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站起来吧!——读何方《党史笔记》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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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特别是造成人力、物力、时间、精神的巨大浪费,还为以后许多运动开了不良的先例……”其“手段的残酷无情,像薄一波、曾志等描述的延安中央党校和任仲夷等回忆的北方局党校的情况(比这更严重的还有),较一直批判的所谓‘王明路线’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知要厉害多少倍……(《党史笔记》第236、306、332页)” “经过整风和抢救,几乎全体干部的人性、人权以至人格俱已被‘整’掉,提高了缺少独立思考、只知服从的党性。问题还在于,这种‘无法无天’竟成为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抢救运动不只是以言定罪,而且无言(缘)无故也可被任何单位抢救关押、刑讯逼供……建国后。我们党在全国执了政,但仍然执行的是‘无法无天’政策。毛泽东亲自领导和主持制定了他自己称之为国家临时性的根本大法——《共同纲领》和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而擅自废弃《共同纲领》和带头破坏宪法的正是毛泽东自己。他从来不把法放在眼里,一切都按自己的意思办,直到最后和林彪一起制造了个‘国家主席’事件,就来自他要擅自取消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党史笔记》第627页)。” 抢救运动的做法与在中央苏区的抓“AB团”、改组派等,以及建国以后的反胡风、肃反、反右、“文革”等都太相似了,抢救运动只是这一系列运动中不可或缺的、承上启下的一环。

   “抢救运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直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禁区,比中央苏区抓‘AB团’还要严格。因为‘AB团’后来一般都把责任推给尚未成立的‘左’倾中央和并不存在的王明路线(即使按许多党史书上的说法,也是大抓‘AB团’后的四中全会才出现所谓‘王明路线’),但抢救运动却无法可推,只能干脆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抢救运动的禁区也打开了一条缝,露出了一部分真实情况……”但这条缝很快又封上了,而且随着康生的被揭露,这段历史被作了修正:“名称从抢救运动变成了审干运动,时间从两三年变成了十来天,特别是发起者和领导者从毛泽东变成了康生……”(《党史笔记》第300、301、334页)

  “抢救运动”及“抓AB团”等表明毛的过错的历史事实,在两个《历史决议》中全部隐掉了,自然在各种正史中也无反映,在中学历史课本中全都阙如,其结果便是这类悲剧得以一次次反复重演,而且手段一次比一次“高明”!

  何方说,《历史决议(一)》和《历史决议(二)》是紧密相联一脉相承的,它们一起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的基础,及历史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两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实际上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制造,后者是维护(《党史笔记》第646页)。几十年前我们所学的中国革命史,及现在中学生学习的中国历史的有关部分,都是根据这两个《决议》来编写的,甚至有一段时间干脆是直接学那本谎话更多更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书是胡乔木根据《历史决议》撰写,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几十年前我们在大学里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并没有读多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而是读那谎话连篇的《联共(布)党史》。那篇《改造我们的学习》至今还是高中语文第二册的第一课;粉碎“四人帮”后我在语文课中教过的《整风文献》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整顿党的作风》(节选)等等。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曾经有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节选,不知现是否还有?在文革中我的罪状之一,就是我在课堂上讲了刘少奇的这篇大毒草!真是岂有此理,课本中有,我能不讲吗!据说现在大学里那门相对来说谎话比较少的《中国革命史》课已被取消,代之以选材更为“严格”的《毛泽东思想概论》了……这就更好了,所有不明历史真相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肯定都相信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都相信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于是,当这样的党、这样的领袖发出号召或指示时,自然会无不群起响应,无不敲锣打鼓地欢呼,结果就会是已经重演了多少次的历史悲剧的重演!君不见,现在就有人在网上说“毛泽东不是神,但比神更伟大”吗?君不见……

  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奇怪的倒是这:

