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政学系探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74 次 更新时间:2007-12-16 22: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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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同年八月又发生了陈炯明‘漳州回师’的变化。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激进派重回广州掌握军政 府。李根源的残部和桂系的主力一并给孙中山的粤军消灭了。嗣后中山打平两广,政学系久为中山所痛恨,自无立足余地。迨炯明背叛中山,政学系又向炯明送秋 波,希冀合作,然炯明对政学系无好感,政学系终无法乘间。

   孰知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这山穷水尽之时,北方政局,峰回路转,又是一番柳暗花明。原来民国九年七月底,直皖战争之后,与政学系有相当渊源的直系军人曹锟和 吴佩孚,想乘机肃清皖系在中央政府残余势力所寄生的‘安福国会’,和该国会所产生的总统徐世昌。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徐世昌终于民国十一年六月被迫去职,同 时‘安福国会’解散,旧国会二度恢复,黎元洪也作了第二次的总统。这时本来‘妾身未分明’的政学系旧国会议员在谷钟秀、杨永泰等领导之下,又活动起来。为 加强活动并以旧班底集合了国会议员四十余人,正式组织了一个政党叫‘宪政社’,拥护黎元洪。黎氏东山再起,本是孤家寡人,也落得与政学系合作,以图减轻直 系军人之压力。因此当黎元洪邀张绍曾组阁时,李根源被网罗为农商部总长,该系另一要角彭允彝则出长教育。这一项新发展因而引起了政学系与直系军阀的正面冲 突。黎元洪也因此视政学系为其死党。所以当黎氏为直系军人压迫去职时,索性任命李根源为国务总理,并‘裁撤’所有巡阅使和督军。此举虽系黎氏愤懑的表示, 但是却宣布了政学系和直系军阀的正式离婚。因此当民国十二年十月曹锟‘贿询时,政学系遂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个投曹锟票的‘猪仔’之中,政学系的领袖 们皆不与焉。所以不论政学系的功过如何,这一点还是值得史学家赞扬的。不过‘猪仔’们的灵魂,虽只值五千元一头,但是当议员还有不做猪仔的自由,五千元光 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学系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须而公开反对,这都表示政学系这批领袖们,虽都是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但是他们也还有相当操守,和相当独立 的主张,为人处世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又岂是一味骂军阀时代一无可取的后世‘委员’和‘代表’们所可企及!?

   不过有组织的政学系,在曹锟贿选后,已不能复振。民国十三年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因冯玉祥倒戈而被囚。北京政府成了张作霖、冯玉祥和段祺瑞的合营公 司,并以段为‘临时执政’。政学系遂又依附于三派中较为进步的冯玉祥。但这时冯玉祥的力量本甚微弱,政学系本身也已成强弩之末,迨冯玉祥败出南口,政学系 在华北的政治生命也就不绝如缕了。

   至于华南,政学系则已被连根拔去。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的清一色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 广州作祟。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学系领袖们因而又作了投奔无门的丧家之犬。直至国 民党于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们遂又在国民党下,生起根来。

  

   (四)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学系’原为民国初年,北京国会内议员们所组织的一个政团。这种政团实是民主国家国会形成期间所共有的现象。美国国会成立之初,政 见不同的两位领袖杰弗逊、汉密尔顿二人便各自纠集党羽,在国会内形成两个政团,而开美国两党制之先河。政学系早年的领袖,亦均一时之选,在国会内集合同 志,组织一政团,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大凡一个民主政团,必有其代表性。美国早期的杰弗逊集团所代表的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和负债阶级。他认为‘中国的小农制’应被视为美国农村建设的目标。 他们主张把‘工厂放在欧洲’以免资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国农村社会来作恶。汉密尔顿则是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和债主阶级。他们憎恨所谓群众。所以汉密尔顿说 ‘群众是野兽’。这是美国革命后所自然形成的两种社会力量,因而在国会内,形成了两个政团来代表他们。

