实现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荒诞无稽的空话。”“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反映出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对不同的思想观点进行反驳时说:“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的观念: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他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辨证地看成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视了相互作用。”在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致弗特尔乌斯的信中说:“并不只是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以上都见之于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关于这方面的辩驳还有一些这里不多引用了。

  以上可以看出,恩格斯虽然驳斥了别人对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力是唯一的起决定作用的历史观作了片面的理解,但也同时承认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不能不承认,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与物质生产条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相互作用。但是恩格斯却把马克思这种理论上的片面性说成是由于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当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它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恩格斯1890年2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然而马克思本人对自己的理论的叙述却是十分肯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的状况等等。马克思就是用这样明确肯定的语言来肯定只有物质生产力才是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完全否定了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任何作用。并不是像恩格斯所说的因为没有时间和机会“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从一个片面的观点出发论述了历史的发展,必然要脱离历史发展的实际,从而导致马克思所发明的理论不但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而且马克思根据他自己的理论对他自己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的历史可能发展的预测以及他所做出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的估计和由此而作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等等也都是错误的。

  

  二、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

  

  根据以上的论述,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是参与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必须从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去研究历史,找出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真正了解历史,解释历史,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

  事实上,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还不仅仅表现在物质生产力和思想、意识、社会、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的复杂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这种关系所产生的条件上。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中进行的。发展不能离开条件,条件制约着发展,条件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发展,这对历史的发展也是一样的。事实上决定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之间,原因和条件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不是用一个简单的规律就可以概括的。东方和西方在历史发展的早期都产生了氏族制度,都是以农业生产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但仍然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这种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到了今天还在影响着东方和西方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情况说明只有对历史发展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和条件根据实际情况作符合实际的分析才能真正认识历史,了解历史。仅仅用物质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是不能说明历史的真实发展的。为此下面从东方和西方的历史的实际发展来说明决定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和条件是怎样发挥各自的作用。

  中国是东方古代文明先进的国家,我国的古代文明产生于内陆,依靠农业生产作为生活的来源。农业生产方式把人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氏族之中,形成一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社会,把人束缚于氏族血缘纽带之中、屈从于以王为首的氏族贵族的统治之下。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欲求都消失于集体之中。王的统治很早就获得了绝对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的历史中没有产生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意识,而只能产生极端集权、无视个人的存在和价值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的原因。

  我国的无视个人存在和价值的封建专制的思想意识以及在这种思想意识中所产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在我国所特有的绝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制度中经过长时期的不断完整而形成的哲学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在西周早期就已经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但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到了西汉早期,董仲舒提出了“君权天予”,“唯天子自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主完神〉)。”皇帝的权利已经来之于天,皇帝是天的儿子,代替天来统治人民,这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是一种依靠天来进行统治,还是带有强治性的。真正把君权变成一种客观的真理,服从皇帝就是服从客观的真理则是北宋的朱熹所完成的。朱熹发明了“天理、君权”的学说,皇帝的权利并不是谁所给予的,而是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天理”,也就是“理”,“理”是先天地、先宇宙而存在的,是宇宙、自然、人以及万物的本源,正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是先天就存在的,这种“绝对精神”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朱熹的“理”也是一样,“理”产生了宇宙、万物和人,并且产生了君权和维护君权的纲常伦理,君和君权就是在这种“理”的实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君作为统治者,君权作为一种人必须遵从的伦理,体现为“三纲”和“五常”也都是“理”的体现,“君权”就是“天理”人遵守纲常伦理不是来自任何强制的力量,而是“天理”所使然,“天理”体现为人的本性。因此,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记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大札》)。”这样,遵守纲常伦理就是遵从“天理”,就是人的至高无上的美德,违背纲常伦理,就是逆天,就是违背做人的道理,就为世所不容。朱熹也看到,人是有欲望的,人如果追求欲望就很容易产生“非分”之想,就会影响对纲常伦理的绝对服从,因此,追求个人欲望的思想必须扫除干净,才能自觉自愿地为实行“三纲”而献身,因此,人欲就成了一种绝对的恶,于是朱熹提出“明天理、灭人欲”,而且要“灭净人欲”、“复尽天理”,使人没有任何欲望,在心中只有“天理”,纲常伦理才能真正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这种思想一旦出现就为所有的专制统治者所拥护和倡导,不但历代皇帝如此,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例外。共产党员是一种特殊材料所造成的,共产党的伦理中,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只有党的利益,没有个人利益,因此要消灭一切私心,等等,实际上只不过是我国传统纲常伦理的复活。

