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最后的绝唱::1948年前后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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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这次论争而澄清许多问题,更加坚定他们的奋斗;那些假冒伪善帮闲帮凶的伪自由主义分子,也将因这次论争而显现出本来的面目。所以,这次论争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有很大的益处[9]。

  

   三、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新认识

  

   政协决议的破坏、中间路线的破产及民盟的解散,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者政治运作的失败。1948年《大公报》发起的关于自由主义讨论,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在现实层面的政治运作失败后,从学理层面所作的理论反思和思想总结。如果说上述关于自由主义讨论是自由主义者与左翼人士之间产生的分歧的话,那么在这场自由主义讨论中,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思想作了积极探索,并根据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实践,修正了一些观点,深化了一些问题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个人自由与大众民主关系的新认识。《大公报》社评公开申明:“我们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如果人类依然逗留在游牧时代,则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无妨或成为同义字。人们既集居一处,且分为国家省郡,个人自由与集体安全间必须求到和谐。个人根本是集体的成员,一人患贫穷或愚盲之影响全村正如其患麻疯一样。放下道义,即单从利己主义出发,资本主义所支持的自由企业——即是自由剥削,也是死路一条。本此,在经济上我们赞成公用事业国有,也希望生产工具尽量不属于个人。中山先生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迟早兑现。在文化上,我们拥护至少以初中为标准的义务教育。为了培植民主真基础,除坚持学校育才之外,不兼营政党斗争。在政治上,我们绝对赞成普选,但普选的真实基础在义务教育,否则普选永远是一种幻术。在财政上,我们拥护课富的赋税政策。”在这场讨论中,人们对自由的内涵、自由主义的理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张申府指出,今日讲自由至少应注意三点:第一必须是人人自由。人人自由,乃无侵略自由、压迫自由、剥削自由。第二是要积极自由,不要消极自由,要有生存自由、学习自由、工作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第三要切认自由与组织相反相成。无自由,组织不能充实健旺;无组织,自由不得充分发展。要自由的组织,即有自由的组织;也要组织的自由,即有组织的自由。组织正予自由以机会;自由才使组织有“灵魂”。自由在组织之中,成自觉的自由;组织于自由之下,乃是自觉的组织。他强调:“中国今日唯一可能路线,自也要前进的,革命的;人民的,民主的;科学的,即也要利用科学,发展科学,更使科学服务于人民。”[13]施复亮亦指出:“自由主义者始终要求进步,不断从变革现状中求取进步。进步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没有进步,就没有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者所要求的‘自由’,只有在进步的环境中才能实现。所谓‘进步’,就是更多的人民获得更多的‘自由’。……团结进步的力量,联合进步的力量,推动中国走上进步的道路,这应该是今天中国自由主义者责无旁贷的责任。”[14]

  

   第二,关于计划经济与思想自由关系的新认识。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主张“混合经济”,主张经济民主,效法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以计划经济增加生产,并使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下来,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贡献。张东荪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换言之,即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乃得到新的生路。”他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的名词。资本主义、法西斯都可采用计划经济。只有“用社会主义为原则以作计划方能为进步的计划经济”。所以,中国今后必须采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只有这样方能大量增产”。中国为了发展生产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尤其必须采取进步的计划经济,但如何处理经济方面的“计划”与思想方面的“自由”的关系,张东荪主张,在采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同时保留思想文化上的自由;既要促进生产,又不能损害“自由”。他强调:“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决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所以使这二者(即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相配合,便不患将来没有更进步的制度出现。”生产既然要用计划经济,则势必影响到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由,如何处理社会的计划性与思想方面的自由的关系,张东荪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计划是以增加生产,使全体人民生活水准提高为目的的,则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产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产降低,则都应该在限制之列。”[15]在经济等方面采用社会主义计划方式,在思想文化方面保持自由,是多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

  