   试问我们所讨论这个‘政学系’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上什么一种利益呢?回答这一问题,只有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人,才敢胡说。好学深思的社会科学家,就未便信开 河。因为一个政党如果代表某个阶级或某种社会力量,其方式只有两种,一是某政党的成员是某阶级产生的;二是先有恶势力的组织,然后与某阶级勾结以取得援 助。所以它的政策与作风是有其赓续性。吾人如检讨政学系,便发现他们并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当时最反动的‘交通系’,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 华革命党’,乃至南北各派军阀,都不代表任何社会力量,任何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

   试看变得最多最快的‘倒戈将军’冯玉祥。他从满清的管带,做到洪宪王朝的‘男爵’;再作直系军阀;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无所属的国民军总司令;受基督 徒洗礼而受西方传教士支持的‘基督将军’;又做了受布尔什维克洗礼的‘北赤’;又做屠杀共党的国民党右派;再做受少数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又重作冯 妇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战后游美又作了资本主义的宣传员;中共政权登场,焕公(冯玉祥字焕章)又打算立刻回国投效,终至丧生黑海。试问这样一 位变来变去多彩多姿的人物,他究竟代表那个阶级;那一种社会力量?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冯玉祥在民国史上所起的各种决定性作用。

   所以吾人如果要谈政党的代表性,第一要有个各种社会力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会;第二要有个守法而有效的议会政府。大家按法律程序来争取政权,政党始有代表性。

   我国民国初年的政府和社会都没有具备‘政党政治’的条件。搞政党的人不是社会任何力量所产生的代表,而是我国‘学而优则仕’的职业官僚传统产物。他们离开 了‘议会’离开了‘官’,那就如鱼之失水了。正好政治不入常轨,国会上下两院亦如台湾以前的‘国大’与‘立院’,由‘客观环境’所限而不能改选,议员先生 有干薪可拿,锋头可出,胡同可逛,万寿无疆,皆大欢喜。谁要打掉我的铁饭碗,我就要和谁拚到底!

   不过吾人可不要小视民初那些议员,尤其‘政学系’那批政客。他们当初都是‘许身革命’的志士。‘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他们都有过汗马功劳。他们不是 只知举手喊万岁的‘猪仔’,而却是够得上与‘中山先生’、‘克强先生’称兄道弟的特立独行的人物。处于民初混乱的局面下,生存上对职业的要求;道义上对国 家的责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否则当初也不会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门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会力量和阶级;在上又没有 一个‘睿智天纵’的‘圣主’可以去效忠。袁世凯、段祺瑞一批武夫,又远非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确有‘济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处不着边际之 时,他们的行动就只受两种力量支配了。第一是个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个人的政治信仰。

   论起切身利害来,那他们都脱离不了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在公则辅翼圣主,福国利民;在私则荣宗耀祖,升官发财。所以政学系里面的分子,最大 的政治欲望则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长。他们之间没有想做皇帝的人。因为‘自古帝王多无赖’,他们都是书生出生,还未下流到‘无赖 ’的程度。

   若论政治信仰,则他们都是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起家的。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跳不开时代所给予他们的观念。这一时代有为有守的人都认为议会式的民主政 治,是‘民国’的最高原则。他们反对过满清大皇帝,也反对过洪宪新皇帝。对孙文要改变的民主基础来‘慎施命令’的寡头作风,他们也照样不能接受。所以就政 治信仰来说,他们原系有‘道’之士。但是当他们由于无拳无勇,有道难行之时,他们又没有孔二老头子‘乘桴浮海’的决心。等而下之,便走了战国时代‘游士’ 一流人物的道路了。他们要向有权有兵者游说,以图合作了。从政治信仰来看,他们可能为着原则,有时还要摆一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的架子!从利禄着 眼,则有时难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挟纵横之术,来干禄公卿,至于原则也早就收起不谈了。这便是早期政学系成员的本质。不过民国还粗具大一统之外表;他们 也还有个‘国会’为老巢,所以政学系事实便是一群气息相投的‘策士’的组织。其动机虽万难与孟轲、荀卿的游说相比;其作风亦尚略胜于‘收两国之金’的下流 策士。