  在延安整风结束时举行的,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党的七大上,那些了解真实情况的、我们曾经那么崇敬的老革命们,都说了假话、大话、空话,都加入了制造个人崇拜的大合唱,如任弼时、周恩来、朱德等,连敢于提意见的彭德怀也没有例外,甚至连我看了此书后十分崇敬的、延安整风的主要对象张闻天(之前我对他是一无所知)也这样!而毛泽东对这些歌颂均一概接受,同意把一切好事都挂在自己的帐上。正所谓理直气壮地、名正言顺地当“代表”!(《党史笔记》,第501-502 页)这当然与这次大会是经过三年的整风和开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之后,在思想认识完全统一的基础上,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操作之下召开的,发言稿都事先写好并经过审定有关。但是,何方又说:“高级领导层对毛泽东思想的拥护是真诚的,多数人以此为准绳的检讨主要出于自觉自愿……不能说完全出于毛泽东的‘精心安排’。(第229页)”在另一个地方又说:“但要说他们对自己的过头检讨和对毛泽东的过头颂扬,都是出于本人的真实认识和真实感情,恐怕也未必,特别是对多数了解情况的上层人士是要打折扣的。对他们来说,参与制造个人崇拜,除了主要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景仰、钦佩、尊崇外,也还掺杂有其他因素,如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党史笔记》第533页)”这些话不是互相矛盾吗?在我百思不解时,又是鲁迅的《灯下漫笔》给了我答案,这“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对于这种现象,鲁迅是这样分析的:“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这不正是个人崇拜/个人独裁之树,得以发芽并生长壮大的气候和土壤——外部条件/外因吗?几千年专制统治下的愚民教育,已经把这种心理积淀成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了。好好看看鲁迅笔下的阿Q吧,他便是这种性格的典型。要改造这种心理/性格,必须从孩子开始,这便是鲁迅一再呐喊“救救孩子”的原因。然而……八十八年过去了,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革命革掉的只是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为了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中国人任重而道远啊!

  根据马克思对农民的评论,这只是一场农民革命而已,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长期以来,人们尤其是革命者们都耻于说这是一场农民革命,可毛泽东却是心知肚明的,他早就说过,当代“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为农民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还“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革命军队,也只是“穿起军服的农民”(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开始的依靠对象就是被赞为‘革命先锋’的‘痞子’,即‘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以及‘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见《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书店版第25、27 页。)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后正式出版《毛选》时,这些话都作了删改。《党史笔记》的作者说,毛泽东的讲话或文章在收进建国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几乎都经过重大修改,有的还是多次修改。毛“修改发表过的文章或重写没发表过的文章也许称得上空前(《党史笔记》第35、98页)。”]总而言之,毛泽东看准了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从而公开表明贫农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相反,有知识的分子倒是不革命的、最愚蠢的,一再号召他们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相应地,农民也就必然把他视为自己的代表了。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却认为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1卷,第261页)”

  现在我明白许多回忆录之所以人云亦云的原因了:或者是自觉的,他们仍然要做驯服工具,要与两个《历史决议》保持一致;或者是自发的,他们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是一个农民,所以他们还必须维护毛泽东对自己的代表。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就应当知道这句话: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4页)

  何方说:“我在回顾以往时,总想到自己过去犯了不少错误。其中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由于中个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图蒙混过关的私心重,所以不但自己承认反‘三面红旗’(也就是反党反毛主席),还参加了揭发批判张闻天反‘三面红旗’,从而造成了终身遗恨……加之后来看到对张闻天的平反也很不彻底,所以决定,作为赎罪之一法,想响应杨尚昆‘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的号召,写一些有关张闻天的材料,而谈论整风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延安整风实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影响之大之久,恐怕要超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学习党史中,重点从张闻天转向了延安整风的原因。”这本书是他深刻的反思,真诚的忏悔。又一个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的耄耋老人站起来了,他可以毫无愧色地去向马克思汇报去了……

  不,我说错了!不知这习以为常的话,“马克思主义者死后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的源头来自何处?也不知究竟有谁被马克思接纳了?据说当年列宁去世之后,曾流传过这样的故事:列宁去向马克思报到,到了天堂门口,敲门求进。守门人问:“你是什么人?”列宁答:“我是马克思‘资本’的利息。”马克思在里面听到了这话,当着守门人的面把天堂大门关上了。而且有趣的是,故事的前半是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中流传的,后半则是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补充的。显然,在马克思的故乡,人们了解马克思不要人们把他看作神,他甚至说“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过:“我們兩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聲望看得一錢不值。舉個例子就可證明:由于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惡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復,偶爾答復,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8─289页)。”那自称“马克思+秦始皇”,连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资本论》都没有读过的人(见《党史笔记》第85页),会被马克思接纳吗?

  馬克思还有一句話:“不管專制主義如何反復無常、怎樣荒謬和卑鄙,但它還是適合于統治那些除了自己主子的專橫以外從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这句话告诉我们,“除了自己的主子的专横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人民,即愚弱的国民是专制主义/个人崇拜产生的气候和土壤。因此,为了清除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得以滋生的气候和土壤,我们必须站起来,反思我们为制造和宣传个人崇拜所做过的一切,使自己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能独立思考的、具有批判能力的自信的现代人;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这当然包括历史,真实的历史!法律其实就是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其作用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能再继续“无法无天”了!

  愿假话、大话、空话从孩子们必读的教科书中消失,“救救孩子”!

  愿尊敬的何方先生健康长寿,完成他全部的写作计划,多为历史和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真实的见证。 因此因此

  愿“站起来”的人多些!再多些!!

  

  2006年8 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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