   第三,关于革命与改良问题的新认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多主张和平渐进的改良,不赞同暴烈的武装革命。但在1948年的讨论中,自由主义者对革命与改良的关系的认识有了较大变化。《大公报》社评指出:“我们认为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否则一定无济于事。”开始承认革命的合理性。施复亮也指出:“统治者剥削或侵害人民的自由,自由主义者便要毅然决然地站起来反对统治者,为人民争取自由,所以在人民的政权不曾建立起来或人民的自由不曾获得切实保障以前,自由主义者必然要跟广大人民站在一条阵线上去反对统治者。自由主义者多半希望采用渐进的改良的方法去求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但当他发见了统治者顽固反动,绝无改良希望的时候,他也会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4]在1946年出版的《理性与民主》中,张东荪对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把革命当作目的,当作一种长期的过程的作法:“我敢正告社会主义者中对于民主有感情的人们:我们在马克斯与恩格斯的文献上不是寻着建立共产社会如果万一竟有不由革命亦未尝不可的一类话么?可见他们……始终把革命当作手段。手段之使用与否须看目的之达到如何而定。只须达到目的即不限定必用这种手段,而把革命当作过程,且当作必然的过程。一切弊病即出于此。”[16]而到1947年10月所作的《论政治斗争》中,他却说:“但我现在来讨论斗争,却亦十二分承认斗争是一个铁样的事实。斗争的由来是由于有个斗争的对象。人类社会所以不能达到理想境界就是由于有人或一些人甘心作斗争的对象,来和全社会的福利挑战。”[17]这显然是一个重大变化。1948年7月20日,张东荪在《北大半月刊》第8期上发表《纪念闻李二先生——民主与革命之关系》,他将革命与民主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民主主义与革命是密不可分的,表示了对革命斗争的同情。他指出:“须知民主与革命分开这不是民主的原义,乃只是后来的态度。”他劝告那些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说:“须知历史上所有革命期前都有平和改革的尝试,只是因为不能成功,所以才迫得不能不走革命的路,并不是开始即主张革命。民主不易由平和而得,历史早告诉人们了。”他断定,“历史上所有民主的实现没有不是由于流血所换的。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革命的例外,而不是常轨”。他公开承认革命有其客观性,并强调革命的爆发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与实际境况密切相关的问题;革命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乃由革命的实际境况决定。他阐述道:“一个国家的政治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也就只有革命这一条路。”[18]

  

   第四,关于自由获得方式的认识。施复亮指出,自由主义者所走的道路,不但不排斥别人同路,而且极端欢迎别人同路。自由主义者必须认识自己所走的道路,只有获得广大人民中间的一部分或一份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样,自由主义者的目光才会看到多数人的自由,不止看到少数人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必须以自由的性质、种类、范围,以及获得自由的人数的多寡,来衡量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自由程度。在国共两党统治之下,哪一个区域自由比较多些或者更不自由些,也要拿这种标准来衡量。自由主义者不但不能满意国民党统治,应当努力争取“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也要有勇气争取“自由”;但他所争取的应当是多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施复亮对中国民主自由之获得方式作了认真研究,认为自由和民主是要人民自己用力量去争取的,不是任何人所能恩赐的。他说:“不仅国民党不能赐给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就是共产党也不能赐给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只有到了一国的政权真正被掌握在多数人民的手里,由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决定一国的政策,才算真正实现了民主,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永远跟人民站在一道,也就能够跟人民一同争取并保障自由和民主。自由主义者倘若能够跟广大人民共同争取自由和民主,能够在民主运动中表现自己的力量和作用,也就必然能够保障自己和广大人民的自由。我以为保障人民的自由要靠人民自己,保障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也要靠自由主义者自己。而且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要是用来保障广大人民的自由的,不仅是用来保障自己的自由的。”有人说: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人民固然没有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人民也不见得有自由,甚至更不自由;还有人说:国民党固然不肯给我们自由,共产党也不见得肯给我们自由。对于这两种议论,施复亮强调指出:“第一,中国国民党不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我们不可用完全欧美政党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这两个政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当前的实事。第二,在内战时期,尤其在战争区域,为了军事的目的,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的,也不会真正的实现民主。在这时期,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要实现真正的广泛的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的各种自由,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恢复以后。”施复亮强调“保障人民的自由要靠人民自己,保障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也要靠自由主义者自己。而且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要是用来保障广大人民的自由的,……倘使自由主义者能够这样来利用自己的自由,那就一定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他认为“这是今天中国自由主义者争取自由的正确道路”,因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这是第三种力量,也是一种民主力量。这一力量的动向,对于中国前途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施复亮将获得自由的重任托付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他指出:“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主义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于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14]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乃至失败的现实,使不少自由主义者更冷静地看待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处境及未来命运。张东荪回顾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发展演变历史之后,把自由主义分为两种:即政治的自由主义与文化的自由主义。所谓政治的自由主义就是旧式的自由主义,具体而言就是民国初期的宪政论,如制定宪法、进行选举等等。这样的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放任政策,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从而形成“贫富不均”、“对外愈趋于侵略”等弊端。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推车撞壁之时,中国焉能如西方18世纪那样实行政治的自由主义?所以,张东荪认为,这种民国初年的宪政主义“决不足为今天战后立国与建设之方针”。他承认“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今天二十世纪已是过去了”。所谓文化的自由主义,在张东荪看来,只是一个批评的精神与一个忍容的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他说:“所谓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却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很有不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可以形成一个党,或名为自由党,或名为民主党。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不须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何种学说或思想,只要由严格的逻辑推出,有充分的实事为证据,换言之,是由于科学方法而成,则都可为文化的自由主义者所承认。”他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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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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