   要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外两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极权政治。人民之福端赖圣主明君之施与。另一则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决于人民之投票。我 国早期政学系之可悲,便是他们生存在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非牛非马的政治制度中。‘政学系’内的一批政客,都可说是‘治世之能臣’,圣明在上,他们都 可辅翼天子,调理阴阳,可惜他们迟生了数百年。再说,如果中国当时民主政治有基础,他们也可代表阶级利益,作民主党魁,哗众取宠。不幸他们又早生数十年, 甚或数百年,终至长才不遇而沦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团,在岑春煊、黎元洪、冯玉祥之间讨饭吃,本来也实够惨了,直至国民党北伐完成,‘国会’一去不复返, 这一批‘政学系’内的职业官僚,难免就更是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而另谋职业之道了。

  

   (五)

  

   当政学系在华北华南皆无立足之地时,天无绝人之路,华南的革命政权发动了有名的北伐;和由这北伐而带来了的左右两派的分裂,天下又复多事。历史事实告诉过 我们,统兵善战的将材,和口若悬河的策士们士唯恐天下无事的。天下愈多事,他们的机会也愈多。政学系的枯木因而又在这多事的国民党两派的夹缝中开始发芽 了。

   今且检讨一下国民党分裂的经过。

   国民党在民国十二年打走了陈炯明,孙中山又在广州挂起‘大元帅’招牌之后,开始改组和联俄容共了。但在这改组之初,当权派的首领人物都是一字号‘中华革命 党’的老班底。他们一致认为‘政学系’是革命党的叛徒,甘心与北洋军阀狼狈为奸的官僚。尤其使他们不能容忍的则是出任张绍曾内阁的李根源,竟在民国十二年 五月三日的国务会议中主张下令讨伐广东。虽然这一议案被黎元洪拒绝盖印而打消,广东国民党人对政学系实在是恨得牙痒痒的。

   谁知政治的变化是莫测的。国民党改组之后,党权逐渐旁落,老一辈的‘中华革命党’终于变成了‘右派’,而被逐出广州。民国十四年中山逝世之后,广州方面竟 形成汪精卫、蒋介石联合独裁的局面。在不可一世的革命风气笼罩之下,中华革命党的老领袖都已被目为‘反革命’;那些依附军阀的‘政学系’的反动性,就更不 必提了。当时汪精卫所领导之下,‘国民革命’的‘内容’便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和军阀的走狗。军阀自然就是张作霖、吴佩孚一干人了。走狗是谁 呢?政学系自然也在内了。谁知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第一位独裁者汪精卫不久也垮台了。掌权落道自称为‘党中后辈’的青年军人蒋总司令之手。

当民国十五年底北伐军声势如日中天之时,国民党人才所集中的左派因而便联合了共产党,对这一位以枪杆起家新领袖实行反击。这位新领袖原以一介匹夫,于三数 年之间一跃而为有独裁全国趋势的政治、军事领袖。因而在军事胜利一日千里,尤其是在党内党外一致围剿他之时,为着扩展力量,为着自身生存,他便发现他的四 周的军事和政治(尤其是政治)人才的贫乏了。他掌握偌大的政权和地盘,但是他环顾四周穿草鞋打绑腿的忠实信徒,多半是些只能和共产党打皮拳或向老百姓喊半 通不通口号的新进少年。例如当时像程天放那样一流的人,做个乡长尚且才有不济,做到江西教育厅厅长便已天旋地转了,遑论其他。但是反蒋的却都是一时俊彦, 都有萧、曹之才的人物。蒋公要开府东南,囊括天下,光凭几杆破枪,和一些只能喊口号耍皮拳的喽啰实不足以成大事。这位才大心细的领袖因而开始在党外人才中 打主意了:上起北京政府前内阁总理王正廷和黄郛;下至上海望平街的报人陈布雷、潘公展等因此都在他的网罗之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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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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