  当然,“三纲”哲学及其伦理道德体系是约束人民的, 不是约束皇帝的, 皇帝的权力来自“天理”,就不可能受民间的约束, 于是皇帝的奢糜无度, 敲骨吸髓的剥夺也是不受限制的。但小农经济的生产率是很低的, 不可能供应这种无限制的剥夺, 于是把有利可图的商业收为官营,比如盐、铁的经营从来就为历代皇朝所垄断榨取, 以利所得专供应宫庭和官僚的奢糜无度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民营商业是难以发展的。即便在我国也有过民间商业的发展。例如晋商和徽商都在北宋兴起,在明清两代有较大的发展,晋商不但经营商业,而且经营票号,从事汇兑业务,是我国金融业的前身。晋商足迹不但遍及全国,而且远达印度和俄罗斯。徽商遍及长江中下游,都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本, 为我国早期的商业和汇兑业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最后都被清廷所抄没, 供皇宫的奢糜无度的挥霍。这说明在一个绝对专制集权的制度下面, 商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没有商业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准备条件和积累资本,真正的工业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了工业革命只可能产生于西方而不可能产生于中国一方面的原因。

  到了清末,由于西方的侵凌,不能不实行变法,但是仍然要顽固地维护绝对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即使打开国门,实行变法,也只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固守自己的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张之洞就是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积极倡导者中最重要的清末大臣。他极力主张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主持创办汉阳铁厂,建立了当时在东方最大的现代化钢铁企业,但是他认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政之大本,人伦之大防,”是绝对不能变的。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顽固守旧的思想就为我国一直到今天所有的专制统治者奉为圭臬,只不过是不断地改变其形式而已,使我国的历史出现惊人的停滞。甚至在建国之后,经过三十年的封闭和专制统治,造成了各方面的极端落后而又不能不再一次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还仍然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来把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世界潮流拒之于国门之外,实际上仍然是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准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准改革政治体制,以致经过二十多年长时期的改革开放,许多改革中的重要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由此可见,历史的发展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我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一种违反人性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它必然要不断巩固自己,形成极大的阻力,阻碍历史的前进。

  在西方,从很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商业和交换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社会,商业促使人的流动,鼓励个人的发展,促使人与人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不但很早就破坏了氏族血缘纽带,消除了以王为首的绝对集权的专制统治的土壤,给人的发展以自由的空间,思想的解放和人自身的觉醒,形成一种开放的和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人不满足于现状,使人产生了追求、探索和进步的欲求,从而产生了与农耕民族完全不同的精神文明。这种文明一旦形成,就成为人自身的发展,从而为历史的发展开拓前进,与东方文化和历史的停滞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具有独特的发展观的古代文明的形成从古代的希腊就开始了。

  在古代希腊,由于地理条件,很早就鼓励了希腊人从事海外商业活动,航海和海外商业活动推动了个人发展的欲望和创造的才能,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自信,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相信是人不是神是宇宙的中心,很早就产生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因而很早就能够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相信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相信自然界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神的创造,而且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从而开始对自然的探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创造出以个人的权利为中心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法律制度以保障这种民主制度的实现。古代希腊人的这种探索精神在政治上形成了西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最早的传统,他们对自然的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早的开端。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学的文明传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造成西方和东方历史的不同发展的趋向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应当说, 古代希腊人所创造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是有缺陷的, 往往成为煽动公众进行派别斗争的工具,成为造成雅典没落的一种原因。对自然的认识还是一种智慧的猜测,但是它却使人认识到自身的力量,相信人的理性和智慧能够使人达到完美,认识到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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